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就是道德"质疑——关涉伦理学对象的一个学理性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是依照"伦理就是道德"的认知范式理解和把握伦理学的对象的,这实则是一种误解.伦理与道德是伦理学两个相互联系又存在重要区别的基本概念.伦理属于"思想的社会关系"的基本形式,道德属于社会意识的特殊形式.两者之间,伦理是本,道德是末,伦理是体,道德是用,道德因建构和维护一定的伦理关系而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形式,因此"伦理就是道德"的流行看法是不正确的.伦理学应当以伦理与道德及其相互关系为对象,社会道德建设和人的道德修身都应当以构建与当时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伦理关系为宗旨和目标.     

从"存在"的视域看"道德应该"的悖论

"道德应该"是当下道德哲学的主要问题之一.思想史上对于"道德应该"为"信"的哲学论证都不免陷入某种理论困境,因此,"道德应该"作为问题要从"存在"说起.在"存在"作为"无"而具有的"可能"视域中,"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其悖论意义是指从"道德应该"的规劝出发,沿着人们为"信"的逻辑轨道,必然地推出与其正相反对的"道德不应该"的规劝也是道德的,正相反对的"应该"与"不应该"在道德评价上是等价的."道德应该"的悖论特质来自于"存在"."存在"作为"无"体现为"可能".由存在的这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正相反对,就使得在"存在"作为"可能"之"好"、"善"的区别里,已经包裹了"道德应该"的悖论意义."道德应该"的特质是悖论的论断,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对"道德应该"普遍必然之绝对意义的理性依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从追求以普遍必然的"道德应该"作为道德践行评价标准的理论迷雾中警醒.     

论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的当代中国伦理问题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道德现象具有共同的现代性特征,探索现代道德难题是解析当代中国伦理问题的重要视角。在现代道德难题视角下,当代中国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道德正义问题。跳出现代道德哲学的二元论视域,以伦理总体性破解现代道德的"德福悖论"难题,寻求重建道德正义的可能路径。其二,伦理认同问题。破解现代伦理实体的认同难题,反思"家庭"和"职业"作为伦理实体的自然形态和公共形态面临的认同危机。其三,政治伦理问题。调节中国传统政治"家国一体"与现代西方政治"公私界分"之间的矛盾,建构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合理形态。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

在"多"与"变"的时代,伦理道德何处是家园?必须寻找"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其关键词有二:"精神"与"形态";理念是"回归‘精神’","皈依‘形态’";理论假设是建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现代伦理学理论,不外三种形态,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其理想类型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精神哲学形态。20世纪的文明觉悟的本质,不是"伦理觉悟",道德觉悟,而是在伦理回归中的"伦理—道德觉悟"。个体生命世界、社会生活世界、伦理学理论内在"精神哲学"的"形态"同一性。现代理论体系中"伦理学"与"道德哲学"不只是两种话语表达,而且代表着两种不同传统和"伦理"与"道德"的两种不同"形态"取向,应当在"精神哲学"的理念和理论中加以统摄和整合。人类文明的终极问题,包括"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与"人应当如何生活"的道德问题,其中"我们如何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历史与逻辑地具有优先地位。"精神"及其"形态",具体地说,伦理形态,道德形态,伦理—道德形态,就是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现代伦理学理论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家园。     

论"脏手"--关于政治行为的伦理思考之一

政治活动与日常活动相比有着很大不同,政治活动的特殊性需要特定的伦理思考."脏手",即按日常道德标准看来是不正当的政治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伦理的特殊组成部分."脏手"可以看作是僭越最严肃的道德的政治理由,也可视为伦理的内部分裂.通过伦理原则的贯通,可以调和政治与普通伦理的鲜明冲突.我们不能过于迁就道德悬置产生的不正当政治行为,因为它关系到道德品格,并且在过于松弛的道德规范下产生的政策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政治家如果经常忽略道德要求,道德要求的拥护者就有可能无视政治要求.与"脏手"有关的问题还有"多手"、"无手"、"空手"等等.     

