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乡村·医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

1927-1937年,基督教在世俗和宗教因素的影响下,在中国各地进行了形式不同的乡村卫生建设.这些乡村卫生建设从总体上可以区分为两种模式,即单一的医疗模式与综合模式的乡村卫生建设.各教会组织所进行的乡村卫生建设分布10余个省份,在西医传播与乡村改造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受制于客观环境以及教会自身在经济与人才等方面的束缚,这些乡村卫生建设只能影响有限的区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乡村社会.这不仅是基督教乡村卫生建设的困境,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国乡村卫生建设所面临困境的反映.     

秘密宗教与青岛早期基督教传播

清同治十二年(1873),活跃在青岛崂山山区的民间秘密宗教金丹教成员,在其首领带领下集体加入基督教长老会。金丹教徒放弃原有信仰而改信基督教,主要是迫于官府严控严打的压力;长老会吸纳金丹教徒的理由是二者教义的相似。金丹教成员的加入打破了长老会多年传教艰难的困局,使基督教传播在青岛得到较快发展,为传统乡村社会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     

河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本文对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在河湟流域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就河湟流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天主教、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须植根于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依托宗族、村落、部落等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具有一定自我保护封闭功能,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力。     

关于基督教伦理化的思考

基督教伦理化是基督教与我国社会相适应的契机和相结合的模式,是基督教对在我国社会的特殊处境的合理应对,但基督教伦理化中还有几个亟待界定和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如基督教伦理化与基督教道德化的关系、基督教伦理化的解释基点、基督教伦理的二元性及其难题等.     

基督教与现代临终关怀的理念与实践

作为现代医疗体系一部分的临终关怀主要出现和发展于西方社会,其中,西方社会文化中的基督教信仰传统为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及实践的建制、人员和场所。基督教对临终关怀的提供者,以及对于作为其信徒的临终者和亲属所提供的关于生死问题的信仰关怀和安慰,都与其教义和信仰实践有着紧密的关联。了解基督教在历史上以及现代实践中如何影响了现代临终关怀理念和实践,有助于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现代临终关怀,进而更适切地展开临终关怀服务。     

拉祜族厄莎信仰与基督教的互动整合

拉祜族的厄莎信仰和基督教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厄莎信仰是拉祜族最具生命力的人文系统,是拉祜族得以生存繁衍的精神动力和社会机制。当基督教作为外来文化进入拉祜族社会时,厄莎信仰成为基督教传播的重要载体与平台,为基督教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实现了基督教在拉祜族地区的本土化。基督教的现代理念和手段,有利于拉祜族社区的生产技术、教育卫生、生活观念等的提升,并在厄莎和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共构了一种拉祜族传统的社会和谐。     

农民的精神信仰:缺失抑或转化?——对农村基督教文化盛行的反思

农村基督教文化之所以盛行,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督教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农民的信仰空白,这从侧面隐性地反映出当前农民信仰缺失.基督教文化的盛行会对农民的信仰体系、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农村原有文化结构、乡村治理权威产生深刻的影响与冲击.     

宋庆龄与基督教

由于家庭的关系,宋庆龄青少年时受基督教的影响较大。后来她逐渐淡化了宗教的观念而强化了国家、民族及社会的意识和责任感。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博爱精神是她民主主义思想的元素之一。     

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

莎士比亚戏剧并不像西方有的学者所说是基督教戏剧,它所体现的是人的主体力量与自由意志。但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确又具有基督教意识,我们无视它也是不客观的。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基督教意识具体体现为对原罪和上帝意志一定程度的认可,对基督教伦理规范的强调,对超验——超越现世存在意义的宽恕、仁慈、博爱等人道主义精神的肯定,以及主体精神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与对峙。     

基督教进入英国法律的路径

基督教精神是西方教会法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教会法是基督教律条在法律上的载体,其演变与基督教在西方社会的命运密切相关。随着基督教进入英国,教会法开始渗透到英国世俗社会中,逐渐形成了教会与世俗社会权力二元制衡的格局。当教会法不再能直接以强制力的形式影响英国世俗法律时,其逐渐转化为英国衡平法中衡平、良心等思想,内化为英国法律的内在精神。     

