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俗”略考

“移风易俗”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官方维护其统治的一套颇有特色的教化理论。自三代“风”、“风俗”过渡到“天子省风以作乐”的过程中显示了“风”、“风俗”脱离民间音乐的狭义桎梏,被赋予意识形态教化意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而从先秦到汉代,自荀子首倡“移风易俗”以降,经过了历代思想家的修正与完善,使得“移风易俗”命题逐渐成为了官方教化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从档案看清朝中晚期江西宗族社会的嬗变——以吉安府龙泉县为例

清朝嘉庆之后,随着社会的变迁,江西宗族社会状况趋于复杂。一方面,地方百姓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等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宗族,宗族给族人的生存与生活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主观上维护着宗族宗法并以法律的形式使其确定下来,地方宗族对国家而言还在赋税收缴和消弭革命上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礼法对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利益让位。一方面,对资源的争夺已经不局限于宗族与宗族之间,宗族内部各核心家庭也在相互争夺;另一方面,教育水平衰落导致教化能力下降,使得礼在利面前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虽然不会立即改变社会秩序,但却为之埋下了动荡的隐患。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明初乡村教化初探

元末明初社会秩序混乱 ,朱元璋面临着革元旧习和稳定民心的双重任务。为此 ,他把乡村教化作为重点 ,颁布圣谕六言 ,明礼导律 ,移风易俗 ,使乡村社会井然有序。但是 ,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政治伦理措施 ,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和束缚了人们的自由     

宗族祭祖活动——乡土社会秩序建构的一种力量

基于儒家的礼与乡土社会秩序的传统关系上,通过对乡土社会礼的内涵的核心表达———对历史上宗族祭祖活动的有关规定的考察,挖掘宗族祭祖活动潜在的社会功能,将祭祖活动的功能作为建构社会秩序的一种力量来分析,寻求其存在的当代意义。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移风易俗运动的史实考察

移风易俗,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民生问题的一项重大任务,它上承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时期的“六劝”活动,贯穿延安13年,开启了新中国移风易俗实践的崭新历程.这一时期的移风易俗实践内容丰富,涉及生活方式、社会风气、风俗习惯、道德观念等社会、民生层面的内容,直指群众生存需求,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效果明显.因此,考察延安时期的移风易俗运动,总结历史经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清代华北宗族与乡村社会秩序的建构——以顺天府宝坻县为例

在清代华北乡村社会,虽然缺乏结构形态完整的宗族组织,但是宗族活动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处理民众纠纷的过程中,州县官重视发挥乡村宗族的作用,多将民事诉讼案件转交宗族调解;而宗族组织为协调族群利益,维护宗族秩序,将调解族内纠纷作为其基本职责。华北宗族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为探索关学在儒学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运用文献、史实与逻辑分析方法,就关学主要代表人物的思想体系和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分析认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理论在儒家教化的发展中对于推动儒学教化由官方走向民间,由士人走向寻常百姓起了里程碑式的作用;关学对儒家教化的推动作用突出地体现为关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乡规民约——《吕氏乡约》;关学特别重视在宗族乡里实行礼教;关学人物在讲学中特别关注民风民俗的改善。     

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简论嘉靖首辅毛纪的宗族思想——以大礼议与明代士大夫日常生活为视角

毛纪在文化活动中,体验礼制文化,增强对其理解;在宗族生活中,感知宗族文化,努力实现礼制与宗族生活的结合,形成了颇具特色的宗族思想。毛纪作为首辅,亲历大礼议,其礼制思想受到冲击,宗族生活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由坚持礼制,维护大宗法,保守不灵活,转变为主张礼以义起,不拘泥宗子说,呈现合乎礼制的变通特点。他的宗族思想是士大夫文化对宗族生活经验的总结,映照了士大夫宗族生活理念的嬗变历程,体现出社会教化思想在宗族建设中的实践作用,促进了礼制与宗族生活的融合。     

抑制宗族组织对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负面影响的对策探讨

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是我国当代农村并行的两种社区组织形式,而且,残存的宗族组织对这一制度造成千差万别的负面影响.本文通过对青龙村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现状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和村民口述的各宗族社会历史资料对比分析,认为它仍表现出一系列在现代社会才可能具有的特点,即可持续性、隐含性和变形性.然后立足于当代残存宗族组织的特点和宗族组织与村民自治强弱利弊分析,提出解决抑制宗族势力的对策思路.     

