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因性练才"说看刘勰的生态文艺观

"因性练才"说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观点.这一观点,其基点在于论述人的天赋之"才"与本然之"性"之间的复杂关联,其核心在于阐明"才"、"性"、"体"之间互交互融、互动互感的审美生存态势,本质在于揭示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和谐统一的生态文艺观.本文以"体性"篇为基础,参照<事类>、<才略>、<神思>、<程器>、<明诗>、<熔裁>诸篇,对刘勰的"因性练才"说蕴藏的丰富的生态文艺思想予以阐明.     

才性与风格——读《文心雕龙·体性篇》

刘勰的《体性》篇主要是从作家主体方面探讨作品风格形成的原因及风格的多样化问题的。“体”在这里,与刘勰通常所指的文体、体裁的意义有所不同,它是指文学作品的体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才性”异与“体性”异－读《文心雕龙·体性》篇

作家的个性与文学风格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个性主要由"才"气"学"习"四个方面组成,"才"气"是由先天形成的,而"学"习"则是由于后天的原因形成的,刘勰的风格理论全面论述了作家个性与文学风格的关系,对后世风格理论的发展具有很深刻的影响.     

《文心雕龙》"风骨"说新论

"风骨"是刘勰<文心雕龙>中的重要范畴.历来对它的解释可谓是莫衷一是.作者对关于它的一些重要的说法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从它产生的哲学根基--气化哲学的角度,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初步看法.     

《文心雕龙》"气"之范畴疏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物色之动心亦摇焉--试论《物色》篇中的"心物交融"理论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佛教的顿悟和渐悟之争与刘勰的"唯务折衷"

南朝宋所掀起佛教顿悟与渐悟之争对于刘勰产生了一定影响,刘勰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与道安、慧远等一致,持折衷的观点,而这对于其文章学的形成,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文心雕龙>大致上是以折衷顿、渐的思维方式来处理其文章学中种种矛盾与问题,使得<文心雕龙>成为中国文论史上最伟大的作品.     

《风骨》篇的经学旨趣

本文是《文心雕龙》有关问题的专论.在《文心雕龙》中,"气"字被频繁使用,就刘勰的创作论和鉴赏批评的主张来看,"气"在作者、读者和作品之间形成了一种绵延不断、循环往复的"气脉"式的连贯关系,所以,以"生命力"来解释"气"字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文心雕龙》的写作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经学文化背景,刘勰本人也有着比较明确而自觉的经学意图,这一点同样体现在"风骨"篇中."风骨"篇以"体要"为基本前提提出了"风清骨峻"的理想美学规范,使这一范畴具有了以"防文滥"为其现实指向的经学旨趣,这在当时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是务实而深刻的.文章或从"情"和"采"的关系入手,重新阐释"情采"篇,可以看出"情采"篇所谈问题的核心是"情之采",而非"情与采",真情的自我表现是一种至上的"采"即"贲象穷白"之"采".其真情是一种圣情,是承载自然之道的儒家真情."物色"篇的主旨是"心物交融",刘勰在文中关于审美主客体的双向互动关系的分析,不是一般的"物感",是在强调"物感"的同时,还强调了心对物的驾驭和统摄,把"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视为不可偏废的同一过程.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生活的"实践与"实践的"生活--从现象学解读马克思美学的经典文本

实践美学要在“本体论”上继续拓展,可能的方向之一,就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种“生活实践”的哲学,是回到生活实践的哲学。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来看,这种“现实生活”是“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及其结果的统一,人类正是置身在“生活世界”内,并与“生活世界”互动的一种感性生成的现实存在,它最终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审美精神。由这种哲学思维范式出发,就可以将理论哲学的视角回归到人类生活实践本身,将主体与客体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质直观,将感性与理性二分的视角回归到现实生活的本真呈现,将传统美学的视角回归到“生活美学”(PerformingLiveAesthetics)的建构。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日本“满洲移民”时期的“大陆新娘”

在1906到1945年日本政府向我国东北地区实施“满洲移民”的过程中,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我国东北的目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大量日本农村青年女子在经过拓殖讲习会、拓殖训练所与开拓女塾等组织的培训后,被送往我国东北地区.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她们扮演了加害者与被害者的双重角色.     

解读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中的哲学观

黑格尔《小逻辑》“导言”不是对其随后展开的逻辑学范畴、内容及阐述顺序的事先交代和理论规定,而是全面阐述其本人的哲学观;这既是真切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关键和要害。概括而言,黑格尔主要是将哲学理解为：哲学是“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的最终目的是“达到理性和现实的和解”;哲学是“一个自己返回自己的圆圈”。     

崇三——《水浒传》的三才情怀

“三”是中国人喜欢使用的数字,究其根源,实滥觞于《周易》概括的天地人“三才”观。这种独特的认识世界、把握世界、表述世界的思维特性,在漫长的历史中已演化为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这种“崇三”的情结,《水浒传》中有太多的表现,在诸如人物叙事、器物用语、时间用语、韵语、习惯性套语等方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者对三和三的倍数的偏嗜。这种审美偏嗜,集中透露出作者无处不在的审美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性质的民族审美心理,其有意无意中滋养着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而这或许就是被称为四大奇书之一的《水浒传》带给我们经久不衰的审美愉悦的密码之一。     

《诗经·关雎》英译之我见——兼论语篇把握在汉诗英译中的重要性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开端。作品以抒情诗为主流,开拓性地运用了赋、比、兴等表现手法,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关雎》是《诗经》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汉文化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因此,翻译工作者都不遗余力地将它译介国外。许渊冲先生、韦利先生是《诗经》翻译的佼佼者,分析研究他们的译诗策略,对于总结汉语古典文学西译的经验,构建现代翻译理论,自然有着不可忽略的益处。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逻辑与罪”的“与”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与罪",其"与"究竟是"并列",还是"转入"?一般认为,逻辑是逻辑,罪是罪,"与"停留在陈列两端的平面上."逻辑"成为裁定"罪"的界限或尺度.但维特根斯坦又意识到,逻辑常常从外在的"并列"向内在"转入"了,即"逻辑"转入了"罪"--"逻辑罪".这是他毕生最难的划界.其他逻辑学家如罗素者流,则根本还无意识到不着边际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