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抒情模式的本质特征与现代诗词创作的诗学传统

唐诗宋词的典范意义,可以帮助我们掌握旧体诗词写作的基本格式,寻找语言节奏意象抒情等技术性路径。而深入探索中华传统诗词的精髓乃至创作三昧,则来自于以屈原为代表的诗学传统。屈原将忠君爱国、独立不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自塑了一个完美人格的典型,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屈原以忧国忧民与求君任用二者为中心,形成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与理想美政的融合。屈原是一个有才华、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离骚》《九章》等作品的自塑形象是古代版的"美图秀秀";而晚年的"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与其说是仪表的,不如说是泄愤的。宋代黄伯思"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论述,至今仍然是最简洁可信的表述。屈原自塑了一个北方文化为标志的"循吏"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作楚声",正是《楚辞》最为直接最为强烈的南方地域风格,往往体现在意境、情调、抒情技巧、比兴象征上。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综述

2017年屈原及楚辞研究创获颇丰,成果显著。统计本年度出版和发表的论著、论文可知,研究范围大致包括:屈原研究、楚辞作品研究、楚辞学史研究、宋玉研究四个部分。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方法新与角度新;二是重视出土文献。     

2006年的屈原及楚辞学研究

2006年屈原及楚辞研究依然保持其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不仅数量有增无减，而且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更加宽广。主要表现在屈原传记资料研究、楚辞文体的渊源及文体特征研究、《离骚》研究、《九歌》等楚辞作品研究、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及楚辞学科建设等方面。     

毛泽东酷爱屈原《楚辞》及其原因

毛泽东一生酷爱屈原《楚辞》 ,主要原因是由于《楚辞》思想艺术价值高 ,毛泽东与屈原的性格和创作风格类似     

屈原对潇湘文学的影响

屈原是一位可爱可敬的诗人,而不是一位游戏权术的政客;是一位有良知的文学巨匠,而不是一位游走官场的说客,他只知狷狷自守,而不知世道权变,他本可以和光同尘,随波逐流,但其纯真耿直的禀性却不容其有任何违背本意的举动。他无奈地徘徊在岸边,狐疑地张望着这个世界,当夜幕收走最后一线霞光时,他只好悲愤地怀沙沉江——从彭咸之所居,以结束自己的人生之旅。但是,他那幽愤深邃的文字,却成了横扫七国的雄师,不仅成就了楚辞的千年霸业,而且成为影响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心灵的宣泄——透过《天问》解读屈原

屈原的作品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历代文人都对其推崇备至。其中凝结着深沉的爱国精神和崇高的人格追求,产生出一种屈原精神。在《天问》中,作者采取一问到底的奇特句式,成为历代学者所探究的课题。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屈原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对统治者的不满。在信念一度遭受放逐后,又重新回到初始起点。正是对国家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使得他得到了人们的尊敬。     

楚辞原始诗学价值的重估

对古代诗歌诗学价值及意义的评估,应回到历史的原生状态中,从当时的诗学观念及诗歌发展的层次等方面加以考察、分析。用这种眼光重新审视被后世认为诗学价值极高的楚辞便发现：楚辞不是当时诗学观念上的“诗”,它的本质是巫歌和韵文辞赋;屈原没有文学自觉意义上的诗歌创作意识;楚辞并非《诗经》之后中国诗歌发展必经的阶段,即不是《诗经》后续诗。楚辞“当时还没有产生如《诗经》那样广泛的影响”,在当时的诗学价值较低。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综述

纪念屈原诞辰2350周年汨罗高峰论坛,有来自全国的六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收到论文五十余篇。专家们围绕屈原与汨罗、屈原与和谐社会建设、屈子文化园的规划、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宋人对屈原的接受

由于相近的现实境遇,宋代文人与战国屈原的心态高度契合,从而导致了两宋楚辞学的兴盛,宋人对屈原和楚辞的接受,首先是凸现屈原“忠君爱国”的主题,以强调中原宋国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其次是对屈原言行中那些不符合“中正”道学的细节进行重塑和改造,以便将屈原的精神纳入理学的轨道,达到昌明“道统”、“文统”的目的;再次是大多数文人将屈原对自身与社会的双重固持视作人生的范式,以作人生不得志时期的励志动力。     

“屈原与汨罗”高峰文化论坛暨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综述

"节逢端午赛龙船,万古流传为屈原".在2012年端午节来临的前夕,来自台湾、美国、北京、内蒙古、安徽、陕西、广西、湖北等地的十余名屈学专家与湖南各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齐聚"滔滔孟夏、草木莽莽"的泪罗江畔,于屈子祠内"伤怀永哀"、同祭屈原,并参加了由湖南省屈原学会、中共泪罗市委、泪罗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泪罗市屈原纪念馆承办的为期三天的"屈原与泪罗"高峰文化论坛暨湖南省屈原学会第三届年会.会议论题广泛、发言踊跃、论文丰硕、见解深刻,取得了预期成果.     