姓氏符号、家谱与宗族的建构逻辑——对黔东南一个侗族村寨的田野考察

本文以黔东南的一个侗族村寨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地方社会中宗族组织建构、形成的特点.文章力图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与社会背景之中,分析姓氏演变与宗族建构之问的联系,以及宗族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表达形态.由此为现有的宗族研究提供一个颇具地方性色彩的个案参照.     

《后汉书》的教化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范晔《后汉书》的两篇传记《循吏列传》与《独行列传》,记载着仇览以德化人、卫飒等在社会各个领域推行教化、王烈以德感人的事迹,集中宣扬了儒家推崇备至的教化思想。这对于我们目前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好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移风易俗,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清代乡饮酒礼的社会轨迹

清代乡饮酒礼是官员与民间精英合作起来,彰显朝廷儒礼治国理念的社会教化礼。其中,州县乡饮是官方扩展政治资源的平台,地方官选择齿德财势俱佳之人作为乡饮宾介,以假他们的实力来协办乡村社会纷繁杂芜的事务。里社乡饮则与保甲、乡约、宗族等乡民自治体系相配合而发挥教化作用,一道维护着乡村社会秩序。在乡饮礼执行过程中,地方出现的无故停废乡饮,仪轨混乱,乡饮宾不得其人等反常现象,削弱了乡饮礼既定的社会作用。晚清时期,由于政局动荡和财政压力,乡饮酒礼不再强制执行,它因此在一些地方由国家礼法演变成民间礼俗。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试论隋代后期的文化教育政策

隋代后期,在推进政治、经济改革和国防建设的同时,隋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把实现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与融合作为隋政权获得稳固政治统治的基础;把兴办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教化民众、移风易俗的主要手段。隋代后期的学校教育和文化建设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一成就的取得是与隋炀帝超越北方文化局限,以融通南北而创造统一文化的历史精神分不开的。     

论中国古代乡村政权的双重职能

传统中国乡村政权具有管理与教化的双重职能:一方面依法管理乡村赋税、徭役、兵役、狱讼和治安等行政工作;另一方面依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旌善惩恶,推广教化,移风易俗。充分体现了历代王朝“德主刑辅”的治国精神,提高了乡村政权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促进了社会和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维持了政权的长治久安。     

出世和入世：论家族和宗族的概念

中国的家族和宗族是人类学经典研究对象,家族的重心在于,族人共享血缘及亲属伦理观念,它是出世的;而宗族的核心在于其组织性,这种组织性体现在对国家意志的贯彻和对宗族成员的管理和资源融会上,其物质载体宗祠、族田、族谱等实体都是组织和管理家族的途径,相比之下,它是入世的。     

汉代“以孝治天下”政策的现实效果——以士人宗族群体为中心的考察

汉代号称“以孝治天下”,朝廷通过不遗余力的孝治教化,企图达到“以孝劝忠”的政治目的。就当时在汉代社会结构中占据中心地位的士人宗族的状况而言,一方面这种广泛教化政策使得宗族内部对于孝悌的德行非常重视,同时使得家族内部形成了以士人为核心的比较强的凝聚力、向心力;但是另一方面,每当关键时刻需要在忠与孝、国与家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士族的趋向往往会是首先维护本宗族的利益。正是这一点,成为两汉政权两次倾覆的重要因素。国家“以孝劝忠”、巩固政权的良苦用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