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密的反理学思想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四川新繁县人,著有《弘道书》等。在明清之际的学术界,费密并非赫然大家,但他批判理学别开生面,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其反理学思想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通诸四民”的“中实之道”费密认为,理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悬空”的。“自性理之说兴,……始以理为至极,而居末有     

一组汉语史上的重要著作——《助语辞》、《助语辞补义》、《助语辞补》和《助语辞补义附录》简介

一九三二年《修辞学发凡》初版时,刘大白先生为此书作了一篇《序》,写道:“在《马氏文通》出来以前,诚然已经有了许多合文法有关的书。例如明代卢纬以氏底《助语辞》,清代王济师氏底《虚字启蒙》,袁仁林氏底《虚字说》,刘淇氏底《助字辨略》,王引之氏底《经传释词》,张文炳氏底《虚字注释》之类;而且一八六九年(民国元年前四十三年,清同治八年)更有了美国人高第丕氏和中国人张儒珍共著的《文学书官话》,是一部正式的今话文文法书。”     

费密《任瀚传》辨误二则

近来笔者在袁凤孙《嘉靖南充县志》中,发现清代著名学者蜀人费密为“嘉靖八才子”、“西蜀四大家”之一的任瀚所作传,但传中错误有二,详见下:其一,费密《任瀚传》称:“癸巳(嘉靖十二年),天子遴才,改春坊司直,兼检讨。”而《明史·任瀚传》则为:“十八年,简宫僚,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孰是孰非?按,嘉靖十二年,任瀚确同唐顺之等同被吏部推翰林编修,但被“报罢”。《明世宗实录》卷一五二记此事甚详,“先是,上以翰林侍从人少,诏吏部博采方正有学术,为众望所归者充其选,于是部臣疏顺之等十人名上。诏七人改补如拟,其报罢三人者,任瀚、…     

谈谈阶级分析与史料的鉴别和应用

郑涵同志《试论孔子对晋铸刑鼎的批评及其政治意义》—文对拙作《从周代的奴隶法谈到孔子思想的阶级性》提出商榷。郑文的主要意思(一)认为在“夷之蒐”以前,晋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已经大为削弱,而异姓的新贵族实为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因之赵盾的“常法”以及“宣子之刑”就是为新贵族——地主阶级服务的。(二)晋之六卿同为新贵族——新兴地主阶级的组成部分,所以赵鞅与范中行氏之间的矛盾与他们的阶级属性无关。(三)春秋战国间对于范、中行氏的舆论——孔墨等对范、中行氏的     

费密对理学“道统”论的批判

费密(1625—1701),字此度,号燕峰,四川新繁县人。费密承其家学,毕生研究经、史,著有《弘道书》、《尚书说》、《史记补笺》等。晚年定居泰州,与万斯同、万斯大、阎若璩、钱谦益等往来,“纵横经史”,学问圈内的人皆“推服其经术文章”。然而他的著述大部分“湮晦罕传”,终致“三百年来几乎没人知道”,诚为可惜。 费密生活于明末清初,其时统治了中国思想界六、七百年的宋明理学已江河日下,成为思想界众矢之的。王夫之从哲学思维的高度,批判、改造了理学诸多范畴和命题,建造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从而终结了理学;黄宗羲等人侧重政治问题,痛斥了理学所维护、所美化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顾炎武等人则以宏扬汉学、倡导训诂考据,来否定理学“发明义理”的治经路数,挽救理学“空谈义理”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危机。费密推崇汉学与顾炎武接近,然他的特色在于集中全力攻击理学的所谓“道统”论。     

代词复指前置宾语质疑

在古代作品中,常见这样的句子结构.例如:“秉国之均,四方是维.”(《诗经·小雅·节南山》)“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姜氏何厌之有。”(《左传·隐公元年》)“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论语     

关于《费燕峰先生年谱》的作者

《费燕峰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为研究明末清初四川思想家费密(1625—1701)的重要资料。由于《年谱》只得钞本,因此流通不广,鲜有研究费密的论著提及此书。即使在书目方面,亦只有杨殿珣《中国历代年谱总录》及来新夏《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二书有《年谱》的记载。关于《年谱》的编者,谱前并无扉页注明,惟谱中每卷卷首均题“孙     

