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分歧——以清代“杨乃武”案为例分析中央与地方的司法博弈

通过“杨乃武”案及其后续的审转程序可以分析得出,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府县之间围绕所谓的“结果正义”和“事实正义”进行着长期的司法对抗,而案件最后的成功改判则可以看做是正常审理过程背后二者权力博弈结果的一种外在表现。     

新时代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实践路径研究

新时代高校内部权力区分政治、行政、学术和民主四种类型,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期待其运行能不断提升法治化水平。近些年来关涉高校的司法案件逐渐增多,迫切要求推进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法治化建设。通过梳理发现,新时代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法治化存在主体认知与运行偏差、制度制定与执行折扣以及责任关联与考核虚化的现实困境。故而,需要通过不断提升权力主体自身认知的区分度与前瞻性,持续增强权力运行规范的参与度与科学性,明确划分各自权力责任的匹配度与反馈性三个方面,探寻新时代高校内部权力运行法治化的实践路径。     

司法制度资源与地方诉讼案件的形成

从量化历史角度开展中西诉讼比较,需注意诉讼率数字背后的陷阱,考虑到双方案件具体内涵的不同,我们更应探讨案件形成背后的司法制度根源。司法档案中的“案件”是司法制度运作中的人为制造之物,近代早期中国与英格兰不同的地方权力结构导致其司法制度资源配置的差异,由此对两国在立案时案件性质的严重程度、案件处理所需时间、当事人所需负担的诉讼费用,以及案件受理范围等方面产生了不同影响。归根结底,清代中国二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国家与地方社会相对隔膜,而英格兰的一元性地方权力结构使得国家的权力末梢深入到乡村一级,由此导致了两国具有不同的案件形成过程。     

无讼是求:中国古代证据立法与实践的价值分析

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实践都选择运用证据作为追求无讼理念的一种方式,具体表现为以证据不足及其他与证据相关的理由不受理某些案件,以及强调案件事实认定在证据方面应当具备一定的要求.维护伦理秩序及减轻讼累是运用证据来追求无讼背后的深层动机.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与权力法治化

权力法治化在刑事诉讼中的关键是审前程序,其中又以侦查程序中的权力法治化和起诉环节权力法治化为最关键。“程序正义”是现代司法的基本理念,是诉讼制度文明化、人性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表现,而程序正义的关键是程序中的权力的正当性,可以说,权力的正当性是程序正义的基础,而权力正当性只能通过法治化来实现。     

人工智能司法的运行困境与出路——以“要素式审判”为视角

人工智能技术更新迭代，但人工智能司法在运行中仍面临内生、外来的困境和质疑。人工智能司法开发技术的功能障碍、类案类判技术尚未发挥其应然功能、算法黑箱与法律决策透明性的天然冲突、人工智能不是“人”等窘境是人工智能司法运行中需直面的难题。要素式审判是指根据不同类型案件的特点，抽取出该类案件的共同事实要素，围绕案件的基本要素进行庭审并制作裁判文书的一种略式审理方法。引入要素式审判方法有助于缓解人工智能技术升级的压力、提升类案类判的准确性和针对性、提高裁判文书说理以及心证公开的程度、增加“人情味”，从而提升人工智能在司法审判中运行的效能。     

“情”视阈下明代中后期的婚姻司法研究

明代中后期婚姻司法中，“情”的因素值得关注。梳理这一时期婚姻法律条文及律注，从“妻妾失序”“买卖妻妾”“悔婚”等司法案件的审理与判决入手，探讨婚姻司法实践中官员对男女之“情”的认识与理解。分析可见，《大明律》《问刑条例》等重要律法条文中，“情”的空间很小，但是这一时期的律注以及司法实践中，律注人与司法官员在阐释法律条文以及判词撰写中运用了“情”的视角，对两性、婚姻关系中的男女行为给予一定程度“情”的理解，“情”是案件审理和判决的权衡参照。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法律修辞的司法运用：案件事实叙事研究

修辞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具有认知属性。而案件形成过程中的修辞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语言的技巧，而且参与了案件事实的建构、演变以及最终的形成。近来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夏俊峰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蓝本，该案背后所依据的案件事实主要是在证据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叙事性活动的产物，这种叙事活动便是在案件事实形成过程中对修辞策略的运用。关于该案的案件事实的版本，是不同主体认识之下的产物，折射出修辞者的立场抗衡。有必要认识修辞在案件事实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建构性作用，而非语言的修饰和技巧。     

行政复议是否应该走向司法化--有关行政复议司法化改革争论的文献综述

通过对以“行政复议司法化”为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发现学者们围绕“行政复议是否进行司法化改革”展开激烈争论。支持司法化改革一方认为：传统非司法化行政复议存在问题，司法化改革有必要性与可行性，并提出相应改革途径。反对司法化改革一方则推崇行政复议本身特征，指出司法化改革会产生相应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完善方法。另有一种中和的观点，提出“有限司法化”的概念，提倡用非激进的渐进方法对现有的行政复议进行改革与完善。     

