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科技与海洋生态：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时代理论”的发展动力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空间逻辑来看,人类由地中海时代步人大西洋时代,而后逐步进入太平洋时代。马克思主义“太平洋时代理论”以世界视角为出发点、以现实发展为逻辑起点强调了未来太平洋区域的重要性,彰显了其预见的准确性。当前太平洋时代的发展需要两大引擎,一是海洋科技成为时代发展和前进的动力;二是海洋生态成为时代的科学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的根本所在。这两大问题共同构成了太平洋时代发展的关键。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及其意义

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幸福时代”、“时代精神”、“历史时代”和“时代问题”等思想内容。青年马克思认为风尚纯朴、积极进取、人民具有自由和人民优秀品质得以发展的时代是“幸福时代”,论证了所有人成为“自为的存在”实体的“时代精神”是可能的，明确指出“人的解放”已经是“历史时代”发展提出的现实要求，提出“问题”是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还要求每个人都做当代历史的“同时代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在不断探索演进的过程中，具有了自身的思想特征：综合社会不同层面来阐释时代，划分时代的标准具有综合性，没有把某一层面的尺度绝对化，从总体上看具有科学性；从社会不同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把握时代问题，把时代精神看成是历史总体性的存在，运用“主谓颠倒”的方法分析时代，分析时代的方法具有总体性、相互性和唯物决定论性质；其形成和发展与唯物史观的萌芽是一体的，具有探索性、具体性和实践性。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构建马克思时代观的内容体系具有理论意义：可以构建评价幸福时代和时代批评的理论，构建阐释时代精神的理论，从时空、社会、历史和主体四个维度构建把握时代问题的理论。青年马克思的时代观对于解决...     

时代主题与“一国两制”──邓小平的贡献

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邓小平“和平发展”时代观与“一国两制”国家统一观的作用与意义。时代主题的演变：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一国两制”的提出与初步成功实践：将为全面实践和多国实践提供可能；“一国两制”的历史考察：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提出并真正实践这一伟大设想；“和平发展”时代观与“一国两制”国家统一观：辩证统一、社会主义中国内外政策的有机结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的历史时代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历史时代是唯物史观用来划发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范畴。人们可以根据实践的需要，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运用不同标准来划分历史时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审时度势，把当今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这一科学论断，为我们正确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实行对外开放策略、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用“一国两制”方法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理论依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太平洋时代到来的关键──中国崛起

近几十年来，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大西洋沿岸国家的发展速度，太平洋区域和大西洋区域的差距正在缩小。极具潜力的中国崛起，将使世界历史由大西洋时代过渡到环太平洋时代。     

乌托邦意识形态下的“成长”真相——有关王安忆《启蒙时代》

《启蒙时代》从叙述内质来看，是以文学的方式揭秘一代人的心灵成长历程，王安忆“文革”思想的历史叙述是在建构一种时代启蒙、一种人生意义上的启蒙，这才是时代启蒙的“成长”真相。     

“群英时代”与新时代教育

人类社会正从“英雄时代”进入“群英时代”,这是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教育诸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群英的涌现已汇成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并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群英时代”的教育必然要有新的创新和变化,包括教师角色和教育内容的转变以及“创新模拟法”的采用等。     

“香港回归”的三大支点

中英香港问题是一个超越时空界限的历史性命题。“香港回归”主要基于三大支点：（１）时代支点———近代殖民主义时代是“香港失落”的历史支点，当代和平与发展时代是“香港回归”的现实支点；（２）国力支点———香港由“失落”到“回归”的过程，恰恰是中英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巨大变迁的过程，是国力天平由倾向英国渐趋倾向中国的过程；（３）“一国两制”政策则以崭新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实现了历史与未来的统一、继承性和超越性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使“香港回归”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论中国古代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延续及其当代启示

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起源于前国家时代的宗族性协作农业，夏商周“王权”时代确立了中央集权制政体，秦至清“皇权”时代，以皇权为核心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日益强化。由“王权”向“皇权”演化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体制也随之加强。“大一统”思想作为主导性意识形态，为中国古代集权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石；中国古代集权体制为“大一统”思想的官方地位提供了制度保证。中央集权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赓续不断，与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极好的相适性，并与“大一统”思想观念相互为用，为中国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延续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制度保障。“大一统”思想和中央集权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理念，可以为当前的现代化之路提供有益的借鉴。     

“软工作”兴起：“智能+”时代人的本质复归

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及其大规模应用使人类迈入“智能+”时代。从批判“异化劳动”到提出 “消灭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分工造成的“异化劳动”思想在“智能+”时代已具有经验的现实。“智能+”时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消灭异化劳动”创造了日益充分的条件。“软工作”兴起意味着劳动复归为一定程度的人的本质活动。资本与劳动的博弈出现了有利于劳动的趋势。“智能+”时代，“软工作”兴起，变革僵硬的劳动制度、建立新的劳动认知框架成为时代发展的内在要求。整个社会应遵循协同、互利、合作、共赢的价值准则。资本主义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历史必然性更加凸显，劳动正义必将成为整个社会共识。信息革命以来劳动形式和劳动内涵的不断嬗变确证了“智能+”时代是复归人的本质时代。     

数字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马克思主义将存在于今后的社会,是不会终结的.面对社会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包括其文艺观如何保持思想的敏锐状态,对数字化时代的社会现象加以创造性的阐释,进而完全地置身于“历史”,置身于“时代”,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存在和发展上的新课题.     