试析船山的屈原情结

屈原(约公元前339年～约公元前278年)是中国先秦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和人民诗人.其所创立的"楚辞"这一文学样式,及其所著<离骚>等"楚辞"篇章,对后世文学特别是辞赋的发展影响甚巨."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鲁迅语).尤其是他那坚贞的忠君爱国之情和崇高的人格追求,经过屈原作品的代代传颂而泽被千古,成为后世众多智士仁人为民族、正义、真理而抗争、奋进的重要精神支柱和道德力量.王船山便是其中最倾情者之一.在读船山有关著作时,常感其中有某种或显或隐的对屈原的情结.     

2005年的屈原研究与楚辞学研究

在2005年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屈原及楚辞研究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发表了有关屈原及楚辞学的论文百余篇,出版了专著十余种,涉及到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各个方面。楚辞与楚文化及楚辞的编辑及其文体特征研究、屈原作品及屈原的精神价值研究、宋玉研究、楚辞传播研究等,是2005年楚辞学研究的主要方面。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湖南省屈原学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有八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议收到学术论文六十余篇。与会专家围绕屈原与汉寿的关系及屈原故里、屈原与湖湘文化、屈宋作品及其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屈原作品中的秋意象简

本文从古代楚国的自然环境因素、屈原流放的地域特点以及其作品中体现出的意象来看屈原创作的悲秋文学主题。从整个文学情境的创作来看,屈原在作品中体现的主要情感基调是愁闷怨愤,而愁闷怨愤之情的体现与自然时节气候之变化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多以秋季的荒凉景象作为文章内在的情感变化线索,使其有独特的秋天愁闷意象的文学特色。这种倾向不断发展与演变,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悲秋文学意识。     

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 --解读《离骚》

本文认为<离骚>是中国放逐诗学的奠基之作,屈原是"中国放逐诗学之父".<离骚>的题义是解读这首长诗的关键.<离骚>展现了一个放逐诗人崇高而痛苦的心灵历程,蕴含了五种放逐情结的基本类型,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中日"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

在20世纪楚辞学领域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学术争议是屈原存在问题的讨论.屈原否定论最早由廖季平提出,从而引发了蔓延近一个世纪的、一大批中日学者卷入其间的旷日持久的争论.这种争鸣不仅不会掩盖历史的真实存在,相反更会从正反两方面澄清历史的重重雾障,越来越清晰地呈示一个本源性的屈原形象.这对楚辞学的深入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楚辞补注》对屈原形象的重新确立

<楚辞补注>中的屈原,既有"忠君"思想,又有"爱国"精神,也有儒家推崇的坚贞节操,而在对节操的坚持中又体现出其个体的独立人格.这是洪兴祖注释出的屈原新形象,在这个形象中体现着宋代独特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化氛围以及洪兴祖个人的精神风貌.     

《九歌》诗学结构新探

从楚地的宗教特征和楚人的宗教心态入手,对屈原《九歌》的诗学结构作出重新的审视和解读,可知汉代王逸《楚辞章句》所列《九歌》的篇数与被祭祀的神祗之数并不矛盾,而且神祗的排列顺序亦毋须调整。《九歌》的诗学结构带着楚民集体的文化智慧和屈原个人的审美智慧,闪耀着不朽的诗性光辉。     

论楚辞流传与“屈原一家之书”的《楚辞》结集

楚辞的长期流传,首先是自上而下,然后自下而上,进入汉代通过三条线索得以汇编结集。今本《楚辞》是一部体例极为特殊的文学选集,它在实质上乃是“屈原一家之书”,所收作品也似有经、传之分。《汉志》不录《楚辞》,并不能否定刘向的编纂之功,刘向编《楚辞》是他在废弃期间的“个人行为”,而他后来奉诏典校经书则是“政府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