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

文章以走马楼西汉简为研究对象，从长沙王国、侯国以及属县三个层面对长沙国的职官设置及其职能进行初步考察，并就各种职官的职掌、配置以及隶属关系等问题分别予以论述。长沙王国主要以相府、内史府、中尉府三府主事。长沙相在郡守之上，主在辅王。内史主治民，其职权所涉范围甚广。中尉主治安，督盗贼。侯国如便侯、叶侯、都梁侯，与《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可相印证。属县的吏员设置丰富，如临湘县就设有令、丞、尉、左尉、掾、主治计、计丞、令史、狱史、尉史、佐、校长、亭长、狱门啬夫、求盗、牢监等。此外，对新见职官名择要作考证，如具狱狱史、主系啬夫等。     

完善我国证人制度的法理思考

我国目前的证人制度包括民事诉讼证人制度、刑事诉讼证人制度和行政诉讼证人制度,依照规定,证人作证是一项法定义务.然而,证人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实施效果不理想,普遍存在证人拒绝出庭作证或作伪证的现象.从法理角度而言,完善我国证人制度,应正确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法与情的关系和证人宣誓与作证效果的关系.     

夔东十三家及其与南明王朝的联系

夔东十三家名称,出自清初毛奇龄的《后鉴录》:崇祯流寇,多与二贼(按指李自成、张献忠)桐终始。故主名虽多,大抵附二贼以见。……而夔东十三家贼者,徒以全蜀摷(剿)绝,乘间窃发,仍仰借二贼游魂,或分或合,以极于败亡。早在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农民军荥阳大会时,即出现了以高迎祥、张献忠等为首的十三家七十二营的称号。以后农民军常用     

证人作证制度的道德维度思辨

证人作证制度是证据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提高证人作证率一直是各国立法努力的方向.然而证人本身也是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中,在道德维度上存在着个体差异,证人制度也应当对这种需求予以考虑.而我国证人作证制度却未考虑到个体的道德需求,只是以一种圣人之德来对证人作证义务予以普遍性的要求.缺乏证人免证特权的规定,也就成为我国制约证人作证率的一个瓶颈.     

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建构若干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具有较大主观性的一种法定证据,其证明力大小取决于诸多因素。关于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一直是理论和实践普遍关注的话题。从研究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因素着手,分析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存在的问题,探寻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进路是有益的。     

证人宣誓与仪式——证人宣誓制度的另类解读

无论是在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大陆法系国家,都有关于证人宣誓制度方面的规定。我国学者对我国是否应该引入证人宣誓制度见仁见智,然而无论是否定论者还是肯定论者在论证的理路上都只停留在表层。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证人宣誓是一种仪式。该文以文化人类学为视角,从证人宣誓仪式中的符号及其象征意义,证人宣誓仪式与宗教信仰的关系,证人宣誓仪式的“过渡”功能等方面解读证人宣誓,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一些国家证人宣誓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刑事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范围研究

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包括三部分的内容:一是介绍我国的证明标准和模式;二是关键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的标准;三为关键证人出庭作证之例外规定。这三方面构成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的体系。     

浅议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

对证人证言进行审查判断主要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的真实可靠性;二是审查判断证人证言能否与案件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相互吻合,形成证据链并足以确实充分地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对证人证言的审查判断应着重审查证人的作证资格、作证能力、作证心态。     

专家证人的民主性：内涵及其价值

厘清司法与民主的内涵及其关联,可以为研究司法与民主问题奠定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在实践中,专家证人制度作为一种司法制度,其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密切,愈来愈受到司法界与理论界的关注和青睐。专家证人的广泛性、专家证人的独立性以及专家证人的公正性是专家证人民主性的价值所在。鉴于我国目前鉴定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建立民主、公正和效率的专家证人制度势在必行。     

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建构若干问题探析

证人证言作为具有较大主观性的一种法定证据,其证明力大小取决于诸多因素.关于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一直是理论和实践普遍关注的话题.从研究影响证人证言证明力的因素着手,分析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存在的问题,探寻我国证人证言证明力规则的建构进路是有益的.     