论炎黄时代的宗教形态

炎黄时代是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它在考古学上与仰韶时代相对应。反映在宗教形态上 ,呈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巫术与图腾崇拜并存 ,生殖崇拜由女性向男性转变 ,同时又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 ,产生了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等。这一时期宗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便是从“家有巫史”向巫师集团的转化     

“和平与发展”还需革命

世界社会主义战略要以时代的基本特征为依据，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主要内容和发展方向， 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和平与发展”没有改变历史时代的性质。这个过渡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平与发展”的实现也离不开革命， 改良只是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因此， 世界社会主义战略， 首先要立足于无产阶级革命， 同时要根据情况的变化相应地改变革命的形式。     

论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与时代认知

朱熹天命观的构成体现为“天”与“命”的统一;时代认知表现为对天命的认知.朱熹在融合了各历史时期儒家天命思想基础上,对其丰富发展,并形成了自己的天命观.朱熹天命观不再把“天”与“命”看作是对立的两种事物,而把“天”与“命”看作统一构成体,他们统一于理之中,以此适应时代的需要.朱熹天命观要求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思想、言行、都要适合君之命令,这是人的天命.朱熹天命观的时代境遇还在于人们对天命的认知,以此自觉的引导人们思想精神,规范人们的社会活动.朱熹天命观肯定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强调了人的主体作用,这是“人”之所以“成人”的关键.     

马克思人学理论视域下时代新人培育的根本出场和价值场域探析

马克思人学理论是围绕“人”,关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和人的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时代新人培育这一重要实践活动提供了研究视域。深刻阐释马克思人学理论中“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发展”的含义，可以为时代新人培育提供哲学基础和理论遵循：“人的本质”理论引导时代新人培育的根本出场，要从“人的本质”出发，贴合时代新人的实际，提高时代新人培育的有效性；“人的需要”理论决定时代新人培育的主题生成，要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时代新人的需要和特点，完善时代新人培育的过程；“人的发展”理论奠定时代新人培育的价值场域，要从“人的发展”出发，注重时代新人价值诉求，强化时代新人培育的多维化。在马克思人学理论视域下探讨时代新人培育的根本出场、主题生成和价值场域，对促进时代新人培育具有重大的价值意义。     

西部时代的盛衰与唐宋社会变迁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为西部时代与东部时代。西部时代的全盛期在唐朝；以“马”文化著称，胡气十足的宣武播文型文明鼎盛于唐；东部时代的开端是宋朝，“船”文化兴起，马文化衰落，华夷之别的文治靖国型文明开始于宋。     

新诗四时代论纲(上)

着眼于“诗时代”、“艺术时代”来审视和描述新诗艺术的自身发展,无疑比重在史述社会发展的“三个十年”论更有诗学意义。现代新诗起步于胡适时代,中经郭沫若时代的创制和戴望舒时代的整合,至艾青时代趋于成熟。新诗艺术发展的时代链中,胡适时代是放足与求真的写实时代,郭沫若时代是创制与求美的浪漫时代,戴望舒时代是纯粹诗歌的现代时代,艾青时代是在苦难中成熟的综合时代。四个艺术时代的嬗递演进,成就了现代新诗及其辉煌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三维探析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特定时间的进入、融合与发展,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立场、观点、方法与时代特征、时代主题和日新月异的实践相结合,使之能够应对时代挑战,反映时代精神,回答时代课题,引领时代发展潮流,成为时代精神之精华.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的内在驱动,又是时代主题转换的内在要求和当今社会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时代化的实现,是一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系统建设工程,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高速统一与互动中,在关注其当代走向、回答和解决时代重大问题中,在“坚持”、“发展”、“创新”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     

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分期与“近世”问题——日本东洋史学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19世纪末日本的那珂通世最先以“上世/中世/近世”的西洋式历史分期法来撰写中国通史,接着内藤湖南提出“宋代近世说”并进行论述,后来宫崎市定予以继承和发展,且将“近世”与西洋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相对应、相比较,遂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史亦即所谓“东洋史”模式。在这个过程中,“上古/中古/近古”与“上世/中世/近世”之间、“近世”与“近代”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逐渐明晰,“近世”的内涵逐渐得到确定和确认。“近世”既是“中世”后的时代,也是“前近代”的时代,是一个崭新的变革时代。这样的“近世”不仅是东方史的分期术语,也成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历史性质的判断用词。“近世”论以及“上世/中世/近世”分期法,打破了以往以改朝换代为线索的史撰模式,将东洋史纳入了世界史体系,又颠覆了西方人关于东方历史只有改朝换代周而复始的历史这一刻板的印象,具有很强的史学理论价值,不仅对日本东洋学、东洋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中国20世纪后一百多年的历史学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