司法判决的不确定性及其矫正

司法的确定性应当是司法的一种应然状态,但司法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规则、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不确定等因素的影响,司法结果往往是不确定的.要克服这种不确定性,确保司法结果的可预见性,就要完善立法,确立"法律真实"的案件事实观念,培养法官共同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知识素养.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主持人语]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中不断曝光的刑事冤错案严重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公正审判,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切实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关键。而要做到这些,重要的是正确认识与科学理顺侦查、公诉与审判之间的关系。我国立法上确立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关系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实践中三者之间往往是配合有余、制约不足,一个案件的侦查证据材料形成后,甚至是“带病”起诉,直至审判,使得公诉和审判的监督制约功能缺失。这种流于形式的“流水线式”的诉讼模式,是酿成刑事冤错案的重要原因。要防止刑事冤错案发生,就要树立科学的刑事司法理念,厘清刑事司法规律,有效配置司法权力,优化侦查、起诉和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论诉讼中的证据推理

诉讼中的证据推理是建构司法裁决三段论小前提的推理,它是事实裁判者在查明案件事实的过程中,为发现或确认证据以及基于证据确认案件事实所进行的推理活动,它包括关于证据的推理与运用证据的推理两个层面,其本质特征在于逻辑上的可废止性.论证模式与叙事模式构成了证据推理的基本模式,这两种模式在证据推理过程中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作用.     

论指导性案例中的"基本事实"及其相似性判断

最高人民法院要求法官应当将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进行相似性对比和识别。从案例指导制度初创时期的“基本案情”类似,到要求“基本事实”类似,是指导案例司法适用理念的重大进步。明确基本事实的结构要素,是实现指导案例事实类比的重要前提。基本事实的结构要素主要包括行为性质、权利义务和事实争议点。进行基本事实类比,要将行为性质、权利义务和事实争议点等进行分类类比,从而实现基本事实的类似化。     

从“客观真实”到“法律真实”——论我国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转换

诉讼法学界关于刑事审判证明标准的理论学说当中,“客观真实”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该学说把“发现事实真相”作为刑事审判证明的核心任务。然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笼统、操作性差、与法治的精神根本不相容。“客观真实”标准作为运用证据一种价值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刑事诉讼是一种操作性很强的司法活动,主持和参加这一活动的是有认识局限性的人,而这一标准却把理想与现实,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相混淆,从而使得这一标准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在研究刑事审判证明标准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要把案件发生的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的联系与区别耙梳清楚,从而转向法律事实观,而不是客观事实观,建立“法律真实”证明标准,而不是“客观真实标准”。     

量刑建议的文本解读及规范适用研究——基于91份规范性文件的分析

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求刑权的一种表达形式。量刑建议可以区分为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和不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量刑规范化司法改革”是量刑建议价值与定位实现“质的飞跃”的关键因素。自从《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案件中,量刑建议呈现出提出义务化、内容精准化以及法院应当采纳原则化等特征。由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并实现精准化,是对检察官的检察业务能力和刑罚裁量理论功底的考验。量刑建议的规范适用,首先在宏观价值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从刑罚裁量的基本原理出发,贯彻认罪认罚从宽司法改革的理念内涵,厘清量刑建议在认罪认罚案件与非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不同价值定位;其次在顶层设计层面上需要对现行涉及量刑建议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体系性的补充与完善,为量刑建议的提出提供行之有效的宏观指导;最后在司法实践层面上,需要检察机关与其他刑事诉讼主体进行充分地沟通与协商,发挥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辅助作用,完善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配套机制。      

家事审判改革的路径与发展方向

中国家事审判改革自2016年正式拉开帷幕,至2018年,通过全国各试点法院的实践,探索出一系列可行的制度,包括以修复人伦关系为出发点的家事调解制度、诉讼离婚冷静期制度、家事调查员制度、离婚财产申报制度等。2021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其对离婚冷静期、调解制度和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等作出明确规定,肯定了家事审判改革的成果,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接下来应当重视改革措施的成本收益分析,否则会导致法院不堪重负。未来改革的基点依旧是家事调解,重心应放在调解策略上,将案件事实之外的人伦资源嵌入诉讼程序之中,以一种“修复式列举优点”的调解策略实现“人伦司法”,以达成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稳定之目标。     

论在线诉讼中刑事证据调查的适用逻辑与限度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确立了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限度适用模式，但因国家刑罚权实施的审慎性，其适用范围的适度延展存在争议。通过多维度正当性论证可知，刑事庭审中适用在线证据调查具有较为深厚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司法资源的合理布局，对消除诉讼资源揭示案件事实的消极影响具有良好功用。刑事庭审在线证据调查的拓展适用可能在一定程度对司法公正产生冲击，但可通过适度规范与限定其适用的案件范围、权力(权利)配置和救济方式予以防范。在信息化时代，适度延展刑事庭审中在线证据调查的适用范围，对于发挥司法信息化所带来的“技术红利”具有积极意义。     

论我国司法审查的发展趋向

司法审查是现代国家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源于权力分立和制约的需要，既是对行政权的有效监督，也是对公民权利最有效的保护手段。随着我国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司法审查在内外因的推动下，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这个趋向主要表现在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化、司法审查范围的扩大化、司法审查案件类型的多样化以及司法审查标准的灵活与多元化。     

审查逮捕权司法化孱弱的病理及诊治

现行刑诉法使检察机关审查逮捕权向着司法化改革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实践中存在着提捕审查义务被搁置、证据审查意识淡薄、羁押必要性审查被遗忘,以及"构罪即捕""以捕代侦""不当羁押"与"逮捕绑架"等病理,此举有违审查逮捕权本应具有的司法化功能特质。须将此项权力与追诉权剥离,将审查逮捕案件由上级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构建犯罪嫌疑人对逮捕案件申请复核的程序及防范不当羁押的机制,铸就此项权力的司法品格以实现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