《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新收获——李金坤《风骚比较新论》简评

《风骚比较新论》一书,科学运用比较方法,在综论中原文化影响南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从“文学精神”、“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三大版块,多角度、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地具体展开对《风》与《骚》在忧患意识、山水美意识、自然生态意识、龙凤文化、梦幻文化、弃妇情结、体制特征、比兴艺术等方面的异同比较,用事实证明《诗经》对《楚辞》全面而深远的影响。     

从《卫风.氓》和《邶风.古风》浅谈《诗经》中的弃妇诗

婚恋诗是《诗经》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剧结局,抒发弃妇愤懑不平的弃妇诗尤为典型。它们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早期妇女的不幸遭遇。因此,对《诗经》中弃妇诗的研究,对于了解我国上周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妇女们所处地位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文学不可忽视的重要领域。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代言与自喻——魏晋弃妇诗文探析

魏晋弃妇诗文既有代言体,又有自喻体,创作主体都为男性文人.从《诗经》、汉乐府民歌中的弃妇诗到魏晋弃妇诗文,“弃妇”这一概念经历了由实而虚的演变.在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中,文人们由最初对弃妇的同情而渐渐转化为借弃妇以抒发内心的苦闷,最终导致逐臣—弃妇意象的生成,曹植继承屈原以香草美人喻君臣的传统,是这一意象的开启者.逐臣—弃妇意象的生成意味着弃妇问题由一个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文人们的心灵问题.     

《诗经》"赋"法艺术特征新论

通过对《诗经》“赋”法传统认识的辨正,对《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予以重新认识——《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因所需,固然可以层层铺叙,然而,不借助比兴,而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也应该是《诗经》“赋”法的重要艺术特征,但是,立足于诗体的抒情本质,随物婉转,曲尽其情,寻求并“叙”出与此时特定情感有关联的客观物象以物化此“一时之情”才是《诗经》“赋”法的根本艺术特征所在。     

屈原与《诗经》——从一个侧面看屈原艺术思维的来源及特色

本文通过《诗经》与屈原作品的对证比照,认为屈原熟谙《诗经》,《诗经)的比兴艺术是屈原艺术思维的一个来源;屈原的艺术思维具有区别于《诗经》的三个特征:物象选择的“凭虚构象”,表象运动的自由拼接及对习惯性联想的突破,这是屈辞别开生面、垂范后世的一个重要原因.     

《诗经·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之比较研究

《邶风·谷风》与《卫风·氓》篇,是《诗经》中两篇著名的“弃妇诗”。它们产生在同一个时代、地域与生活背景之下,而却有着不同的思想主题、性格表现与艺术手法。本文从背景、主题、形象、艺术四个层面对这两首诗作了比较研究。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中、晚唐诗人“风”、“骚”情结简论

从中唐元稹、白居易写实派,到古文运动领袖韩愈、柳宗元风雅“美刺”比兴的积极倡导,再到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颂美讽刺”的文学主张,均是《诗经》精神的最好体现。至于屈骚精神,则得到了中、晚唐诗人普遍而自觉的接受。韩愈、柳宗元继承并发扬了屈原“发愤以抒情”的言说方式,揭露黑暗,反映社会,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杜牧、李贺、李商隐、皮日休、陆龟蒙等优秀诗人,或追慕屈骚精神,或力仿屈骚作品,或承传“香草美人”,或同情屈原遭遇,屈骚精神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颂与赞美,并取得“风骚共一源”的认同,尤其是屈原为唐哀帝诏封为昭灵侯之后,屈原形象则更是空前高大。     

《诗经》中弃妇形象的价值

在中国古典文学人物长廊中,有许多弃妇形象。《诗经》是弃妇诗的滥筋,其中塑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弃妇形象·这些形象以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意蕴在文学史上显示出十分重要的思想认识价值和道德审美价值。     

