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直”性思想的法学意蕴

"以直报怨"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不受礼法约束的"直性"方式;"直在其中"中的"直",既不是"正直",也不是"对等"的意思,而是发乎内心率直的孝亲之理.孔子提倡"以直报怨",反对"以德报怨",同意"父子相隐.直在其中",说明孔子的"直"论所标举的内涵,包含着他探寻社会治理良策的辩证思考.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论语》“四十而不惑”章是伪作吗

与李振宏教授的论文《〈论语〉"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章是伪作》进行商榷,认为:李先生怀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关键证据有误;对"三十而立"的评价标准设定过高;对"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评价标准,是要求孔子的言行跟历史发展结果相一致,有事后诸葛亮之嫌,而且没有注意到该结果是法家所导致的,不会得到孔子的赞同;没有注意到孔子说的惑与不惑,判断标准应是孔子内心的想法,而不是他人的标准;李先生将"六十而耳顺"解释为"不动怒""不介意",尤为错误,这就要求孔子藏污纳垢,包容所有的假恶丑,跟《论语》中热爱真善美、憎恶假恶丑的孔子形象完全相反。     

《老子》“德经”首章新解

《老子》"德经"首章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当解释为"上德"所以"有德",是因为它不去外部寻求"德",而"下德"所以"无德",是因为它是依靠外部手段而寻求"德"。这种解释可以使得"德经"首章文意连贯,解释"前识"一句为何出现在此章。我们发现老子"德经"首章的思想与孔子、郭店竹书《五行》、孟子等人的思想有相通之处,反映出老子思想的影响。通过对《老子》众本"德经"、"道经"次序的探讨,我们发现"德经"在前、"道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战国时期述老学派之手,而"道经"在前、"德经"在后的次序可能出于西汉易学家,"德经""道经"次序的变化突出了《老子》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批判作用。     

孔子“一贯之道”定论析疑

《论语·里仁》所载曾子之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为孔子"一贯之道"的定论。但是,这个未经孔子审定的定论是很可怀疑的。它涉及孔子学说的精髓,故而不可不辨。其实,曾子的才华、出此言时的年龄、学问境界及其治学方式,都不足以支持其能够独知孔子的"一贯之道"。孔子之道博大精深,涉及博学、修身、安人、安天下,不是"忠恕"二字可以统贯的。忠恕是拘谨的、自我限制的、但求无过的。把忠恕视为孔子之道的精髓,是曾子自己的体会,这与曾子本人的性格和境界有关。"忠恕而已矣",不过是曾子对其所得孔子之道的精微表述,而非孔子本人的"一贯之道"。     

《缁衣》中儒家礼学的“德”概念

在出土版本《缁衣》第廿章孔子语录中,孔子所提的"德",乃是礼制国家长久运行的基础。统治者"公赐"才符合"德"的行为,此乃使受赐者不会自己用所受,而是将其作为敬献分享给子孙、臣属以及祖先。通过这种互相敬献之行为,整合社会结构而使国家达致治理。至于统治者的私惠,其不像公赐那样含"德",所以对于国家之事不起作用。不过,孔子所言并没有彻底否定私行的恩惠,只是表达这种方法不符合国家的管理。《缁衣》中"私"和"公"的关系并非如后期汉帝国对臣属要求忘私为公的那样,并非要求全面扫除人们私下、亲近的来往,这种要求根本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内礼"。先秦儒家反而强调,不能为了国家而放弃私家。所以《缁衣》第廿章的意思不在于否定人们的私交,而在于强调礼制德政。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从《论语》中对管仲为“仁”的肯定评价看孔子的忠信观

针对管仲不为公子纠殉身而死,并且做了公子纠政敌齐桓公的相这一史实,《论语》中子路和子贡问孔子管仲是否为"仁",孔子以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诸侯和匡正天下为由,许管仲以"仁",而不是以小忠小信、君臣小节之标准评价管仲。这表明了孔子所主张的"忠"是忠于国家天下之"大忠",而非仅仅忠于国君一人的"小忠"。从国家民族的统一、天下的和谐太平、华夏文明的保存和延续等角度出发,强调忠信于国家天下,推崇对国家天下的大忠大信,是孔子评价管仲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在孔子看来,只要有功于华夏文明、忠信于天下民众,就是大仁大义、大忠大信。     

