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

公共行政是公共能量场中关于价值权威性分配和有序实现的交互活动,其绩效高低受制于行政权力对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关系的把握程度.从公共供求关联性、政府职能重心位移以及治理工具选择组合等角度看,行政权力是公共场域中具有独特作用的核心资源,在根本属性、职能取向与利益发展等方面有着复杂的特征呈现.为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需要在有限与有效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即通过法律、授权和社会等方式来配置、规范行政权力,以及建立起价值、信息、协调、激励和约束等运行机制以确保权力高效运行.行政权力配置过程本质上是公共的选择过程,运行过程则是将资源性势能转换成为服务性动能、实现治理绩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衔接度对于行政的民主化、法治化、效能化与服务化发展态势影响深刻.     

"脱域"公共危机治理与区域公共管理体制创新

"脱域"公共危机的发生将急剧改变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秩序,导致区域性社会运作机制中断或瘫痪.而"切割式"的现行行政区行政模式与"脱域"公共危机的逻辑错配,使"脱域"公共危机治理处于"低效"或者"失灵"状态.以"网络式"的区域公共管理体制作为平台,既整合纵横向政府系统内资源,又积聚政府系统外的市场和社会资源,能够实现对"脱域"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裁量权及其规制之道

必须寻求规制公共危机管理中合法行使行政裁量权的有效途径,在化解公共危机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行政裁量权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应当认真对待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裁量权,从立法控制、行政约束和司法救济三个方面来加以规制,使之扬长避短。     

社会设计:公共危机应对的行动理论——以SARS危机和甲型H1N1流感为例

2003年SARS危机过后,公共危机管理成为政府、学界和社会公众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政治学、行政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都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对危机管理进行了探讨,为应对危机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经验.行政学学者全钟燮提出了公共行动的四种设计模式,即危机设计、理性设计、渐进设计和社会设计,在处理公共危机的过程中,这四种设计模式为其他学科的继续研究奠定了知识基础,并给予政府决策过程一定的理论指导.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生态行政学:理论源流、分化及其困顿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和公民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后现代情境的生态主义为生态行政理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基础.生态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现实偏向以及行政生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均催化着生态行政理论的萌芽.由于概念认定和价值趋向的差异,以及范式转换和治理领域悖论的存在,生态行政研究亦呈现出分化、多元化与发展的困顿.生态行政理论应在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应对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社会发展:一种价值意义上的探索

社会的发展过程实质是一个价值创造过程。任何一种发展观均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而不同的发展价值观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当今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和失衡正是由于人们对发展价值观的选择不当所造成的。要消除社会发展的危机,必须对发展目标作出合理的选择和设计。     

论行政指导及其程序

行政指导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机关管理社会的一种非职权行政活动 ,具有行政职权行为所无法体现的功能。本文从行政指导行为的概念和形成的背景为切入点 ,着重讨论了行政指导行为的原则、方式、实施依据和条件等问题 ,并基于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构建了行政指导行为的主要程序     

行政案例指导制度转型的法理分析

当下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在适用中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难,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是一种理想选择。个案解释应成为实现统一法律适用、司法价值追求和法律解释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方法论意义上具有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组合形态的行政判例和司法定向理论下决断论的理论逻辑,为以个案解释实现司法公正的制度转型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实现由行政案例指导制度向行政判例制度的转型,通过将典型行政案例上升为行政判例并作为个案性司法解释、明确界定行政判例的制定主体、重视行政判例的类型化研究等方面展开。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民参与:价值、困境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资本范式的研究

公民参与是公共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资本理论是分析社会发展的一种重要理论,对公民参与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本文梳理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和社会资本的相关概念和内涵,以社会资本为中介和基础分析了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的价值;在社会资本缺失和负外部性下讨论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困境;并通过社会资本的投资和自我完善分析了公民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路径选择。     

试析行政指导的可诉性

行政指导作为一种非强制性行政行为 ,被广泛运用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与行政管理过程中。由于目前行政指导缺乏法律法规规范 ,行政指导侵犯相对人权益的事实大量存在 ,很有必要规范行政指导行为。为防止行政指导的滥用、失误 ,并充分发挥其功效 ,必须将行政指导纳入法制化轨道 ,接受司法审查 ,保证司法救济 ,从而使中国行政指导在法律规范下健康发展     