从《语助》到《音释助语辞补义》——关于我国系统研究文言虚词最早年代的考辨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之后加了一条附注,全文如下: 关于卢以纬氏的文法著作,大白先生早就提到《助语辞》,我们年来略事收集,开承朋友们帮助摄影、抄录,已经得到四种本子。其中三种都是以“助语辞”为名:(1)明代出版的《新刻助语辞》,见胡文焕编的《格致丛书》,书前有万历壬辰年(公元1592年)胡文焕氏《助语辞序》;(2)清代出版的《音释助语辞补义》,康熙丁酉年(公元168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3)日本出版的《重订冠解助语辞》,享保丁酉年(公元1717年)版,也录胡文焕氏《助语辞序》。这些名为“助语辞”的书,都是卢     

费密诗集考

费密是明末清初与扬州、泰州地区密切相关的一位重要学者与遗民诗人,他的著述在流传过程中散佚较多。在历史上可能有费密诗集《鹿峰集》的存在,现存费密诗集《燕峰诗钞》有两个版本──怡兰堂本与二自山房本,其中,怡本诗钞数量较少,但为费密所作已有定论。二本诗钞文问世较晚,有近三百首诗歌,通过《费燕峰先生年谱》及其他资料考证,为费密所作基本无疑。     

古书书名与篇名

古代书籍,多无书名。有的甚至连篇名都没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的古书,它的书名,多出自后人的追题。这是由于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有关,那时“作之君,作之师”,“人王”即是教主”,连“先师”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教权文权”下移以后,还只能是“述而不作”地整理《诗》、《书》,编辑“鲁史”(即《春秋》)。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春秋以前,並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古书通例》)。古代不少书籍大部分是由集体劳动写成的,例如留传今世的编     

段玉裁与《富顺县志》

一、段玉裁《富顺县志》以前的富顺志书富顺为蜀之繁邑,其邑志“自宋元以前,寥寥然已不足征,明景泰甲戌(公元1154年)县尹李公子诚尝一志之”(嘉靖十九年(1540)何钟《富顺县志序》)。其后嘉靖年间,富顺人何钟,正德庚辰进士,官至陕西佥事,当他“乞闲林下”之后,曾纂修富顺县志。何钟     

桑丝文明源齐鲁

《桓潭新论》曰:“昔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这是见于文献的我国最早的用丝记载。最早言及琴、弦产地的是《禹贡》。即徐州贡的“峄阳孤桐”和青州贡的“(今西)丝”。《史记·夏本纪》释:“峄山之阳特生桐,中琴瑟。即邹山,在兖州邹县南二十二里,多梧桐。”集解引孔安国:“(今西)桑蚕丝中琴瑟弦。”神农氏以鲁地为活动中心,《帝王世纪》云,“神农氏”都于陈,作五弦之琴,后又“营都于鲁曲阜。”可见,神农氏的五弦琴当是取邹山桐,东莱丝做的。“丝为弦”是居于山东的东夷人的创造,此即我国桑丝文明之始。     

太原考

对于秦国设置太原郡(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以前的“大原”地望,历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在今太原市附近;①有的认为在今固原、平凉一带;②有的认为在今晋西南。③我认为:前二说没有搞清楚“太原”本身的演化过程,因而各执一,未及全貌,这在后面详考;后一说,值得商榷,王国维氏主张此说,他的根据为《禹贡》、《左传》。他说:“《禹贡》记禹治冀州水,首壶口、梁、岐,次太原,次岳阳,次覃怀,次衡漳,     

莎士比亚之肤色观

莎士比亚反对种族歧视之思想,首先表现于其对“黑”之审美观.莎氏认为“黑”为美之化身.试读莎氏之诗剧:“黑为美之继承人”,“我情妇之发浑黑如乌鸦”(《十四行诗》第一二七首);“汝之黑胜于举世之秀妍”(《十四行诗》第一三一首);“黑为美之本质”(《十四行诗》第一三二首);“绝代佳人眉宜黛”(《第十二夜》);     