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

古代文献中记录的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大致有《孔子与浣女》、《孔子与采桑娘》及《孔子遇路妇》等三种;近年完成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资料记录了多种与孔子相关的"巧女"故事。这些传说讲述了发生于孔子与智慧女性之间的故事,故事中的女性主人公表现出过人的才智,为孔子钦佩、赞许。孔子传说中的"巧女"故事,由于传播的时间久、范围广,所以积淀着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文化观念。就其表现的主题看,上层社会思想家通过其宣扬礼教思想;社会中下层则借以肯定或赞扬女性的智慧;进入现代社会后,普通群众讲述的该类故事则在肯定女性智慧和劳动者自身价值的同时,还有了批评或贬抑孔子的倾向。     

从“子贡赎人让金”看儒家的道德、伦理、法律关系

正"子贡赎人让金"的故事并不见于《论语》、《孟子》、《荀子》、《礼记》诸书,但是却辗转收录于《吕氏春秋·察微》、《淮南子·齐俗训》、《说苑·政理》等诸篇之中。这表明,这一故事在先秦至汉代这段时期内流传相当广泛,颇受当时人的关注。揣测其因,一方面是这个故事很可能涉及到孔子之遗言和道德教训——孔子对子贡之行为作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子贡赎人让金"与"子路拯溺受牛"的故事一并出现,作为截然相反的两个事例,孔子予以了相应的评价,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备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从师孔子史迹考释——《论语》解读的一个方法论反思

《论语·乡党》"色斯举矣"章记载的不是孔子赞雌雉得时而子路误解其意,而是孔子赞山梁雌雉为时物,子路以雉为贽献于孔子而孔子郑重接受的情节。这一情节是子路师事孔子故事中的关键环节。孔子有意纳子路为弟子,子路向孔子献雉从而确立师生关系。     

从上博简《仲弓》篇看孔子的“为政”思想

上博简《仲弓》篇是久佚的记载孔子"为政"思想的重要篇章之一,它使人们对于孔子政治思想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孔子将"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改过举罪"看得十分重要,认为这些是"政之始也",可见在他的"为政"思想中,选拔和管理官员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上博三《仲弓》篇和《论语·子路》篇的相关内容可以对读,这为理解孔子政治思想提供了极好的材料,也为《论语》的释读和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     

教化即为政:《论语》“子奚不为政”章辨义

《论语》"子奚不为政"章的正确断句是: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或人"对于"为政"的理解是传统意义上的执政者的政治实践,孔子对"为政"的阐释是对其教化事业的政治定性。在孔子看来,将"孝悌之道"传递给执政者,是他政治实践的另一方式。孔子认为素位为教即素位为政,这一理念蕴藏着他所开创的儒家在教化事业与政治实践上的深刻联系。儒家智识分子所拥有的"道统"既相对独立于"政统",又对"政统"具有引导性。     

“通”的哲学——周敦颐的思与行

周敦颐博学力行,在思想上直承孔子而推陈出新。他虽然也围绕"修齐治平"的理想建构理论,但他有一系列别具新意的阐发,如强调"本必端""则必善",提出"家难而天下易,家亲而天下疏也"的困境,以及"复其不善之动"的修养方法等等。特别是他的《太极图说》和《通书》融通体用,贯通天人,沟通古今。《通书》对"圣人"的推崇,贯穿始终,但也追溯"圣人之本""圣人之道",体用贯通,条理清晰,收放自如。在"天下""天"和"人"之间,周敦颐又突出"势""识""力"的作用;他认为天下顺安的关键在于天道施行而圣明的德行得以修成,孔子是行道义、修圣德的典范;但周敦颐并非主张对孔子的盲目崇拜,而是把老子所说"道尊德贵"进一步强化为"至尊者道,至贵者德",同时突出"人"最难得的就是"道德",而每个人自身获得"道德",必须依靠良师益友。周敦颐认为君子也可以追求富贵,只不过君子所认为的"贵"是道的充实而无所亏欠,君子所认为的"富"是自身的安稳而不忮不求。周敦颐其人其文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其学问之格局,其人格之气象,是宋儒之中最接近孔子的。     

从“知其不可而为之”看孔子的理性精神

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天命论可被认为是其思考天人关系问题的基点。在孔子之前,天命的概念从殷商时期带有人格神意味的上帝之天转向了西周以后外在于人的客观力量的命运之天。而在孔子这里,除了对二者的批判继承之外,天命又增加了一层天赋道德使命的特殊含义。世人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孔子之所以明知不可为而强为,就在于他对天命的特殊理解。孔子的天命论,以主体主动之"知"为桥梁,从主体的理性意识出发,主动承担天赋道德使命,积极进行入世实践,并且对于结果无所挂碍,向上直契人与天地相参的道德理想之境。从"知其不可而为之",可见孔子之深刻的理性精神与觉醒。     

