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针对人类自身认识的逻辑思辨与论战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核心是语言决定思维。此说一出,即引起学术界的激烈争论。但从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此的研究看,尚未形成真正的交锋。主要原因在于语言与思维的概念模糊,未以历史和发展的观点分析语言与思维以及将语言与生活实践脱离开来进行研究。     

论胡安国《春秋传》对于义利之辨的理学诠释

胡安国《春秋传》体现出其鲜明的理学特色。他以二程的理学作为解经的指导思想,对《春秋》作了全新的诠释。胡安国用理欲褒贬取代义利之分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是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春秋》以义利释经的传统转化为以理欲诠释的方式,在《春秋》学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戴震“理欲之辨”与理解的历史性批判

戴震对理学"理"、"欲"二分思想进行了批判,提出"理存乎欲"的观点,其思想路径是将"理欲之辨"与对理学诠释传统的批判结合起来。戴震在"理欲之辨"中展开了对理学以"自私"为特征的诠释传统的反思,进而提出"无私"与"无蔽"的观念,对理解的历史性进行了批判,同时,其"理"、"欲"统一思想的阐发亦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完成。     

茶山"性嗜好"人间观

茶山是韩国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具有"反朱子学"、"脱性理学"的特性.他大胆地批判性理学的"性即理"思想,提出了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性嗜好"概念.他认为人性是"心之嗜好",而且,这种"嗜好"分为"灵智嗜好"和"形体嗜好",所以,人性具有二重构造.人性的二重性又决定人类既具有追求"善"的可能性,也有实施"恶"的可能性;又意味着人既具有追寻"天理"的"道心",也具有追求"人欲"的"人心".更重要的是,茶山不仅没有否定"人欲"存在的价值,而且把"人欲"视为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源动力.由于"性嗜好"是人类所固有的属性,人类根据自己的"嗜好"来主导和选择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任.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寻找的悲歌——《城堡》与《海的诱惑》主题意境之比较

《城堡》和《海的诱惑》两部作品虽然创作手法和外在形态相似，但作品的内蕴却不同：《城堡》关注的是人类生存与死亡的斗争，有浓厚的悲剧感；《海的诱惑》表现的却是对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向往，在失败中存在希望。《城堡》反映出西方文学传统中重个人、重思辩的色彩；《海的诱惑》表现出重群体、重伦理的特质。残雪作品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积极接受外来影响，同时又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一个成功的例证。     

朱熹"理欲之辨"的逻辑解析和意义澄清

"理欲之辨"是中国传统儒学难以疏解的价值情结.特别是朱子学的"存理灭欲"主张,把传统"寡欲"思想推向荒谬而危险的境地.逻辑地解析理欲冲突的根源,历史地澄清"灭欲"思想的意义,有助于将人的欲求从伦理禁锢中解放出来,使其转化成为社会发展的内在驱力.     

朱熹的人性论

“人性论”是朱熹以“理”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论题。朱熹继承、发展了张载的人性二元论以及二程的“性即理也”的思想,并据此对理气、性命、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义利作了具体深入的阐释。朱熹认为“道心”为“天命之性”,“人心”为“气质之性”,并以其“理一分殊”论来揭示二者是“本与末、主与从、当然者与所以然”的关系。而在此基础上,他又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思想主张,认为“存天理、灭人欲”的过程,就是“克己复礼”的方法和过程。     

“可欲之谓善”论析

“可欲之谓善”要么是一个价值命题 ,要么是一个事实命题 ,不能同时兼是。传统伦理思想不能区分出事实与价值、“是”与“应当”的本质不同。文章深入反思并揭明了中西传统伦理学在这方面的理论缺陷。     

论程、朱天理、人欲之辨的合理内核及其价值嬗变

在程、朱的观念体系中，人的一切正常合理的生理欲求因符合天理而得到肯定，超过正常合理之度的欲求即为人欲，亦即私欲，必须加以摈除。因此，天理与人欲之间的对立实质是公与私、正与邪的对立，就形而上的层面言之，“存天理、灭人欲”是一个包含合理内核的命题。然而，在实践层面，程、朱将名教纲常等伦理要求视为天理的真实内容和永恒表现形式，从而使这一极富合理性的命题变成吃人、泯灭人性的工具。从道德到非道德、合理到不合理的这一价值嬗变，并非程、朱个人历史和思维的局限性使然，而是整个儒家理论体系固有缺陷所必然导致的结果。     

人心与人欲——《〈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之辨误

《〈朱子语类〉中两条重要语录辩误》一文认为,《语类》卷七十八两条语录中"人欲"均是"人心"之误,指出此误造成较严重后果,并就国内多名知名朱子学者的观点提出商榷。《辩误》发表以来未见学界回应,其观点为台湾知名学者李明辉先生所采用。仔细体会这两条语录的语义,考察朱子人心、人欲说的分疏定位及历史渊源,从文献、义理及朱子后学的看法证《语录》不误,《辩误》实误,其误源于以绝对、单一、静止眼光看待朱子人心、人欲说,忽视了这一对概念在朱子思想中的多样涵义,遮蔽了朱子思想内涵的复杂性与形成过程的艰巨性。     

孙悟空与猪八戒:狂与欲

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神话人物形象在小说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性格特征和美学风貌构成对比的姿态。从与时代契合的角度观照这两个形象 ,我们可以发现孙悟空和猪八戒都折射出浓郁的心学色彩 ,他们分别代表了处于流变之中的阳明心学对人性的呼求———狂与欲。狂与欲在晚明个性解放思潮中呈现出合流和变异的态势 ,成为晚明士风的主基调 ,从这个角度看 ,《西游记》确实是晚明个性解放思潮的先驱之作     

文化与文明之辨

在历史上与现实生活中,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混用或相等同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可以从词源学、发生学以及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语境等不同维度与视角对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进行分辨与澄清。文化与文明各自都有长久存活的原因,同时有着生成上的同根性、同源性以及结构上的类构性特点,二者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文化是文明的精神灵魂与内核,文明是文化的对象化,是文化外显的载体。正确地把握文化与文明的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是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     

论《红楼梦》中薛宝钗的形象

薛宝钗在许多人眼中是一个居心叵测、阴险狡诈之人,究其原因是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但她身上体现出的慧质、淡雅、宽厚、豁达却闪耀着光芒。     

汪曾祺的高邮风俗画小说

汪曾祺的作品基本取材于自己的家乡高邮,着意挖掘乡土平民生活中的人情美,却又将国民性批判和重铸民族品德,蕴藏在民风民俗的艺术表现中,借民生民态的精细刻画寄托深沉的人生况味。思想深藏不露,构思精巧奇妙;写人物则性灵全出,叙事端则简捷而平缓;结构自然而无人为痕迹,语言恬淡而又饶有情趣。     

中国政策性金融廿年纪之十辨文

政策性金融在国外发展已逾百年,而今恰逢中国政策性金融运行廿周年,有必要对这二十年来中国政策性金融之曲折历程进行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通过对政策性金融是长久性战略决策还是阶段性权宜之计、三维金融架构视角下之不可替代性、本质特征与识别指标、定性与定位、最高宗旨与目标、可持续发展之条件、财政输血与金融造血、立法滞后与适度超前、监督还是监管以及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的解读与贯彻等十大议题的论述全面回顾了中国政策性金融二十年风雨历程,意在以史为鉴、以促改革。     

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