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民族文化看汉语方言的特殊称谓

中华民族有着丰富的文化,许多文化现象都是由语言来传承和记录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文化语言学的重要内容。汉民族的婚姻文化、民俗文化和传统文化等文化现象有一部分记录在汉语方言特殊称谓词语中。文章主要讨论从这些文化现象中看汉语方言特殊称谓的问题,分三个部分讨论:婚姻制度与特殊称谓;民俗文化与特殊称谓;传统观念与特殊称谓。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汉语审美功能的再认识

本文探讨了哲学的语言论转向对于汉语审美价值认识的新启示,指出这一转向实质上是人类认知方式的一次变革,语言走出了语言的逻格斯中心和唯理性主义,语言不只是载体、工具,更是意识、思维、心灵、情感、人格的构成因素,语言观念的革新使人们能重新认识汉语的审美功能与诗意价值,更能诠释汉语的文化蕴涵与感性魅力。     

翻译学"语用学转向":"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终结

哲学与语言学、翻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语言学转向”、“语用学转向”与译学的“文化转向”有其发展的哲学思想,考察了翻译学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不足,文章试图以整合的视野,平衡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的张力,探讨翻译学的本质,提出翻译学“语用学转向”是以语言为中介的合理的人际交往活动,以意义为归宿,以关联为准绳,以顺应为手段,重点放在主体和客体交往的主体间性上,研究动态交际中语言使用的本质,是归结两大翻译研究范式走向极端的现象,使翻译研究走向建构、理性。     

语言论转向与人文科学方法论问题

20世纪思想文化领域的语言论转向不仅形成了继本体论、认识论之后人类思想的语言论阶段,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理论反思。在语言论转向的学术语境中,出现了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逻辑分析、分析哲学的语言用法分析、现象学的意义经验描述、阐释学的对话理论、结构主义的句法分析、后结构主义的话语理论等各种新方法的实践,人文科学方法论在语言哲学的引导下基本上摆脱了实证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以语言本体论为基础的多种学理路径和阐释技术。     

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

新历史主义是在语言论转向“之上”和“之后”的历史转向 ,它表现为对语言论转向思想成果的积极汲取而非单纯背离 ;同时 ,在人文社会学科普遍的历史转向中 ,新历史主义有其关注的特殊转换层面 ,在这些层面上 ,新历史主义从传统历史主义的转离与向它的转向同时发生。因此 ,对语言论的文本性和历史主义的历史性来说 ,新历史主义具有双重意义 ,其历史转向是转向中的背离和背离中的转向。从某种意义上说 ,对新历史主义与语言论转向和历史转向之间复杂关系的历史化描述 ,就直接变成对新历史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语言学转向"

改变传统的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和编写理念,使教科书的编写实现一种“语言学转向”,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改革的一个路径。这实质上要求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意义世界”要与当代大学生“生活世界”相融合。思想政治课教科书的编写语言要由灌输式语言转向沟通式语言,由独白式语言转向对话式语言。     

论汉语称谓的困境与缺环

言语交际中存在着称谓难的困境。但是,称谓的困境不等于称谓的缺环。称谓的困境是个人对称谓词语如何选择的问题,是个人运用语言时的一种语用现象,与汉语称谓系统无关。同其他语言相比,汉语称谓词繁多,为人们选用称谓词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汉语称谓词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称谓缺环理论有悖语言的系统性原则。称谓困境的根本原因或症结在于等差原则和情感原则。     

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哲学史意义

20世纪初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语言分析方法”,是当代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整个20世纪西方哲学都得益于“语言学转向”。我们在肯定其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其局限。理想语言毕竟出于虚构,缺乏生活根基,又具有高度形式化的特征,因而不容易被一般人认同,难以行之久远。“语言学转向”已成历史,但其影响仍在继续。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西方哲学,在新的层次上实现东西方哲学对话与融合提供了富有意义的思路。     

现代语言哲学观

一、“语言学转向” 本世纪初,西方哲学历经了“语言学转向”,它作为“认识论转向”的逻辑结果本质上是一种哲学主题的转换。 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经历了一场“认识论转向”,而康德雄心勃勃的“纯粹理性批判”正是以宣称对人类“知识”,“理性”作了彻底的“批判”考察从而完成了这一转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以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思路:一是让“人性”成为人的认知可能的基础,一是“理性”成为人的认知可能的根据。这两个思路的逻辑结果最终使“纯粹理性批判”转变为文化批判与语言批判。 按照第一个思路,康德把抽象的“我思”、“先验的自我规定为“人性”,把一种逻辑学的人当作人的认知可能的基础,因而认识论被归结为解答“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样,一方面,“人性”被抽象化、逻辑化了,脱离了与人的     

