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资本: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机制研究的新视阈

贫困乡村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问题已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基于现实环境和资源条件,关系资本作为推动贫困乡村公共服务提供的第五种力量或新的理论范畴被提出.关系资本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子集,只是当这种个人性资源成为公共利益的实现途径或工具时,就具有了准公共性特征.一个村庄关系资本的效能激发离不开精英的作用和亲缘关系的桥梁.通过对欠发达地区4省6县20自然村的实证调研发现,关系资本在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硬件建设和自然性村庄的基本公共物品生产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特殊政策项目支持或融资渠道是关系资本解决的核心问题.通过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创新活动,乡村关系资本就能在被规则限定的范围内体现其价值和张力,以化解贫困乡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窘境.     

让互动/协作治理运作起来:荷兰的住房协会与社会住房的提供

市场与政府双失灵的存在,使非营利组织在欧美发达国家社会住房的提供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而国家、市场与社会多部门组织通过行政、市场和社群机制的互补嵌入性,形成了互动/协作治理的格局。在荷兰,住房协会承担着社会住房的资金筹集、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的工作,社群治理贯穿于所有环节。在筹资环节,住房协会采用资产证券化融资模式,筹集分散的社会资金,体现了社群治理的市场嵌入性,而政府则通过公共担保基金的建立和住房协会间互助基金的推动,为融资市场化提供支撑,体现了市场机制的行政嵌入性。在房源汇聚和分配管理环节,住房协会的社群治理具有行政嵌入性,即政府在目标定位、制度建设、审核监督、鼓励推动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转变既有的行政化治理模式,助推社群机制和市场机制,促进了住房领域的公共治理体系创新。     

论社会治理中的协作与合作

合作是人的社会实践中的普遍行为,在每一个时代,人类的共同生活都会造就出一种合作精神.但是,工业社会把人类的合作异化为协作,官僚制就是典型的协作体系.在20世纪后期以来的人类合作治理模式的成长中,提供了人类合作精神再度出现的契机.未来的社会治理将是一种合作治理.     

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的元治理职能——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政府创新或公共部门创新中,政府行使元治理职能是不可或缺的。根据协作-互动治理理论,政府在一般公共治理中行使四种基础性元治理职能,包括制度设计、框架确立、过程管理和决策主导。面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政府在推动公共创新中需要特别关注三大特殊目标,包括（1）引入不同背景、资源和观点的参与者;（2）引导多方行动者接受创造性破坏,鼓励他们投入资源并承担创新风险;以及（3）支持公共创新的跨界扩散和传播,进一步实现其公共价值。因此,在公共创新中,政府必须采取六种互补型的元治理行动,包括建立框架、确立愿景、管理互动、资源动员、直接参与和对外联络。中国政府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一核多元的社会治理理念以及政府创新实践,为公共创新理论前沿的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协作治理:党群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

新时期的党群工作建立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上。本文结合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活动,剖析了在党的群众工作与社会管理创新之间的关系与挑战,指出浦东新区的"走千听万"是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路径。党和公民之间不是简单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浦东新区通过"走千听万"逐步实现了党与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增加了党群之间的互动,符合公共管理理论中所强调的协作治理原则。强调与党共享价值观,共享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与成就。党通过服务来引领群众,通过服务和作为奠定其作为执政党的地位。通过"有为"而换取"有位"。当然,本文也指出党群关系的改善目前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

我国开展的对口支援工作对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对口支援中的政治动员性而非制度化、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支援方和被支援方的既定性都会影响该项工作的持续进行,对口支援必须实现向协作发展的转变.协作治理模式从启动条件、制度设计、领导能力和协作程序四个方面探究协作发展的可能性与路径,对我国突破对口支援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思路.借鉴经验,必须实现对口支援由政治动员向制度激励的转变;实现支援目标、项目既定性向协商对接机制的转变;培养对口支援双方的信任资本;建构协作领导机制,实现协作中的多元参与,推动互信协作局面的实施.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当前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尚处于初创阶段,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成长中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规则和行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表现为治理主体增加并强化联结;多元治理主体协商出公共规则并共同遵守;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开展集体行动,公平分配收益。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是公共性拓展,表现为多元治理主体由目标、规则、行动而强化联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成长方式,是在日常实践中逐步地“共同体化”。     

地方政府治理变革与公共服务有效提供的理论探索

来自北美和海峡两岸的近60位学者和官员在厦门大学参加"地方政府治理与公共服务提供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就地方政府改革、公共服务提供、地方政府治理等议题及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本文就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观点综述.     

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既是补齐三地公共服务落差过大的关键举措,也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2010-2017年,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总体提升,但城市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有所扩大,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三地差距的扩大速度趋于下降,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对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具有正向影响.三地公共服...     

社会保障新风险及公共服务治理回应:基于新社会风险的视角

新社会风险视角下,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与传统社会保障风险不同的新型风险。当前,典型的社会保障新风险包括:社会保障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失衡、养老结构变化与老年保障不足的矛盾、失业与就业结构改变对就业服务的新需求、医改成效不彰与医疗服务需求旺盛的矛盾。以公共服务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通过改变社会保障供给理念与方式,发展养老服务,完善就业服务,健全医疗卫生服务,可以实现社会保障新风险的有效治理。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一个研究综述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热点问题,理论界围绕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的研究已取得比较丰硕的成果。国外学者主要围绕外包什么、如何管理外包合同、外包效果如何、什么因素影响外包效果等主题展开了相关的研究,而国内学者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纬度对公共服务合同外包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个财政体制变迁的分析框架

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已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内在体制原因是公共财政体制运行不规范.分析政府间公共服务责任分工--财力分配安排--转移支付效果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基本框架,来验证造成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财政体制异化效应,从而设计出财政体制的变迁路径,形成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持机制,以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公共服务职能提供方式的变革

公共服务市场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将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形式,交予具有高效率的私人部门来承包的外包制度成为西方公共部门广泛应用和备受注目的重要形式。这一有效的治理工具使公共服务的成本降低,效益和质量得到明显提高,顾客满意度增加。目前我国政府正处于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社会服务型政府转变,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行政改革的先进经验,引入公共服务合同外包对解决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分配不均和质量效益不高等现有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治理中的公私伙伴关系:一个街道公共服务外包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B街道公共服务外包实践的调查与分析揭示基层政府在激励机制和多重任务环境下的适应性行为和行动逻辑。围绕公私伙伴关系,基层政府与公民之间建立多方面的合作关系,不仅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控制行政滥权、卸责现象,而且还在基层社会管理中引入一个新的治理逻辑,促进公共参与。研究表明基层政府仍然是制度变迁的主要行动者。     

基于社会资本框架下的民族关系治理新理念

民族关系是一国政治、社会领域内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关系的状况直接影响着一国政治、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对民族关系问题的研究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而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显得尤为重要。在民族关系治理的过程中,长久以来,社会资本是被忽视的,其与民族关系治理的内在契合性未被充分认识,在官僚管理体制和传统的统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失灵的情况下,社会资本理论的运用成为民族关系治理的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