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我国PPP模式创新机制研究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PPP模式作为新的政府治理手段迅速进入公共服务供给领域。PPP模式具有公私平等与公私互补的特征,本质是公共服务供给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创新。PPP模式的演化路径是对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创造,其演化发展受到制度环境、意识形态、社会需求与经济基础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创新机制是多重主体在知识积累和学习基础上的共同演化。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实施管办分离的路径选择——基于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

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有诸多理论主张,如公共利益理论、民营化和市场化理论、非营利性组织理论、政策工具与合作治理理论。所有这些理论的根源都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公共服务的基本属性,公共服务供给链条的可分离性以及分离的措施。北京海淀区政府公共服务委员会的国资委模式是体制内探寻公共服务提供与生产分离的代表性努力,湖北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事业单位转制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公共空间的一种被迫让渡,宁波海曙区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模式则是主动引入第三部门。三者是探索改革公共服务体制、实现公共服务管办分离的典范,也是推进管办分离的三种路径,具有标杆价值。     

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困境及其破解

公共服务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微观路径之一。作为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地方政府在供给方面存在供不应求、供非所求、供给低效、供给不均等问题。优化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必须直面问题,破解影响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困境、能力困境、运行困境。为此,一要强化服务和法治观念、纠正激励机制偏差、强化外部压力,激发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动力;二要着力提升地方政府供给公共服务的财政能力、决策能力、管理能力,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三要强化评估监督效力、提高公共服务协作水平,改善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运行环境。     

公共服务制度的系统构建——论事业单位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事业单位是中国特色的公共服务组织。因此,所谓事业单位改革,也就是中国政府公共服务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改革与创新,其实质是构建一套能够有效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公共服务制度的构建既不能采取计划经济条件下行政化的政府治理模式,也不能采取完全市场化的自由放任式政府治理模式,而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探索一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这种新型的政府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是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二是建立多元治理结构;三是完善绩效管理制度。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

民族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复杂问题。西藏作为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区,已经探索出不少小范围成功的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但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的运行机制。多中心治理理论相较于传统治理理论,具有多元、网格、互动和协作三个方面的特征。沈阳、江汉及上海模式分别采用自治为主导、行政和自治协作以及行政力量为主导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给西藏民族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意义:第一,参与主体多元化,创建协商共治式社区;第二,精准定位民族社区,释放社区抓手作用;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力量干预;第四,打造民族互嵌式社区,促进民族共融;第五,完善社区基层治理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运行,从而有助于优化西藏地区民族社区模式。     

街道办事处改革:问题、路向及制度条件

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于街道-居委会体制,它在实际运作中面临很多问题.推进城市治理结构扁平化,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有必要撤销街道办事处,实行“二级政府、二级行政”体制,由区政府直接面向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从改革路径看,撤销街道办事处有赖于推进大部门体制、调整行政区划、完善社区治理结构、培育公益性社区组织等前置性制度建设.     

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发展的新策略

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一种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引入中国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发展实践中,既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纵深发展、回应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外溢、缩小地区阃差距的客观需要,同时还可产生资源聚集、优势互补、经验共享、责任共担等主观效应.而实现协作性公共服务的基本路径,则包括以项目导向型的协作模式作为政策工具选择、构建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完善政府间协作的法律框架、构建政府间公共信息互通网络等四个维度的路径设计.     

第三方治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组织跨区域协作治理研究——以Y青年总会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跨境区域和跨制度合作区,面临不同区域、不同制度、不同关税区的磨合以及多核心城市协调等社会治理难题。基于该区域社会的复杂性及公共领域合作的困境,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治理需要建立起政府、企业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协作治理机制。本文以协作治理为理论视角,将Y青年总会作为个案研究对象,着重从领导体制、协作机制以及会务活动三方面对其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协作治理的实践进行考察。研究表明,Y青年总会在参与大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在凝聚、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促进粤港澳三地交流与融合,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增强港澳青年国家意识以及维护区域稳定和国家统一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效。     

社会治理的原则、模型和路径

中国社会治理是与中国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同步推进的,两者具有必然的互动关系。社会治理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具有系统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多层次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使得社会治理呈现出社会合作治理、社会协作治理和社会竞争治理三种类型,不同治理类型各有其适用范围,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治理框架。三种治理类型是共时互补关系,它们遵循社会治理的一般原则,共同决定着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都市圈地方政府协同治理:一个文献综述

