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东汉碑刻所见地方官员的祠祀活动

汉碑记载的地方官吏祠祀对象包括山川自然神灵、本地先贤以及新生之神灵等。这些祭祀活动通常由地方吏民提出申请,中央太常等相关机构批准,地方政府和大姓负责具体实施。地方官吏祠祀活动是其在新莽以至东汉时代旧有祭祀系统紊乱的背景下所施行循政的手段之一;汉末巫风盛行亦是重要的推动因素。这类祠祀活动反映出地方长吏权力日增、地方宗族势力开始向精神信仰领域伸张、中央对地方控制渐趋削弱的东汉地方社会政治生态。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司法文书中涉及颁行于长沙王纪年五年至九年之间的正月壬寅赦、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三次汉代的赦令。根据相关文书纪年来看,这三次赦令分别对应汉武帝元朔六年、元狩元年、元狩三年的“赦天下”。其中“四月丙辰赦”“五月乙未赦”分别与《汉书·武帝纪》所载元狩元年四月赦天下、元狩三年五月赦天下相合,“正月壬寅赦”与元朔六年二月赦天下有一个月的差异,疑《汉书》记载有误。走马楼西汉简中关于因赦令而减免刑罚的司法文书,进一步彰显了赦令与复作之间的关系,体现了赦令在免除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方面的效力。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直符”文书解析

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木牍中,有三枚与值班制度相关,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东汉时期值班之执行情况、责任人、交接日期、案情处理等详细情况,从而揭示汉代官吏日常值班的职责与程序等重要史实。     

东汉简“合檄”封缄方式试探

"合檄"的称谓未见于传世古籍,而始见于居延汉简,但并未说明其形态。五一广场新出了多件"合檄"实物,虽然不成套,但对于复原显示"合檄"的完整形态,考证其书写格式与封缄方式,都有很好的帮助。     

走马楼吴简所见女性户人身份研究

吴简中大量女户的存在,反映了孙吴时期因战乱和赋役繁重导致长沙地区成年丁壮大量消失的现象。女性被迫承担起纲纪门户的责任,客观上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孙吴政府对编户民控制的强化,在户主身份认定问题上,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户主承担赋役的能力,而不是儒家礼教的所谓男尊主义原则。     

《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发微

《庄子·齐物论》“啮缺问乎王倪”寓言中所谓无“正处”“正味”“正色”或无同一之“是”,是对“诸处”“诸味”“诸色”与“诸是”的简别与区分;而真正为庄子所称述的“道通为一”之境,是对此简别与区分的一种超越.“知”与“言”相互关联,由王倪三答“吾恶乎知之”之旨趣以至“至入神矣”的致思理路,略可领会庄子之学的神致:世界本浑然为一,而人为之“言”却改变了其浑朴面目;唯有齐其“物论”,方可达于万物齐一(“齐物”)之境;唯有“齐物”,方可泯除物物、物我之别而彼此“无所待”;唯有“无所待”,方可达于“逍遥游”之境;而唯此“逍遥游”之境,方可称得上“至乐”.     

走马楼西汉简《长沙邸传舍劾文书》解析

走马楼西汉简中有十五支简属于同一册书,是一份关于"传舍"损坏情况的举劾通报,内容完整,涉及对失职官员的举报与处理,同时反映了当时传舍的建筑规模与常规设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未见于传世古籍,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明代蒙古莽晦王及其所属“冈留三营”考辩

通过对明代《译语》等汉籍史料和17～18世纪成书的佚名《蒙古黄金史纲》等蒙古文文献记载的考订,认为"莽晦王"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赤温后裔,而是成吉思汗另一弟合撒儿后裔科尔沁部最高首领阿儿脱歹王的长子莽晦王;莽晦王所属"冈留三营"并非指哈赤温后裔所属翁牛特、喀喇车里克、伊苏特鄂托克,而是指合撒儿第十六代世孙,科尔沁部莽晦王所属巴尔虎、塔奔、茂明安等鄂托克;明代汉籍史料所载"尔填"部及其酋"可都留"并非指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所属阿鲁科尔沁部及其领主巴衮诺颜,而是指喀喇沁万户及其领主巴雅斯哈勒昆都伦汗;16世纪20至30年代,东蒙古左右翼诸部领主不仅瓜分了兀良哈万户,而且打击或兼并成吉思汗之弟合撒儿后裔嫡系莽晦王所属强大的科尔沁万户。     