重访廖平、康有为学术交涉公案——关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的新探

从晚出之《古学考》与《新学伪经考》、晚出之《知圣篇》与《孔子改制考》之间的比较中探讨廖康学术交涉公案,是流行的但却是很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习惯。由廖平指控与厘定说法的前后变迁之迹入手,可以发现廖氏最早提出此诉讼公案的文献《经话甲编》(出版于1897年)并没有涉及到对《孔子改制考》的指控,而只是针对《新学伪经考》而发。《四益馆经学四变记》节本(刊发于1913年)始将《孔子改制考》一并列为指控对象,并重新界定廖平自己的著述"两篇"与康有为的著述"两考"之间一一对应的"祖述"关系,此说之得失与影响甚为复杂。通过廖康羊城之会稍早前的文献(《〈知圣篇〉自序》、江瀚《与廖季平论〈今古学考〉书》、刘子雄日记),可以澄清羊城之会廖康学术交涉系围绕稿本《知圣篇》及其"谈论"而展开的基本事实。所谓廖平还有《辟刘篇》交与康有为过目,或没有"两篇"中的任何一篇提供给康氏以及所谓廖平影响康有为全面转向今文经学只限于"谈论"或"谈话"的说法,均非确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主要在于:"新学伪经"说之偷意与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之截获。所谓升级版"孔子改制"论,以主张"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及主张经典所传"唐虞夏商周一切制度事实",皆非真"制度事实",实为孔子之托古改制,这两点为核心内容,如张之洞所称"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说",创自廖平,而为康有为所承袭;与《教学通义》、《民功篇》等康氏早期文献所述本于常州公羊学派的"孔子改制"论述大为不同。廖平缘于因应康有为隐没自己的启发权而衍生出防卫过当之论,对康有为也有伤害,也是本案迷雾重重的一大要因,但是康有为方面的责任更大、所当反省之处更为严重,他那一切伪托的作风对儒学的破坏性影响极大。     

从孔子易学观的转变看《周易》文本的性质

对《周易》文本性质的界定,学界常用一句很通用的话概括,即《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这句话对《周易》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全面,也似乎降低了《周易》的地位与价值。《周易》具有卜筮和德性之二重性已得到学界公认,孔子晚年易学观发生重大转变,原因是孔子发现了《周易》的"德义",但这其中的逻辑关系要分析清楚,即《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还是经孔子的德性解释之后才具备的。如果《周易》的"德义"是本已有之,而不是经过孔子的解释才具备,是孔子晚年发现了《周易》其中的"古之遗言",那么称《周易》本为卜筮之书是不全面的,起码应该称《周易》不只是卜筮之书,或者称《周易》是穿着卜筮外衣的有决策之用的体现文王与周公"德义"思想的教化之书。     

简书《性自命出》中“道四术”探析

孔子所设定的"为己之学"的问题域,在其后学中得到扩充与发展。郭店简书《性自命出》从"道四术"的角度,揭示了孔子后学对于孔子所提出的"博文"、"约礼"与"自省"等修身进路的继承与拓展。结合《大学》、《中庸》等传世文献,总结起来,孔子后学同时关注三条修身进路:"心术"或精神修炼、《诗》《书》之术或经典学习以及礼乐之术。其中"心术"被认为最为重要,并经孟子的发展,而在传世文献中勾画出先秦儒学最具代表性的形象。     

《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义旨辨略

考察孔子对晚周"文敝"的深刻反省和孔子立教之初衷及《论语·八佾》各章章旨可以看出,孔子之道可谓文质彬彬之道,是"人"与"文"张力被措置到恰到好处之道。礼仪中人的真性情在孔子这里构成了礼之本、礼的本然义旨;《八佾》全篇中绝大部分皆辐辏礼的本然义旨。从"人"与"文"的张力进入,自"礼之本"理会"绘事后素"章的旨趣可能是一条可靠的入路,即礼必以忠信为质,犹绘画之事当后于素朴的底色。郑玄一系说的根本破绽在于混淆了作为"质"的德之端倪与可以"文质彬彬"视之的德本身。     

《论语》“直”义抉微

文章从"直"、"仁"性、"直道"、"觉"诸范畴之间的微妙缘契,寻绎《论语》"直"的义趣,指出:《论语》中的"直"以"仁"性为端始,以"直道"为应然,以"觉"为契机;在礼乐之"文"沦为敝害的衰周,孔子对"直"的珍视,乃出自对一种富有生机的以"仁"为旨归的文化创造所不能没有的"直"心、"直"情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