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

老年人作为社会群体当中的一部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即是公民,又是老年人,因此对于其合法权益的保护,即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首先,老年人是社会成员中的一个分子,作为普通公民,其合法权益在法律的普遍保护之内。我国宪法、民事法律、刑事法律等法律对公民基本权益保护,均包括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其次,老年人作为社会成员中的特殊群体,相对处于社会弱者的地位,因此法律     

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维权之道——基于滇南某村的调查研究

在日常生活中,当村民权利受到损害时,他们积极主张自己的权利吗;他们积极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吗;妨碍他们实现权利的阻力是什么;法律对于他们而言是维护权益最有效的工具吗———本文即以村民权利受到侵害时,是否、以及如何通过法律来维护和实现权利为主线,立足于权利实现的视角,对村民权利保护问题进行了细致观察与经验研究。     

自雇过程的社会网络分析

本文基于2009年八城市调查数据,分析自雇者的社会网络及效用。分析重点包括自雇者群体构成特征、获得资金与生意过程中对社会网络使用情况和“生意联系网”对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自雇者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自雇者的社会网络与受雇者相比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社会网络对自雇者创业资金与创业生意获得的作用具有差异性;自雇经营中形成了特殊的自雇生意联系网,并对自雇者经营绩效产生积极影响。     

消费者运动论

消资者运动又称消费者保护运动。在本世纪，消费者运动此起彼伏，成为波及全球的国际性运动。在消费者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呼声愈来愈高，出现了消费者组织和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再是个人单独行为，而是具有日益明显的组织化、制度化意义的行为，它为解决日益增多的消费者问题做出了贡献。消合者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消费者运动，是一种社会运动。社会运动是由众多的社会成员卷入或参与而形成一定规模的特殊的社会行为，社会运动是一种试图改变社会秩序或重建社会结构的大规模的特殊形式的社会行为，是一种…     

关于公民权利的几个问题

公民权利是法学理论和部门法学中的重要问题,在宪法学中亦具有特殊意义。本文仅就公民权利的概念、界限、保障和实现等问题,谈点粗浅看法。 一、公民权利的概念 在法学界,对一项法定权利在何种意义上才是公民的权利理解并不一致。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法有明文,因而对公民来说有实现的可能,那么,这项权利即是公民权利。因为权利就是法律规定人们从事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有权能、权益、资格、能力筹不同表述)。我们将其概括为“可能性说”。另一种观点认为,法律规定的权利对公民来说,并不都是权利。因为法定权利有真假之分。虽然假权利也有法律规…     

论宪法法律关系

宪法法律关系的法律性质,从产生过程来讲,是国家与全国的公民代表双方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具有契约性。在宪法法律关系中,其主体只能是国家和公民:国家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唯一性,公民作为宪法法律关系的主体具有普遍性。宪法法律关系的主要调整对象是公民与国家的关系,公民可以利用宪法法律规范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论遗嘱自由处分及其局限性

在我国,除了法定继承之外,遗嘱继承是公民私有财产继承的另一种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近年来各地编印的民法专业教材,还没有将“公民遗嘱自由处分私有财产”作为我国继承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解放初期五十年代,我国的民法研究工作者中,有人提出着重保护法定继承,遗嘱继承和遗赠无足轻重的见解。建国以来,遗嘱继承制在我国没有得到提倡和推行,法定继承的观念在广大群众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认为,公民遗嘱自由处分私有财产是遗嘱继承制度的理论原则,公民遗嘱意志的自由应受我国法律的保护,我国的继承制度应以遗嘱为继承的原则,无遗嘱时,始依法律的规定。因此,认识和研究遗嘱自由处分原则及其局限性,提倡推行遗嘱继承制,对于保障公民的继承权益和减少继承争产纠纷,是有重要意义的。     

非婚同居中的女性权益保护

随着非婚同居的增多,同居关系中的女性权益保护问题逐渐呈现在法律面前。同居女性所遭受的权益侵害主要表现为五种样态:身体伤害广泛存在、精神损害难以避免、家务劳动价值忽略、财产权益保护缺失、权益救济途径不畅。由于《婚姻法》的保护性规定无法适用于非婚同居关系,而财产法的调整机制也难以发挥效用,现有的法律条文过于笼统和简化,又缺乏诸如婚约制度等替代性救济机制,同居女性所遭受的权益侵害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救济。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体现和规制现实生活,相关立法应该从五个方面来完善对同居女性的权益保护:扩大反家庭暴力法的适用范围,完善损害赔偿的相关规定,肯定家务劳动的价值,明确同居财产的归属,疏通司法救济的渠道。     

Legal Protection for Rights to Cultural Heritage

文化遗产权利包括两种形态的权利,一种是物质形态的权利,一种是精神形态的权利。作为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权利,主要是指对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处分的权益。主要包括对文化遗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作为精神形态的文化遗产权利,它主要是指对以思想、观点、理论、风俗、习惯等精神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权;另一类是知识产权。文化遗产权利由于具有精神性的特点,因此, 在给予法律保护时必然就会受到比一般权利较多的法律限制。加强对文化遗产权利的法律保护,有利于充分发挥公民个人和全社会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文化遗产的保护效率。     