初、盛唐诗人“风骚”情结探微

在唐代诗人那里,《诗经》始终是被人们作为对抗齐梁浮艳诗风与形式主义创作倾向的正面形象而加以倡导和推崇的。从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风雅兴寄"的呐喊,到盛唐杜甫"别裁伪体亲风雅"的创作实践,《诗经》皆受人们的青睐与追慕。而屈宋及其《楚辞》等作品,在唐诗的进程中,其命运却无《诗经》那样幸运。初唐四杰则将"精采绝艳"的屈骚作为必须摒弃的齐梁浮艳诗风的罪恶之源,甚或"亡国之音"。只有到了盛唐,屈骚精神才引起了诗人们的高度重视与热情赞美,孟浩然、王维、李白、杜甫、殷?、王昌龄等皆是代表人物。尤其是李白与杜甫,对屈骚精神更是推崇备至。屈骚精神在盛唐诗苑绽放出了鲜艳的花朵。     

论宋代词学的"骚雅"

南渡之初鲖阳居士提出“骚雅”的批评标准。南宋灭亡以后,张炎著《词源》,确立“骚雅”为宋词的审美理想,并且指出南宋词坛实际上存在的两种“骚雅”:无意为词,借助汉魏古诗的手法的稼轩词;注重发挥词的特质,在本色入乐的前提下发挥风月、咏物言志的白石词。江湖词派中的遗民词人借助白石的骚雅句法来润色清真词的意趣不高,又借鉴清真词的典丽、梦窗词的字面、梅溪词的句法来改造白石词的尽兴率意。给“骚雅”的词法融入“骚雅”人品,从而完成了对骚雅理想的追求。     

试论《离骚》中的多元文化影响

《离骚》是时代的产物，是楚文化的产物，但更深入一层看，它是整部上古文化的产物，是千百年来四方百族多元文化交融汇聚的结果。东南西北各方文化在楚国这块土地上碰撞、融化，造就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也造就了《离骚》独树一帜的多元文化色彩。反言之，《离骚》也映证了华夏上古文化的丰富性、复杂性、多元性。     

诗骚传统艺术精神的绵延--论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

注重抒情的中国古代诗骚传统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影响了汪曾祺的诗化抒情体小说创作。本文从小说的结构、审美、语言以及抒情性四个方面来考察这种影响。     

关于《粤风》及《《粤风·壮歌》译注》

<粤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首部多民族民歌集,它包括汉语民歌53首,瑶歌21首,俍歌29首,僮歌8首,总计111首.<诗经>里有周南、召南、邶风、卫风等15国风,独缺四隅之风,也缺岭南之风,故辑解者李调元把<粤风>提高到了<诗经>补缺的地位.它语言新鲜,意境优美,手法多样,更富有特征的是瑶歌、俍歌、僮歌记录的是原文.具体来说,瑶歌采用汉字来记瑶音,俍歌、僮歌则保持古壮字原文,并尽量做翔实的解释.由于辑解者李调元不懂壮语,也不大谙熟壮族风情,注解中有不少错漏;后来的<粤风考释>草率从事,又错上加错.为扭转这种情况,笔者在<<粤风·壮歌)译注>里尝试采用目前流行的科学版本整理方法作了新的译注.     

《雷峰塔》传奇与《雷峰宝卷》

作为宗教文学和民间文学的《雷峰宝卷》与文人作品方成培《雷峰塔》传奇的比较，展示出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如何造就着不同的审美价值。方本传奇的情节是性格化的，而《宝卷》则呈现一种天数其表、伦理其实的状态。方本传奇的人物按生活现实化了，《宝卷》则按伦理标准理想化了。方本传奇带着现实的全部复杂性而对人的欲望加以肯定，而《宝卷》则以儒佛结合来规定现世生活的进程，同时也突出了这“和谐”格局中的冲突。     

冯友兰对“大全”悖论的消解

冯友兰十分重视逻辑在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并自觉引进和运用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在创建“新理学”过程中冯友兰发现了“大全”悖论并意识到逻辑分析方法在把握形而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 ,因而力主用“正的方法”(逻辑分析方法 )和“负的方法”(直觉方法 )相结合来消解这种悖论。“大全”悖论的消解对冯先生的哲学观产生了深刻影响。     

对《离骚》中“将”字一词翻译的思考

通过对《离骚》中“将”字情态语义与翻译策略的分析发现,情态翻译不仅受到时态选择的制约,而且还受到情态场和译入语情态表达形式的影响,故译者在翻译情态时应该对其给予充分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