现代性的人的存在与道德存在——论阿格妮丝·赫勒《一般伦理学》

不同以往的道德哲学研究视域,赫勒将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置于现代性条件下,通过对现代性的人的存在状态的说明,进一步印证具有现代性的道德存在。现代性条件下的道德问题错综复杂,针对预设“好人存在,他们究竟何以可能的问题”,赫勒最终给予回应,即“正视道德本身”。《一般伦理学》以理性的方式呈现具有现代性的人的存在和道德存在,其理论的独创性深化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影响。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界限

自由意志在根本上是人的存在问题.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能够追问自身的存在意义.对自由意志的思考意味着人开始走向了对人自身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自觉确认与自觉承担.近世西方以自由意志和个体选择作为道德行为的前提和基础,从伦理精神本性上来说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悖反关系,即:道德"应该"既以自由意志为前提又需要克服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的这种悖反关系,实际上反映了个体与社会本体的二律背反处境.在生活世界中,道德"应该"的选择在相当程度上受偶然性情景和存在性事实的影响,也与个人的道德发展阶段相联系.自由意志作为道德"应该"既是绝对的,又是历史的.自由意志与道德"应该"形成的划界关系乃为道德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道德法律化”的几点质疑

"道德法律化"是"制度伦理"中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本文从理论依据和逻辑方面、在调控范围和实践论证方面对道德法律化提出质疑:试图把道德变成一种强制性的法律规范,不仅理论上存在不足,实践上也会带来许多负效应,道德法律化是不可行的。     

从代际伦理看现代生命科技

在当前生命科技蓬勃发展之时,建立一种代际伦理并以代际伦理的眼光来观照现代生命科技及其所带来的代际伦理问题是十分迫切的。这些问题至少包括后代和胚胎权利以及家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改变等。树立代际伦理的理念,还有利于科学家自觉地担负起道德责任。     

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人类通往生态文明必须具备的一种伦理觉悟

控制自然的观念源自培根世界观的影响,是文明发展进程中呈现的一种典型的现代性现象,它为现代工业文明的现代性转换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和"道德神话".对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进行纠偏或矫正,是对人、理性和世界概念的质疑,最终是对现代文明发展方向进行的一种伦理掂量.控制自然还是遵循自然的问题关涉到一种更为深刻的伦理觉悟.罗尔斯顿关于遵循自然的意义分析包含着明显的道德哲学诉求.与"控制自然"的道德神话及其解体相对应,"遵循自然"的道德哲学意义表明人、自然、世界和理性概念的重新奠基.从控制自然到遵循自然的哲学转变是文明转变进程中的一种伦理觉悟.     

现代性际遇中的生态难题与"伦理——道德"的生态觉悟

蔓延至世界范围的生态难题潜隐着深层的"伦理--道德悖论",即当"伦理的实体"逃逸于道德责任审判的舞台,便成为"不道德的个体","伦理的善"成为"道德的恶","个体个人主义"与"实体个人主义"的膨胀将导致现代性际遇中不可避免的生态困境.通过道德哲学的努力,使"伦理的实体"成为"道德的主体",是走出生态困境的关键点和可能的"生态觉悟",对于化解全球性气候难题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启蒙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提供在现世中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康德伦理神学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的伦理神学认为,只有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确信,才能最终使"正义"和"道德"成为绝对的义务,从而实现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信仰的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     

论道德治理的限度

道德治理是通过发挥道德作用的方式对社会各领域中的道德问题展开的治理活动。由于受长期的道德中心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以及伦理型文化的浸淫,加之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与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化的影响,道德作为治理手段也存在着局限性,因此,道德治理必须保持清晰的界限,维持合理的限度。过分夸大道德治理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容易出现"道德泛化"现象。合理把握道德治理的限度,需要在道德治理观念上摒弃"道德万能论";需要契合道德自身的结构;依据现代社会特征进行道德领域的差异化治理;在道德治理方式上坚持多种治理方式并进;正确对待道德的法律化。     

