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利益、政府利益与官员利益——对地方政府行为的经济分析

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益取向性,地方利益的最大化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合理化目标。但现实中,由于制度安排中的缺陷和政府官员的经济人特性驱使,地方政府行为的利益回报会分化为地方利益、政府利益、官员利益三个层次。地方总利益的渗出会降低地方政府行为的行政效率和地方经济的产出水平。地方政府利益和官员利益的膨胀首先归因于目前地方政府行为的制度环境,同时与转型期我国政府官员的从政心态密切相关。提高地方政府行为的效益水平,优化利益结构,需要标本兼治,关键是改进和完善地方政府执政的制度环境。     

论生态治理中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

在生态治理中,拥有相对独立利益结构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呈现出深刻的利益冲突。利益冲突的形成,不仅与地方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利益和自身利益有关,与嵌入在经济中的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晋升微观政治利益和体制内软约束有关,还与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与届别机会主义倾向的经济行为有关。构建并实施生态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生态环境问责制度、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我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协调的应因可行之道。     

利益差别与政策博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另类解读

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对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政策博弈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进行利益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的过程,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利益博弈过程。本文分析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客观存在的利益差别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政策博弈,提出了相应的制度创新举措,谋求更好地规范中央与地方博弈行为,实现中央与地方利益均衡,协调中央与地方利益关系。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分配的法律研究——以西部油气资源开发为例

我国在资源开发中对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分配的规定,主要集中在<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矿产资源法>中,通过分析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定,可以明晰法律规定背后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找出当前资源开发利益分配格局中存在的不足,提出完善有关规定的法律构想:具体划分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事权、财权;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利益划分提供法律保障;加强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共同推进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地方利益协调分析

本文针对转型期中国地方利益分化与地方利益冲突的形成与演变特点,从微观角度构建地方利益均衡模型,分析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协调问题。作为各种微观利益主体、利益群体的各种利益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综合表现的地方利益,其实现需要一定的均衡条件。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地方利益均衡与协调机制是中国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内容。     

法国中央与地方政府行政职责划分情况及其启示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曾以高度集权而闻名于世.1982年法国进行地方分权改革后,中央与地方行政职责分工细致、具体、明确,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进一步改善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并完善了国家对地方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借鉴法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关系,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发挥好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地方政府经济人过度趋利行为及解决路径

毋庸置疑,现阶段的中国进入了利益分化时代,对利益分化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研究.地方政府是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人,在财政压力和政绩冲动下,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的身份可能被加强,在行为中会不自觉地扮演推进利益分化角色.因此,必须研究、探讨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寻求解决对策.     

利益博弈视角下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

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利益群体正趋于多元化,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识正逐渐觉醒,其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亦日益明显.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也是社会各利益群体围绕不同利益诉求进行博弈的过程.然而,不同利益群体对公共政策制定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面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地方政府要采取各种方式方法,使各利益群体在相互博弈和沟通中谋求共识,以维护公共政策的公共性.     

切实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

当前我国农民利益有所增长 ,保护农民利益已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但一些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利益之间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因此 ,从分析这一深层矛盾入手 ,阐述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与保护农民利益的若干对策思路 ,是当前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重要课题     

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分析

住房保障是关系民生的一个重要问题.居民住房保障问题不能仅依靠市场去解决,中央及地方政府必须承担住房保障责任,要让全体社会成员均等地享受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发展的利益.保障性住房建设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住房保障政策的重要举措.然而长期以来,地方政府注重考虑局部经济利益,忽视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形成了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央政府的政策收效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政府是否采取积极的履责态度.文章运用"智猪博弈"模型解释上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清代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演变

清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发生了带有时代印痕的演变,其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政治、军事等职能在各级政府间划分的转变也是重要因素。清代财政先是中央过分集权,后是地方过度分权,二者均为时势之必然产物,又对财政经济造成消极影响。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地方政府强制拆迁的成本收益分析

我国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伴随城市化进程而来的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强制拆迁行为。地方政府进行强制拆迁面临着有形成本、交易成本、风险成本和公信力成本;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拆迁又可以获得"第二财政"收益、政绩收益、制度租金收益、灰色租金收益和威慑收益。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强制这样"非常规"的拆迁方式,是基于收益最大化或者至少预期拆迁收益大于预期拆迁成本的考虑,地方政府实施强制拆迁行为的动力源在于将收益为正并使之最大化。     

地方利益、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与福祉

地方利益包括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与地方公利,其中,地方政府官员利益居于核心层并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地方政府官员的利益又包括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非物质利益中的政治利益至关重要.地方利益引致地方政府行为变异,导致区域经济不合作,进而造成福祉损失.只有从地方利益入手,准确清晰地界定并规范和约束地方利益,并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增进福祉.     

试论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地方政府公信力是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行政条件下信用政府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探索了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及其成因,进而提出了提升地方政府公信力的措施方法,以此希冀建构一个亲民、法治、廉洁、高效、责任的政府。     

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中经济利益补偿的博弈分析

作者利用博弈论对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牵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各方的利益关系进行分析。农户与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农户与作为整体的政府进行博弈有多个纳什均衡点,要充分调动农户的积极性,政府应选择较高的补偿方式。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表明,纳什均衡(不努力,不努力)是各地方政府博弈的结果,而这一策略同时也是占优战略均衡,但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努力,努力),也就是既节约中央的财政资金,又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潜力;要实现帕累托最优,中央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既要激励合理,又要经常监督,把地方的努力程度作为确定转移支付量的一个重要依据。     

软环境的塑造与政府规制质量

国际经验表明,在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政府规制对软环境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塑造良好软环境的关键在于政府规制质量的提升。我国政府规制水平较低,经济运行的软环境还不稳定、不完善,软环境治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距甚远。这要求我们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根据我国的发展实际,努力提高我国的政府规制质量。     

近30年中国地方政府的改革与变化:治理的视角

近30年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带动了政治体制的深刻变化,中国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地方治理的首要主体,通过自身的改革和调整,基本适应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治理的主体在增多,治理空间在调整,治理问题也在增加.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方法、手段和技术难以应对这些新的变化,因此地方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和创新.对于中国这个改革中的大国来说,地方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继续支持和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