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落地中“钉子户”治理机制的变迁

项目进村中的“最后一公里”主要是指“钉子户”治理困境。综合全国多地调查经验,从实践中提炼出行政治理和社会治理两种“钉子户”治理机制。前者通过行政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一套县乡村、包工头、“钉子户”之间的分利秩序,导致乡村去政治化、农民无参与主体性、基层治理合法性危机的社会后果。而后者则是通过社会动员治理“钉子户”,形成了村（组）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再分配秩序,激活了乡村政治和农民参与主体性,但在分配型民主逻辑下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在国家无法与9亿小农建立直控式治理的前提下,需要具有一定自主政治空间的乡村社会,成为国家与农民个体之间的利益整合和再分配的中间结构。因此,在由行政治理向社会治理机制转变的同时,还应当恢复村社集体的土地调整权作为配套制度,以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     

政绩目标异化与基层治理结构转型

国家战略目标和政策资源输入成为促进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力量。而基层（县域）体制的能动性使得国家权力在基层的作用发生转向。在此背景下,县域体制主导基层治理体系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强化,县乡村层级一体化,基层体制支配乡村社会的能力增强;基层治理规则和方式趋于行政化,科层主导的项目资源分配超脱于乡村社会层面,治理形态呈现出去公共性、弱社会动员、泛体制化等特征。国家推进涉农战略落地强化了农民政治认同和绩效合法性。但项目下乡产生了异化现象,使其并不能够有效渗透和建构新的基层社会利益关系与秩序,也难以激活基层社会层面的政治参与、村民自治和民主协商。因而基层治理结构进一步体制化,国家涉农政策的绩效合法性也随之受到影响。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赋能治理视角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基层社会治理主题检索显示,从2006年至2022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章有706余篇,经梳理,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大多从党政引领、公众参与、融媒介入等视角去研究的,鲜有从赋能治理视角去研究。本文将从赋能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在模式上展开创新性的研究。     

乡村社会转型与基层治理变革:农村问题研究的宪政视域

经济社会转型期农村现有的基层治理模式和乡村民主政治体制面临着变革和调整。基层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具有鲜明的宪政内涵和宪政特性。基层的治理变革既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革新自治制度。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在宪政理念的指引下,农村基层治理变革具有独特的宪政路径和明确的宪政目标。     

探索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基于典型地方实践经验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转型,基层社会的公共冲突问题也愈加凸显、社会稳定和底层秩序遭受冲击。近些年来,一些地方的基层社会不断探索出公共冲突治理的有效实现形式,充分化解了当地的矛盾和冲突,保障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通过对地方实践的考察,不难发现,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的需要有效的实现形式,且有效实现形式的探索与一定的条件相关,不同的地方社会催生不同的治理方式。也正因如此,基层社会公共冲突治理有着特殊的路径,如特殊民情的养成、自治传统的发掘、社会组织的发展、现代技术的应用。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将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由此明确并提升了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重要战略意义。纵观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可以肯定这一发展方向的正确性及已取得的成绩,但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与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如基层社会治理技术、治理结构、治理主体等方面的不足,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基层社会治理新需求的满足。因此,新时代背景下,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要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的治理能力,以期更好地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上下联动,进而全面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发展。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治理体制:困境与改革——对建构基层民主基础工程的有益探索

发展基层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由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决定的。民主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亦是公共利益的分配工具,改革开放之后利益自主的存在,产生公共领域利益界定的困难,因而需要自主个人利益的合作与整合,这就需要"治理体制"的改革,从而影响基层民主的运作。实现基层民主发展与政治生活的良性互动,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大厦奠定稳固的基础。因而,改革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民主发展的理性选择。     

横向合理衔接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所强调的系统观明确表明整个社会进步是全方位的,任何一个领域的短板都会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制约整体的发展。基层治理的重点是对基层的社会治理,然而基层治理需要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在互动中增强治理成效。具体体现为政府为基层治理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市场为基层治理提供高效的多元服务,社会为基层治理探索与时俱进的治理方式,三者在互动的过程中相互促进,合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回应性治理视野下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和机制

基层社会治理对于我国国家治理具有基础性地位和作用。陕西省石泉县社会治理实践的案例研究表明:推动形成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需要科层之间的良性互动,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对社会的积极回应和有效治理;与单向度治理、科层化治理相比较,回应性治理以执政党和政府的使命驱动为根本前提,重视人民合理诉求的便捷式传达,治理过程注重治理主体的积极回应,把增强基层善治能力作为回应结果;通过治理主体协同化、治理理念积极化、治理方式精细化、治理目标人本化的实现机制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从而在党政部门与社会群众的双向积极互动中达成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公共事务预期治理效果,以此助推基层治理迈向现代化。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基层领导干部的社会角色冲突及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价值多元以及阶层分化凸显,在基层社会,个人的社会角色比较突出,但各社会角色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当前,基层领导干部的角色困扰表现为：角色不为与不当、角色扮演的逻辑困难、角色扮演的现实困难、网络政治背景下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的污名化之困、传统基层领导与现代基层领导权威意识的差异性之困等方面。为了实现基层领导干部社会角色转化,体现其服务意识等方面目标,需要从增强科学决断能力、转变官位意识为公民意识、用法治化方法解决角色冲突、注重角色义务与角色权益均衡、一把手的角色博弈与应变策略、建立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的保障机制等方面进行化解与治理。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关系协调研究

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核心要求之一,是基层多元治理主体间关系的有效协调.基层党组织具有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职责、强大的政治功能和极强的组织力,能够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在基层治理主体间关系互动中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基层党组织应通过政治引领、思想引领、组织引领、作风引领、纪律引领以及制度引领等六条引领路径,将党建引领的着力点放在对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公私伙伴关系等三重关系的协调上.     

治理视角下的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以宜昌市“法务网格工程”为例

作为社会管理的治理应当以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为时代背景,以服务民生为最终目标,以法治为强制保障。在此理论视角下,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机制创新需要在政府与社会的互动中重构治理主体,在限制与开放的平衡中调配治理权力,在传统与现代的互补中优化治理方式。     

扎实推进乡镇政府 服务能力建设和城乡社区治理创新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基层社会治理重大决策精神,统一思想认识、明确目标任务、落实牵头责任,发挥民政部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骨干作用,扎实推进乡镇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和城乡社区治理创新。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中央决策精神和学习借鉴各地改革实践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党建统领、多方参与,把准基层社会治理的政治方向;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始终坚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促进乡镇、街道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有效衔接;始终坚持人民中心、群众路线,提升城乡居民的认同感和幸福感,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道路。     

公共项目推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研究

在当前公共项目推动治理创新的背景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面临着可持续性困境。基于跨案例的组态视角,文章构建了“政治支持—社会嵌入—创新属性”的三维分析框架,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剖析了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复杂因果路径。通过研究发现,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是多重因素交叠作用的结果,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可持续性运转并不存在“项目悖论”。其中,“行政推动”是创新可持续的外部诱致性因素,而“社会嵌入”是内生性动力因素,也是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可持续性的关键。据此,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在项目嵌入的基础上,需要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引入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从而提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自主性生长能力。     

基层治理效能欠佳的表现、成因及对策

基层治理效能是衡量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标志之一。当前我国的基层治理效能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其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直观上看到的治理主体素养有待提高,治理机制需要进一步协调;另外一个则是行政发包制治理模式的一种结果。现代信息技术和民众参与基层治理的民主权利是去除基层治理中行政发包制弊端的有效办法。通过提高基层治理主体的素养和进一步协调治理机制,以及完善行政发包制就可以逐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