浅析宗教教会对文艺复兴运动的促进作用

一直以来,对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教会之间的联系,史学界存在着争议,也一度出现过研究误区,片面的认为宗教教会对文艺复兴是完全敌对的,作用是消极的。但事实上宗教教会曾对文艺复兴的兴起与繁荣起到过积极作用,尤其体现在教会教育与一些主教对与文艺复兴的推动作用上。     

论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动因

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是特定地方的政府和群众对村民自治制度所做的创造性变革,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具有地方性、有限公共性、自治性、区域性等特点。日益扩大的民主参与需求与相对短缺的民主参与制度、不断增长的民主发展需求与相对滞后的民主发展环境、逐渐提升的服务需求与相对薄弱的农村社区服务等村民自治的内在矛盾是当下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根本原因。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需求,上级政府的号召与要求是引发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地方创新的直接原因。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传教活动的若干特点及影响

1870年,监理会在苏州开创了教会事业。在此后的几十年间,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事业是成功的。这些年的成功归因于监理会亲和地方社会,由此赢得苏州社会各阶层的好感,也得到包括两江总首刘坤一、江苏巡抚恩寿、江苏巡抚鹿传麟等在内的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归因于提高“自养”水平,努力不依赖母会的拨款;归因于“本色化”努力,传教之初就提出教会在华的领导权迟早得移交给华人。监理会的这些活动产生了有利于传教的影响。晚清美国监理会在苏州的传教活动对中国基督教区域传教史的研究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现实困境与策略创新——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视角

作为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的理论构成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资源,对提升当下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实效具有借鉴意义,信任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农村民众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价值认同,规范社会资本可以促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化,而公民参与网络有助于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融资渠道。然而,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内,我国农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分布还很不均衡,总体发育不够成熟,这其中,农村民众普遍社会信任的产生还面临许多困境,各级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制度规范存在不足,同时,农村公民社会不发达,农村文化类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农村民众参与意识较为薄弱,这些都构成了当下制约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社会根源,因此,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大力提升其现代社会资本存量,强化宣传教育,着力提升地方官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农村民众的认识水平,积极转变地方政府的供给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文化管理过程的善治转变,并积极完善供给机制,大力培育农村民间组织,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从《应星日记》看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绩溪民间文献《应星日记》以粮食供应和民间信仰为主,从一些侧面描述了此一时段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揭示明清鼎革之际乡土社会的纷乱图景:阶级矛盾与族姓纷争,应是17世纪中叶地方社会纷乱图景的不同侧面,族姓纷争加速了宗族的整合,并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通过介绍《应星日记》的史料价值,可透视晚明清初的徽州乡土社会。     

近代教会历史模式的构建:以潮惠长老会为个案

传教话语模式不仅建构了近代中国教会成立前后的历史,而且确立了教会历史记录应当遵循的规则,进而深刻影响到此后教会历史的书写样式。西方差会来华传教是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教会史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传教意义,这种意义从一开始已经渗入到教会历史记载和历史叙述之中。本土教会的历史叙述虽然不能完全跳出传教史的窠臼,但却可以赋予"本土教会"的重要性,从而建构不同的教会谱系,只是这一"本土"已是由西方差会定义的"本土",其自身的主体性尚待建立,以此类"本土"为视角的学术追求有可能面临基础虚空的危险。     

转型期农村党组织执政权威弱化成因刍议

执政权威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与实践中考验出来的,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但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农村党组织的执政权威呈现弱化的趋势。党执政资源流失,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农村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是造成农村党组织执政权威弱化的主要原因。     

试析英国民族教会建立的特点

近代民族国家形成时期,英国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进行了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教会,即国教安立甘宗,彻底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民族教会在建立过程中形成了相应的特点:有统一王权的领导;与民族国家利益相结合;所建国教表现为新旧教的折中与融合。     

规范社会行为,实现阶级、阶层关系的合理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阶级、阶层矛盾扩大和激化的危险.实现阶级、阶层的合理化是和谐社会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