“谎言”中的“谎言”——从文学语言角度思考文学

在传统观念上 ,语言是作为文学的媒介被论及的 ,文学仅在虚构意义上区别于现实真实 ,因此文学被称为“谎言”。而 2 0世纪“语言论转向”之后 ,语言所具有的本体地位 ,使语言成为“文学性”命题的全部问题 ,但由于语言的修辞性或语言自身能指与所指的分裂造成的语言所对应意义的被遮蔽 ,语言因此被一些美学家称为“谎言” ;中国诗论上的“言不尽意”在某种层面上与此种意义上的“谎言”不谋而合。本文将两种“谎言”的不同指意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以期对文学语言、文学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     

论语言的人文性与词的文化义

中国文化语言学以研究汉语的文化意义为已任。语言的文化意义是语言人文属性的反映。那么，语言及汉语的“人文性”，语言特别是词的“文化义”如何理解，也就成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建设中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一、什么是语言的人文性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必须首先对两个问题形成自己的系统看法：～是语言的人文性；二是汉语的人文性。中国文化语言学从发动到现在，走过了近十年的路程。在初期，尽管中国文化语言学开展得风风火火，但研究者对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汉语的人文性，却一直避免给予明确的解释。1987年在南昌召开的“中国…     

徐通锵的“字”本位观和语义句法论

徐通锵的“字”本位及语义句法论别开生面,它产生于世界语言学研究的语义转向背景之下,立足汉语特点及其研究传统,揭示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指出汉语结构的语义性质,找到了一条适合汉语特点的研究道路,推动了中国语言学理论的深入,同时也引起了学界对汉语研究中相关问题的思考。     

哲学研究中描述转向的语言哲学视域

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用“语言学转向”不足以概括,它事实上是一种描述论转向。语言学转向是描述论转向的语言哲学表现。描述论转向是从对对象的认识的反思转向对对象的描述的反思;从追问对象是什么转向追问我们关于对象的描述是什么。语言学转向和描述论转向所车转的是同一个方向,但是它们的具体致思有很大不同。     

试论西方美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本文按西方哲学史发展的线索,把西方美学史也分为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学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古希腊罗马至十六世纪,在哲学上着重对本体论中的“是”或“存在”进行探究,从而建构了本体论美学。第二阶段从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由于人性、人道主义等的复苏与张扬,从理性主义出发探寻知识、真理等问题,在美学上也出现了认识论转向。这一转向从法国笛卡尔开始,由大陆理性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共同发展,由德国古典哲学最终完成。第三阶段是语言学阶段,即语言学转向,使语官取代了理性而上升到哲学的王座之上。经过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的发扬,一直延伸到当代前沿思潮中,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对语言的关注即是证明。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美学均处在“语言转向”的不停变动之中。     

语言的力量和语言的迷误

语言具有神奇的力量;语言是主动创造的而不是被动反映的;语言不仅是工具而且是本体。这些在今天似乎很“前卫”的见解,实际上是古代人的常识,根本不用等到20世纪所谓的“语言论转向”。早在《圣经》这本世上最大的大书中,其最平凡、最朴素也最神奇的一句话就是所谓“太初有道”     

《高等函授学报》伴我走向成功

近些年我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和“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兼职,在这里从事汉语专业写作、辞书学和汉语语言分析的课程教学与研究,得到《高等函授学报》的支持,我亲身感受到,学报编辑部为办好这份刊物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使得学报的质量越来越高,越办越好。 《高等函授学报》给我突出的印象有三点: 其一,注重学术研究,推进各门学科的发展。学报中,把“学术经纬”论文的专栏摆在重要位置。然而就广义的学术研究来说,不仅“教学研究”、“成人教育研究”,还是“学习指导”等栏目,都讲究学术研究注重发表有学术份量的重要论文,这已形成一种很好的办刊的指导思想和编辑行为。就我的拙文,发表在“汉语论文写作谈”专栏中,《怎样写汉语小论     

汉语指令行为的逻辑语义分析

随着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言语行为逐步成为语言哲学、语言逻辑以及语用学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作为一种重要的言语行为,指令行为的逻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预设、真值、形式刻画等三方面入手,细致探讨汉语指令行为的逻辑语义,以期为言语行为的逻辑研究提供帮助。     

论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与语言问题

从语言论的角度考察了胡适的白话文理论 ,并将之放在“五四”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胡适的语言观一直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一方面 ,他将语言视为“形式”和“文体” ,试图从人类文化的变迁历史出发来重新定位白话 ,这体现了其超越语言工具论的新的语言理性。另一方面 ,他仅从工具的意义上来理解语言 ,对于语言文体的意义把握还不够到位。而周作人、傅斯年等人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观念对其进行补充深化 ,同时 ,胡适的语言观在实际运作中 ,也已自觉不自觉地靠近语言即思想的现代语言论。因此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是语言工具的变革 ,而且更是深刻的思想变革以及文化形态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