一体之治”与“政学合一”——王畿政治思想发微

王畿以四无说、现成良知说,发展了阳明的良知之学,在阳明后学中允称重镇.他在政治方面亦有系统思考,并非乏善可陈.其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一体之治”的思想,基于良知,以无欲为本,明圣学,鼓吹德礼之治,强调即业以成学;其次是“政学合一”的思想,主张以政为学、政在学中、政学不二、心平政平等.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疾病词语略考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记录疾病步及人体五官、四肢、体内脏器和神经系统等,主要有眼病、耳病、手病、足病、麻风病、腹心病和精神病等疾病种类.部分疑难疾病名称中,"肿"是血吸虫病并发症,"风"指麻风病,"雀"为三国时期长沙地区方言音,"刑"是指身体遭受锋利的金属器具伤害导致严重致残的外科疾病,"盲"为"盲"字之省笔.     

古代写本钩乙号研究

钩乙号,或称"倒乙号"、"乙正号"、"乙字符"等,是古代乙正倒误文字的符号.本文列举大量实例,讨论了钩乙号的形状和基本用法,指出了古书校读中因不明钩乙号造成的种种疏误;文章探讨了钩乙号的起源及其演变,指出钩乙的"乙"乃<说文>小篆"(S)(|)"的讹变字,并进而廓清了若干流传已久的错误说法.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历史述评

长沙临时大学是在特殊年代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的。在长沙只不过半年多时间 ,就迁往昆明 ,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这段历史虽然短暂 ,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也能给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一些启示。     

西域萨满教岩画的文化阐释

新疆天山、阿尔泰山一带分布的洞穴彩绘岩画是萨满教的遗存 ,所展示的是萨满为本氏族兴旺祈求人口繁衍、多获猎物所进行的巫术操作和祭祀仪式的场面。岩画中的萨满形象、萨满法器、面具等都是在传递一种神秘的“力” ,旨在保证人口繁衍和狩猎成功。     

论判例法在《国家赔偿法》的运用

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不足和缺陷。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国家赔偿理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也是因为国家赔偿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又具有操作性的实用法。从外国和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来看,判例法都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     

关于志愿者行动的价值探讨——以“5.12”汶川大地震志愿者行动为例

"5.12"汶川大地震使中国的志愿者事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志愿者行动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个人价值和经济价值更是令人瞩目。就其文化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具有明确的文化导向性和文化整合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就其社会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强化了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增强社会互信、催生公民社会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就其个人价值而论,"5.12"志愿者行动提高了志愿者的社会地位,体现了志愿者作为人的个人价值;就其经济价值而论,"5.12"行动在抢救社会财富的同时,通过志愿者的个人劳动,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     

拜占廷铸币研究中的某些误区

我国拜占延古币研究存在若干误区,首先,我国发现的拜占延金属货币以金币为主,但不能因此说拜占延人不使用银币和铜币,事实上,拜占廷社会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主要是铜币。其次,拜占廷金币大多为金币,金币正背两面印模方向相对倒置不是铸币工人粗心造成的,而是拜占延金属币印模排列的常例。而拜占廷金币正面图像中舅甥同席,父子并立,甚至祖孙共坐的图像很常见。最后,鉴别拜占廷铸币时,不可就其重量、工艺、质量等方面任意制定鉴定标准,比较科学的方法是,参照目前世界主要拜占廷铸币收藏目录(或称大全),对各方面信息进行综合对照分析。     

"长沙炎陵"说的缘起

“五德转移”政治学说在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 ,“长沙炎陵”说正是它在汉晋时代的产物。宋朝“以火德王” ,炎帝被纳入了“火运”系统 ,成为国家的命运之神而受到顶礼膜拜。长沙炎陵说之被认定的轨迹清晰可寻。     

马王堆帛书黄帝书的性质

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经法》等四篇是否就是《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所著录而又早已亡佚的《黄帝四经》,学界一直存在争议。从古书流传的角度看,马王堆帛书《黄帝书》非《汉志》所著录的《黄帝四经》,但唐兰先生和裘锡圭先生关于其是与不是的论证皆有可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