安徽英族的由来及南迁

<正> 安徽英族是西汉时英布的后裔。英布封于六(今安徽六安),为准南王。英是氏,本姓偃,英氏是偃姓的一个分支。据《史记·黥布列传》记载:“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隐》说:“布本姓英。英,国名也,咎繇之后。”《国语》:“晋有英成僖子。”《通志·氏族略》说:“英,偃姓,皋陶之后,以国为氏。汉有英布,为九江王,望出晋陵。”又说:“六氏,偃姓,皋陶之后,文(公)五年楚灭之。今庐江故六城是也。子孙以国为氏。”可见英是皋陶之后,本姓偃,后来以国为氏,便称英氏了。又因为英布年少时以罪被黥,遂以黥氏。《通志·氏族略》说:“以凶德为氏,黥,偃姓,皋陶之后,淮南王英布,遂为黥氏。”《史记·索隐》说:“又《春秋传》六与蓼,咎繇之后,或封于英、六,盖英后改为蓼也。”宋邵思纂《姓解》:“英布,因黥     

《红楼复梦》中反映的清代镇江文化、风习三事

《红楼复梦》,全书百回。作者丹徒(镇江)人陈姓,自署“少海氏”、“小和山樵南阳氏”。书首其妹《序》中又称他为“红羽”。初版虽似刊行于广东春州(今阳春县),然细味书中人物背景境地,其稿本显系在镇江写成。《序》末署“嘉庆四年已亥”,应系“嘉庆乙丑年(十年,1805)”方刻成行世。此书名为《“复”梦》,实则内容撇开《红》书另立格局,以京中南归的“贾府为宾”,而以镇江商宦豪门“祝府为主”,主旨妄图以“投胎转世,抑黛扬钗”来压倒此前另一较佳最早续作《后红楼梦》中的“借尸还魂,抑钗扬黛”。为此,竟将     

《荒书》校勘补

费密为蜀地新繁人,其所著《荒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历史上,《荒书》最早的刻本当为怡兰堂丛书本,此刻本是唐鸿学根据新繁严渭春所藏钞本付梓,刻成后又得新繁杨氏之钞本,遂据以雠对,复出校记35条。1985年2月,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太和县御寇始末》一书,又以“外一中”的形式,把费密的《荒书》也一并出版。此书由谢伏琛标点,并作校注。然而此书又出现了不少新的错讹。本校记以经唐鸿学校勘过的怡兰堂丛书本为底本,以《明史》、《平寇志》、《滟囊》、《明史纪事本末》、《圣武记》等有关著作为校本,另行出校35条,而谢伏琛已校者则不在其内。     

中华民族的原始葫芦文化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这是中华民族《创世纪》的神话传说。文献记载的“三皇五帝”,其说不一,但都是指夏、商、周“三王”以前的远古原始时代。东汉郑玄以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为“三皇”(《路史·后纪·女皇氏》)。司马迁则只从“五帝”说起,以黄帝、高阳、高辛、尧、舜为“五帝”。我国少数民族对于“五帝”,除高辛外,几乎毫无所知。却有许多民族知道盘古;知道伏羲、女娲,把他们当作创世祖,并且把葫芦作为这两位共祖的合体来崇拜。那么盘古又是什么呢?据闻一多考证;盘古也就是葫     

厉王在位年考——兼论西周诸王在位年数问题

(一) 问题的提出鬲攸从鼎铭云:“唯卅又一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官(彳屖)大室”,此鼎郭沫若同志《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列为厉王时器,刘启益同志《微氏家族与西周铜器断代》一文(见《考古》1978年第5期),也认为此鼎是厉王时器。鼎铭中的“卅又一年”,刘启益同志释为“卅又二年”,这是因为“一年”二字在铭中是合文,有误释为     

三代地税研究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滕文公篇》)。 根据这种说法,夏商周三代的田税基本都是以收获物的十分之一为征收标准。然而,对贡法、助法、彻法的解释,因为不能详尽地征引文献,历来都是不一致的。特别是彻法,自汉儒以来,直至今日诸说纷云,莫衷一是。 《论语》说:“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我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颜渊篇》)假如完全根据这种见解来判断,周代极盛时期是实行过什一之税的。(哀公元年是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