刑事诉讼证人拒证原因新探

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证言无疑是各国运用得最为广泛、最为普遍的一种证据。统计表明 ,我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案件中存在明确证人的超过 80 %,然而真正出庭作证的却不到 5 %。这说明实践中证人拒证现象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证人不作证 ,特别是重要证人不作证 ,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 ,进而关系到整个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有鉴于此 ,许多学者就如何促进证人作证纷纷建言 ,但在论及证人拒证原因时往往一笔带过或陷于空泛 ,使立论基础大打折扣。笔者认为 ,不挖掘证人拒证背后的深刻根源就不可能寻找到解决此问题的钥匙。本文尝试从多角…     

关于完善证人证言立法的一些看法

各国的民事诉讼立法或民事证据法 ,都把证人证言作为证据的一种。由于我国立法的不完善 ,司法实践中对于该种证据取得、质证、认定各方面存在操作的难度 ,以致基本不予采信 ,以致证人证言这种重要的证据种类未能在民事诉讼中发挥出其本应有的作用。针对我国现有立法存在的问题 ,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证人一律是自然人 ,取消单位作证人主体 ;二、在证人作证制度中 ,我国也应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拒绝作证制度 ;三、完善关于强制证人出庭作证的法律规范 ;四、明确证人的保护和保障问题 ;五、规范证人证言的质证程序和方式     

证人证言与证人证据属性之我见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人证言是一种证据。但由于将证人证言作为证据存在着不可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因此对证人证言及证人证据属性的重新分析和定位很有必要。 通过对证人证言与证据定义之间的比较、其证据属性与证据必有属性之间的比较以及其表现形式与其他证据种类的表现形式的比较，对证人证言不具有作为证据应有的证据属性和表现形式进行了论述，最后得出证人才是证据的结论。     

试论我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人保护问题有所规定,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对证人保护不力的问题。证人有作证的义务,司法机关有保护证人安全的义务。为切实保护证人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应当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明确证人保护的机关,采取对证人事前保护的措施,扩大证人保护对象的范围和内容。     

关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

本文以民事诉讼中的证人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内外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中国民事审判工作现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研究了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中的传唤制度和询问制度.中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为:作证率低,书面证言适用普遍,证人拒证、伪证相当普遍.现行有关证人作证立法上的缺陷,是证人不出庭作证的根本原因.要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就必须建立证人适格制度、证人拒证制度、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建立证人宣誓制度、建立证人强制出庭作证制度、建立证人出庭作证的变通制度、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以及建立完整的证人权益保障制度等.     

王守仁的“破心中贼难”应作何解?

对王守仁“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语,现在一般都作如下的解释:“破山中贼”是指镇压农民义军,“破心中贼”是指泯灭劳动人民造反的念头。我认为,这样来解释“破心中贼难”是不妥的。在此略加辨析: 此语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卷四·与杨仕德薛尚谦书》。通观全信,就不难发现“心中贼”决非是指劳动人民的造反念头。为说明问题,特将全信抄录如下:     

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权利保障问题探析

完善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权利保障制度是解决证人作证难、不愿作证问题的关键.对此应明晰证人经济补偿的标准,以及证人获得补偿的条件、补偿费用的承担主体、证人经济补偿的方式.加强对证人人身和财产的保护,才可除去证人作证的后顾之忧,还要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建立证人保护的事先预防措施.     

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

康熙四十五年在北方出现劫杀行旅的老瓜贼社会问题,清延非常重视,立即制定了有关治理对策.雍正初年推行保甲制与缉盗的同时,严厉打击老瓜贼,河南巡抚田文镜执行最力.乾隆帝即位后,就将包括老瓜贼在内的盗贼列为四大社会问题之首,认真治理.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廷全面细致地探讨并制定了捕治老瓜贼的方案,随后开展铲除老瓜贼的行动,山东阳信知县邱天民破获了重大老瓜贼案件,基本灭绝老瓜贼.康雍乾初盛时期,人们外出并不安全,清朝治理老瓜贼的一套体系发挥了作用,治理卓有成效,体现出清朝统治运作的特点.     

刑事诉讼中证人权利探析

证人权利是确保证人履行义务的前提。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证人的程序性权利,而对于实体性权利却涉及很少,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解决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难题,必须明确证人的权利及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

证人出庭作证难,特别是重要的证人出庭作证难,将直接影响刑事案件的庭审质量,进而关系到审判方式改革的成败。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难的原因：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影响;法律法规对证人出庭作证的规定存在漏洞;法律法规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不详细;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律责任规定不明确;证人保护制度相对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