道德空间的拆除与重建——鲍曼后现代道德社会学思想探析

鲍曼是继迪尔凯姆之后道德社会学研究的一位里程碑式人物,道德空间是其后现代道德社会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一方面他看到了现代社会道德空间被拆除的事实,原于人为建造的认知、美学和道德三个空间的矛盾与冲突、理性化模式使得人类的道德本性让位于遵守规则、知识分子由立法者变为阐释者致使道德权威旁落,由此造成了伦理时代走向终结;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返魅"带来了重新面对人类道德能力的机会,对他者负责、走向无伦理的道德自治才是重建后现代道德空间的基础。     

经济学的伦理之维与道德基础

伦理学方法与工程学方法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本应是有机统一的 ,但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 ,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严重淡化。通过对经济学的伦理之维这一“现代性”问题的古典追问能看出 ,“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就等于否定了人类经济生活本身的道德性 ,人类原本就不存在不讲道德的经济学 ,从经济本身的结构和内涵上能直接推导出经济伦理学。同时 ,正义性问题成为了现代经济学伦理之维的终极关怀 ,探究经济制度所体现的道德追求、道德原则以及制度公正等问题成了经济学发展的题中之意 ,经济学必然是以合理的道德性为基础的。通过对正义理论和从理性选择中推导出道德的逻辑的学理梳理能看出 ,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在当代市场经济实践中的共同语境对话 ,将会孕育着一个向亚当·斯密经济学和康德伦理学在学理上的回归 ,经济学的伦理之维和道德的经济分析必然从经济学的现实走向伦理学的超越     

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必要、可能及其路径

在诠释"现代人应当过什么样的道德生活"时,单一的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都难以具有完满的解释力。寻求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会通是道德哲学时代化的需要,是道德问题与社会问题相互理解的需要,也是克服现代性伦理危机的理论回应。现代社会道德问题的复杂性与紧迫性对两者之间的会通提出必要性,而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之间的内在融贯与一致性又使得两者之间的会通成为可能。社会之于道德具有背景性的意义,道德是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社会性特征。从根本意义上说,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内在融通性的合理依据在于人是社会性与道德性的双重存在,同时现代学科融合与知识联姻,使得会通成为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理论发展的必然延伸。道德理论与社会理论会通需要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的方法论、以转型时代中国社会存在的道德问题为中心、以建构伦理共同体为终极议题,同时需要关注道德参与的研究。     

"羞恶之心"与道德意识的来源

文章依道德意识的来源,把道德意识分为所谓内在的、社会的和超越的三种;强调先天禀赋中的道德之根是最基本的东西,它不会随民族运会的变迁而变迁,当着社会伦理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道德要求,人们就会回归具内的自有的道德之根--其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正是出于这种被孟子称其为"良知"、"良能"的依赖,作者试图论证"羞恶之心"甚至也能同"恻隐之心"一样构成他所推许的内在道德意识的先天来源.     

论司法与伦理结合的内在基础

科学揭示司法与伦理之间的关系及司法伦理的本质,对于完善人类的科学司法之道,充分发挥司法裁判的功能,具有重要意义。现行的司法伦理研究存在的一个根本缺陷是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本文认为,司法伦理的存在是由司法活动和司法系统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司法本身内在地具有道德性;司法的道德性表现为司法的内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司法伦理就是这样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司法的道德性规定为解决司法与伦理结合的“何以可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实现伦理在司法活动中的支撑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     

现代性伦理表现中的非道德可能性寓意及其超越理路

伦理叙述都可以被看作伦理表现。伦理表现的道德语言是选择性的,无论何种建制性范式和日常性语言,都不可能是唯一性的。伦理表现的道德事实是建构性的,无论是实在论的客观意义情愫还是非实在论的情绪化指证,都蕴含着道德虚无的逻辑可能。至于伦理表现的道德审美,不管是道德喜剧还是道德悲剧,也都存在着诸如"道德欺骗"或"道德恐怖"的理论可能性。道德教育必须从适恰的辩证实践理性出发,小心翼翼地被当作是基于尊重并通过沟通,然后达成谅解性共识,进而获得各攸关方精神和谐的生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