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中的政府危机管理探析

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信息时代的繁荣,媒体及公众对政府危机管理提出更新、更多、更高的要求。如何应对公共危机成为政府行政的重要课题。九江大桥坍塌事件作为2007年6月刚发生的影响广泛而且损失严重的突发事件,为广东政府应对类似突发事件出了一道难题。本文主要从事件的危机定位与类型分析、政府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管理等方面进行论证,以期透过对政府在本次事件中危机管理过程的观察,从一定程度上检验出政府当今的危机管理能力,并得出启示。     

“全能主义政府”的公共危机治理困局

在“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由于政府在行政组织架构设置,制度资源供给以及信息传播、社会动员等方面享有着其他社会主体所无法比拟的特殊力量与优势地位,从而使自身实现了对公共危机治理的全面干预和控制.这种状况的存在,不仅造成了政府公共危机治理效能低下,抑制了其他社会主体抗击公共危机的机会和空间,同时也隐含着更多危机产生与爆发的潜在风险.因此,要摆脱“全能主义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局,就必须要从现代国家建构的层面来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提升政府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试论西部大开发中的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是指行政主体在其职责、任务或其所管辖的事务范围内 ,为适应复杂多变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 ,基于国家的法律原则和政策 ,在行政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下 ,适时灵活地采取非强制手段 ,以有效地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 ,并且不直接产生法律效果的行为。在西部大开发中 ,行政指导具有重大意义     

论入世与我国行政文化危机：挑战与创新

随着中国加入WTO,成为这个“经济联合国”的一个新成员,我国的行政改革等各项改革任务愈加紧迫。该组织针对政府行为提出的种种要求实质上体现了各成员国对现代行政文化价值的趋同。因此从更深的层面上看,入世不仅是对我国政府职能的严竣挑战,而且是一场现代行政文化与我国当前行政文化的大碰撞,该组织各项规则的履行无疑加速了这场碰撞和我国行政文化危机的到来。     

法国旧制度危机研究的源起与进展

对法国旧制度危机的理论来源、理论发展以及最新的相关学术成果进行综合的梳理和划分,这项学科在法国方兴未艾,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在拉布鲁斯的倡导下,这个主题开始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除了经济史方面的价值,还为社会史、政治史的研究带来了丰厚的成果.相关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危机被有的学者视为国家与社会各群体对峙的症结所在.如今,将危机作为研究原工业形态下的法国社会的一个着眼点是当前学术界的潮流之一.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权责关系探析

政府危机管理是政府管理的一种特殊形式,包括政府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和政府常态下的危机战略、危机规划、危机预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存在着危机规划权责缺位、危机预测权责不明、应急处置权责模糊、行政补偿职责虚置的问题,直接导致突发公共事件频发,处置不及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不清晰.严峻的公共安全现状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政府危机管理权责这一危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将政府危机管理重心前移,设定政府常态下危机规划权责,明确政府应急状态下权责,加强对政府应急管理权力的监督,落实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补偿职责,以实现政府对危机依法、有效的管理.     

地方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克服

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面临国家层面法律制度缺位之危机.而在地方立法层面,虽有地方政府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总体而言现行规定一是涉嫌与行政立法应当遵循的法律保留原则相冲突,二是涉嫌与法律优先原则相冲突.化解上述合法性危机,首先应落实宪法规定的“人民主权”原则,在国家层面制定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基本法律,然后辅以地方立法和部门立法的配套规定,形成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为中心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的法律体系.在具体立法内容上,则应当着重构建完善的参与主体、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等制度.     

行政精神的历史类型

行政精神是技术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根据科学精神与价值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构成,可以把行政精神划分为经验性的行政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及超理性的行政精神三种基本类型。经验性的行政精神既不体现出人们共享的社会价值及政治价值,也没有科学的行政方法及途径,它立足于个人经验来处理社会事务。在这种初级形式的行政精神中,一切都处于混沌未分的状态,行政精神的理性化及价值性都还以潜在的形式存在。在事实与价值二分基础上产生的理性化行政精神,把行政当作一种科学及技术而得以片面发展,并且在公共行政的科学化、技术化的过程中孕育出公共行政的科学精神、专业精神,理性化的行政精神由此得到充分展开。超理性的行政精神适应服务行政的历史性要求,是价值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并且在行政实践中得到充分呈现。     

行政思想史视阈下的社会参与——兼议公共行政的取向之争

公共行政理论在由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到决策-执行二分的演进过程中,社会参与也相应由政治决策向行政决策、行政执行等领域推进.公共决策中引入社会参与是以民主等政治价值为依归的,而新公共管理在政策执行中引入社会参与则是为了满足行政活动对效率的需求.这些需求与社会参与具有内在的契合性,这意味着社会参与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达到更高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