在研究都市圈协作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和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三种理论范式。其中,以区域多方协作为主导的"新区域主义"模式主张通过谈判形成都市区不同层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私营部门间的协作机制,以此来共同解决区域公共事务,试图在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政府模式"和以"市场主导"为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一模式也是目前学者们讨论最多的领域。国内学者对于地方政府关系、区域竞争与合作、大都市区或城市群治理等议题进行了探讨。对于我国当前都市圈地方政府来说,构建区域内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和协作治理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而在这一方面的分析和研究也有待深入。     

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

我国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口支援中的政治动员性而非制度化、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支援方和被支援方的既定性都会影响该项工作的持续进行,对口支援必须实现向协作发展的转变.协作治理模式从启动条件、制度设计、领导能力和协作程序四个方面探究协作发展的可能性与路径,对我国突破对口支援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借鉴经验,必须实现对口支援由政治动员向制度激励的转变;实现支援目标、项目既定性向协商对接机制的转变;培养对口支援双方的信任资本;建构协作领导机制,实现协作中的多元参与,推动互信协作局面的实施.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公共服务视域下的政府善治探析

公共服务是21世纪公共行政和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善治则是当代政府治理的最佳状态和必然选择。从公共服务的视角深入探讨政府善治的价值取向,剖析政府治理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阐明实现政府善治的基本路径,对于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     

治理语境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与重构

村级治理是"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单元。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无法满足村级治理的需求,存在要素缺失和权重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单一、市场力量不足、农民自主程度弱、供给内容不均衡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应该坚持差异、引导、长期、复合、市场、中介等原则,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政府供给能力,开辟市场服务途径,鼓励第三方参与供给,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为村级治理提供物质、精神以及社会等条件支撑。     

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政府回应的调节作用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以549名城市居民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影响以及作用机制。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公共服务满意度对社会治理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信任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社会治理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回应在政府信任促进社会治理绩效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即高政府回应状态下，政府信任对社会治理绩效的提高有更强的正向影响；并且，政府回应对政府信任的中介作用具有调节效应，即政府回应越高，政府信任起到的中介作用越强。研究结论对提高社会治理绩效有一定启示作用。     

政府与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合作机制研究——以上海市的实践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公民的公共服务需求呈现多元化和复杂化的趋势,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引入社会组织,形成以协作为基础的包容性的联合服务供应格局,是在当前条件下实现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选择,也是我国公共治理的发展方向。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这种转型,一方面要求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构建以公共服务导向的更为平等的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机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以分析上海市社区公益服务招投标的实践为例,为其他地方政府开展政社合作提供实践参考和政策建议。     

论网络化治理模式所蕴含的合作前景——基于对社会治理模式的比较研究

在社会治理领域,与官僚制组织相对应的是程序化治理。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依照严格的规则、明确的责任、有限的自由裁量权,开展社会治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然而,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非政府组织的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的垄断性、程序化的治理在社会"变革"的主题下遭到了人们广泛的批评和质疑,并在锐意改革的国家或地区中逐渐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企业化、市场化以及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在这些新模式中,如果说企业化、市场化及这二者的混合模式展现的是一种竞争的环境和机制的话,那么,网络化治理则向人们展现出广泛的合作前景,其中,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社会治理力量在网络化的结构和关系中开展合作性的治理活动。     

“山海共富”：青海贫困治理中东西部协作的运行逻辑与路径优化

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为消除西部绝对贫困、促进区域协调、实现共同富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东西部协作政策的有效牵引下，青海与地处东部沿海的辽宁、江苏先后建立了结对协作关系。历经20余年的协同合作，青海最终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了社会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通过纵向梳理东西部协作在青海地区的贫困治理实践历程，将其划分为全面推进、精准聚焦、转型升级等三个阶段。在此基础上，利用并改进SFIC协同治理分析模型，从条件启动、多元联动、机制互动三个方面阐释青海贫困治理中东西部协作的运行逻辑，进而提出新时代优化东西部协作机制，实现“山海共富”的可行路径。     

茂名市城市社区建设的现状与思考——基于茂南区官渡街道的调查研究

自治型社区是一种政府自觉依法行政、社区自主管理、社区居民自愿参与相结合的治理模式。茂南区作为茂名市的核心城区,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社区公共服务提供的问题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以茂南区官渡街道为例,以社区居民的需求为切入点,根据茂南区基层政府的实际状况进行问卷调查,探索茂名市社区自治的发展道路,从而达到在居民参与共同治理社区的过程中,为居民提供切实有利的公共服务,以促进茂名市社区的和谐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