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述模式

本文从叙述学和文体学视角对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作了考察和探讨 ,旨在揭示这一文体的结构的运行规律。作者认为 ,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叙述结构、叙述者类型和非叙事性话语等层面来看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叙事模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过程 ,表现出与别的文体样式既同又异的特征 :一是从传统的“一元化”格局向“多元化”格局转换 ;二是叙事性和非叙事性呈阶段性更替 ;三是非叙事话语形成了正反合题的话语格局。 2 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文体是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的     

叙事身份的内涵、意义与建构方式

21世纪以来,叙事身份研究迅速升温,成为叙事学界热议的一个焦点话题。文章从保罗·利科的叙事身份观出发,试图界定叙事身份的三个基本内涵,即身份的叙事、叙述身份和被叙述的身份。在叙事身份这一话题上,最核心的问题莫过于谁的叙事？谁的身份？从总体层面上来说,答案是人类的叙事和人类的身份。在人类学意义上,人类被称为“叙事人”或“讲故事的动物”,叙事使得人类区别于其他智慧物种。从具体层面上来说,叙事之于人类身份的建构有三种方式：一种是“我”在讲述自己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自我”身份,这在非虚构性质的传记叙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另一种是“我”在讲述他人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辨识或认同了“自我”身份,这在虚构性质的小说叙事中较为常见;还有一种是“我”在讲述关于“我”但又不是“我”的故事,在讲述过程中,建构了亦真亦假的“自我”身份,这在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的“自小说”中较为常见。     

马克思主义关于奴隶制社会的科学概念与中国古代史分期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奴隶制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五种基本经济形态之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曾用过“亚细亚的、古代的”,“古代社会、东方社会”和“亚细亚古代、古典古代”几种不同的概念来表述。这几种不同的概念,实际上是说明一个问题,说明奴隶制社会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古代东方类型,一种是古代希腊罗马类型。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里说:     

试论社会变迁与抢婚习俗的演变

婚姻习俗 ,是人类文化组成部分 ,当一种婚姻形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的变革而消失之后 ,有关的婚姻习俗却仍在传承。“抢婚”习俗源于氏族外群婚向对偶婚的转变时期。原始氏族成员由男从女居转变为女从男居 ,是“人类所经历的最急进的革命之一。”而抢劫婚便是完成这种转变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社会的变迁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 ,抢婚习俗由于具有新的社会功能而被继续传承。作为民俗文化的抢婚 ,在不同类型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社会功能     

“文字叙事”建构“历史记忆”：解读日本战争文学的证言书写

证言书写是战争文学的一种特殊存在,它依靠战争亲历者对自身体验的记录和回忆,“还原”碎片化的微观战争场景。因此,它具有展示真实历史片段的“实证性”。同时,对战争的反思亦反映了书写者对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复杂性的深刻洞察。在日本,根据时空转换以及创作主体的不同,我们需要关注文人与庶民在战争前线、战争大后方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证言书写。但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它始终没有模糊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避免让读者陷入虚构化、文本化历史的境地。证言书写记录的虽然是个人的、零碎的体验或回忆,但却是宏大的、权威历史叙事的有效补充;它虽然是民间的,但既有与官方记忆相一致,也有不同或是相反的内容,而这部分“反记忆”恰恰是证言书写的最大实践价值——对国家历史编纂学科权力的挑战。     

和而不同：人类共同价值重构的路径

和而不同是中华文明的智慧,其内涵不仅仅是指一种伦理德性、一种存在状态或一种包容能力,而且是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方法论。和而不同既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万事万物的儒学视角,为我们处理各种复杂境况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也为我们在各种各样境遇中进行道德选择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和而不同中蕴含着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文化基因密码,是共同价值之所以可能实现的重要原因。和而不同承认万千世界具有内在的差异,文化形态具有多样的诉求,个体群体在观念与实践中具有不同的样式。然而,承认差异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和而不同绝不仅限于承认“差异”“不同”,还要进而通过协调、协商、协作来实现求同存异、共生共长、美美与共,从而为新时代人类共同价值重构提供一条现实可行的路径。     

“印太战略”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的影响

地区秩序由地区权力格局、地区制度格局和地区规范格局共同构成。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实施“印太战略”,通过权力投射,巩固了地区军事与安全控制力,增强了经济影响力,促进了地区抗疫合作,使得西方主导性上升与地区权力格局外源化;通过机制构建,构建了以其为主体的地区安全机制网络,还建立了若干西方俱乐部式小多边主义机制,使得地区机制的排他性增强,地区制度格局复杂化;通过话语叙事,建构了一套西方式话语叙事体系,为其提供“合法性”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对该地区的介入,并将这套话语叙事体系与海上安全介入等具体行动结合起来。这些变化共同对太平洋岛国地区秩序产生影响。不过,该地区秩序的长期走向还取决于多类行为体的复杂作用与互动。     

《在蒂凡尼店用早餐》中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

杜鲁门·卡波特的《在蒂凡尼店用早餐》是一部因其高超的叙事技巧而被经典化的中篇小说.卡波特成功地采用循环式的叙事结构并在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之间建立紧密而具有逻辑性的关联.他塑造一名可以被称为“卡波特式叙述者”的讲故事的人物,以便更好地塑造赫莉·戈莱特利,一位代表卡波特自由的理想的新型女主人公.人物塑造无疑是他传达主题的策略.论文从分析细节入手,从叙事结构、叙述者以及主题意义等方面来探讨卡波特叙事策略与人物塑造之间的关系.     

新世纪报告文学的观察与分析

新世纪的文学格局中 ,报告文学依然是其中重要的存在。经济主义时代的社会文化生态 ,滋生着导致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变异的诸多因素。变异后的新世纪报告文学 ,是一种由精英化与世俗化、当下摄取与历史打捞、平面叙事与深度报告共构的 ,复调多态的文体类型。     

“元叙事”观念与新时期小说

先锋小说是“新时期”小说中的重要一脉。即使在先锋小说内部也存在着观念、审美形态及语义分野鲜明的不同类型,“元小说”就是一种在叙事形态、意识倾向上相当前卫,反规范、反传统意识相当突出的一类小说。本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元叙事”：一种是以西方的解构主义哲学为背景,在叙事策略上对传统叙事规范进行大胆的“戏仿”或拆解,其语义则是反本质主义的。另一种以“新写实小说”为主,其特征是通过弱化作者对文本的干预,从而达到还原生活原生态的目的。这两种类型的“元叙事”形态迥异,但其文化功能却是一致的,即都形成了对传统小说主题如历史进步论、理想主义等的龃龉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