污名化与去污名化——以乙肝病毒携带者群体的遭遇为个案

在当今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达上亿人。他们在忍受疾病困扰的同时,还面临着被污名化的遭遇。本文探讨了这一污名的形成原因、固化过程,以及本世纪以来由乙肝病毒携带者自发的去污名化运动,推动了法律和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希望通过分析这一事件,透析其社会背景,了解污名化这一现象在现实中的作用机制,提高对弱势公民权益保护的关注。     

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实现的法制环境的构建

法制环境质量与公民权利的实现存在密切关系,良好的法制环境能够促进公民权利实现,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制环境好坏直接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受教育权实现程度,受教育权的实现过程推进法制环境的形成。目前,我国受教育权实现的法制环境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程度还有待提高,为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实现,我们应完善法律体系,提高执法质量,培育全民的法律意识。     

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探析

本文阐述了行政决策民主化的重要性,分析了目前行政决策的现状,并从行政决策的制度、流程、方式及公众参与等方面入手探讨了实现我国行政决策民主化的有效途径。     

瑕疵出资股东的股东权利及其限制的分类研究:规范、解释与实证

股东权利虽以股东身份为基础,但取得股东身份并不当然享有完整的股东权利,如股东存在出资瑕疵,其股权应当受到限制,且这种限制具有正当性。一般来讲,比例股权与股东出资以及股东自身利益的关系较非比例股权而言要更为密切,在股东瑕疵出资的情况下,对其比例股权进行相应的限制,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法理上的正当性与现实上的可行性。因此,对于瑕疵出资股东,其比例股权的行使应根据其瑕疵出资的实际情况而受到相应限制,原则上应按照其实缴的出资比例行使;而非比例股权则不应受到限制而均可以完整享有并行使。关于瑕疵出资股东权利限制的此等一般性标准得以确立后,具体到个案涉及的各项股权的限制及实现该限制的路径,还需要司法基于公平正义之原则分别处理。     

论人权的两面性

人权的两面指的是作为道德权利的一面和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人们在理解人权之概念时,往往只看到其道德权利一面,而极少看到其道德义务一面。其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表达的是人之为人应该具备的资格和人之尊严的价值,它强调了人权之目的与理想;而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则表达了人权实现的手段与工具价值,注重了人权之现实。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与作为道德义务的人权,应当是我们在完整理解人权时皆须认真对待的,二者不可偏废。     

政府的规范目的：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

现实中的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未必是大公无私的利他主义者,但在规范意义上,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政府合法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政府应当追求公共利益实际上也就设定了政府的行为边界。政府的权力应当是有限的,只能将其行为严格限定在与社会公共事务有关的领域。政府的基本任务是努力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需要,为他们提供优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利益。     

个人征信中私人权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征信制度由来已久。我国的个人征信还处于起步阶段,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在个人征信中,信息个人享有充分的权益,如知情权、隐私权等。对此,应采取法律措施给予充分保护,并注意处理好私人权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矛盾,在尊重、维护私人权益的前提下,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持续稳定发展。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Integrating citizen's income with social insurance

Citizen's income or social dividend schemes are a way of avoiding the "poverty trap", or disincentive effect, inherent in withdrawing unemployment compensation completely when the beneficiary returns to work. If there are inadequate financial incentives for the unemployed to return to work, the benefit administration may feel the need for tighter discipline of the unemployed, threatening to withdraw benefit from those who reject offers of low-paid work. Citizen's income provides better incentives to work without so much need for sancti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four different methods of introducing a citizen's income gradually by allowing people to keep an 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heir benefit as they move from unemployment into work. New transfers would also be made to never-unemployed workers, to secure equity between all persons whatever their employment status or history. The best method is to define an hourly unemployment benefit, and make benefit for a certain number of hours unconditional on employment status. This gives better incentives to work part-time than existing benefit systems, and fairer treatment for those who can only find a part-time job. Minimum wage regulation is important, to prevent employers taking advantage of a citizen's income to reduce wage rates.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责任

本文指出，《公司法》立法上关于股东出资责任的规范尚不完备，股东因注册资本不实及超额出资所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需进一步研究。当公司的控制者利用控制权侵害公司利益，最终损害股东权利的时候，股东如何通过法律的途径来保护自己的股东权利。     

国家政权建设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变迁(1911-1935)

本文从国家政权建设视角探讨民国时期广州城市土地产权的变迁。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通过政权更迭取得了承袭公有土地的合法性,并用法律规章明确划分出官产,以区别于私有产权。广州市政厅成立后,为了明确省、市政府在税收中的权限范围,提出“市产”之名,在市区范围的公有和共有性质的产业随之都被纳入“市产”的范围。通过铺底登记,市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实现了对双重产权的管理。最后,政府通过设立土地局进行土地登记,以实现私有土地的产权确认,进而征收土地税。至此,现代国家政府与民众在土地事务上重新确立了契约关系,城市土地产权管理体系初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