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警宜“德治”与“法治”并举

“德”、“法”具有共同的经济基础和价值取向,都起着调整人们行为的作用。在公安队伍管理中,“以德治警”与“依法治警”也具有共同的价值目的,都是为了加强公安队伍内部管理、使公安队伍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这一共同目的服务的,二者互补,有利于公安队伍内部管理长效机制的建立。     

“美恶同辞”辨析

关于“相反为训”的问题,最早应该说是郭璞提出来的。在这之前汉人的传注中虽已有“臭训为香”之说,但还未出现“反训”之名,“美恶不嫌同辞”虽是《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例子,也不是指“反训”而言的。 东晋郭璞在《尔雅·释诂》“徂,在,存也”条注以及《方言》卷二等的注解中提出“美恶不嫌同名”以后,历代不少注疏家、训诂家都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发表过他们的看法。象王念孙就说: “凡一字两训而反复旁通者,若乱之为治,故之为今,扰之为安,臭之为香,不可悉数。” (《广雅疏证》)郝懿行在《尔雅义疏》中也说:“允任壬,本训为信为大,而又为佞,美恶不嫌同辞,”此外象段玉裁、孔广森、黄侃等人都举出许多例子以支持郭说。当然持怀疑态度者亦有之,象宋代贾昌朝,清人桂馥,朱骏声等也都对郭说表示怀疑。但总的来说,前人的评说象“美恶同辞、施受问辞、正反同辞”等等,都只停留于现象的归纳上,较少涉及有关反训的其它问题。     

“美恶同辞”修正议

本于《公羊传·隐公七年》里的“《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因晋学者郭璞在注《尔雅》时,提出了“美恶不嫌同名”以后,由此就成为训诂学上常用的说法了。意思是说,在古汉语中,同一个辞(词),却常常有“美”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含义。清学者俞樾在他的《古书疑义举例》这本有名的论著里,专门列有“美恶同辞”这一章,并举了“婉委”、“岂弟”、“畔援”(畔颜”、“伴换”、“伴矣”“判涣”、)、“耆欲”等为例词,很详细地阐发了郭璞首先提出的这一语义现象。(详见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三)。但是,由于古汉语在语义的演变上,有词义的转变、通假、引伸等等比较复杂的现象,而且此种现象又例词繁多,有的可以按此提法说得圆通,如作者所列     

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圣母”式女性形象

推崇圣母玛利亚的东正教是俄国的国教,对俄国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圣母情结在俄国宗教的重要性以及对俄国代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达吉亚娜、安娜、丽莎,索尼娅等圣母式女性所蕴含的伟大,牺牲,崇高等美好宗教品质,同时也反映了宗教对于当时女性的压抑和迫害,从而进一步透视了俄国文学作品中的宗教性。     

“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新女性形象的变化

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浪潮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把解放运动的火焰从20世纪20年代一直燃烧到21世纪的今天,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即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形象,如五四时期的出走形象、战争时期的女革命英雄形象、建国后的铁姑娘形象及改革开放后的事业型女性。对这些发展变化的新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窥探出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解放之路,也希望能借古观今,为当代女性的人格培养提供一些借鉴。     

扬雄文学作品的美学评价

扬雄以赋的不变之常体指导创作。其中期创作的《甘泉贱》等四大赋是其文学创作高潮 ,既有意象的浪漫主义的特点 ,又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 ,并逐渐地走向议论化和散文化 ,充分表现了儒家伦理原则 ,即讽谏的忠君目的。晚期的作品主要是表现个体遭遇的情绪体验 ,总体上是以出世的思想为依据。     

“狐狸精”形象变迁及其美学意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狐狸形象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其形象从原始时代的图腾和神圣性象征开始,然后在汉代开始从神坛上跌落,一显一隐、互相影响甚至互相转化地在艺术作品和民间信仰中进行双脉络存在和传播,在艺术作品中变迁的过程主要是不断世俗化和人格化的过程,形象不断丰满和复杂,而在民间信仰中的变迁,一直无法摆脱巫术特征,形象单一而扁平。其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它是祥瑞的象征、妖兽的象征、媚惑的象征、聪明的象征、人性的象征与护佑的象征,它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因此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对象。     

论鲁迅杂文“类型”形象的美学价值

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质之一,体现在形象性之中;而通过艺术典型化途径塑造社会相“类型”形象,则是鲁迅对杂文艺术的独特创造,也是赋予杂文以艺术本质的最鲜明的特征。正如许多研究文章所指出的,鲁迅杂文塑造的“类型”形象,也是一种蕴含艺术特质的完备的艺术形象。按照美学规律,艺术一经产生,便具有审美特性,呈现出形式各别的美的形态,从而给人们以愉悦快感,或陶冶人的心灵情操。那么.杂文“类型”形象给予人们的是怎样的艺术美感呢?或者说,形象是以怎样的方式反映出美的形态的呢?这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课题。     

正邪两赋 美恶并举——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手法

《红楼梦》在人物塑造手法上打破了传统的“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塑造出了正邪两赋、美恶并举的人物形象。曹雪芹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研究,表现了深藏在人物性格内部的美丑对照和组合。他改变了以往的才子佳人的俗套,把人的性格深层的矛盾充分地表现出来。     

试论苏珊·桑塔格文学作品的美学思想

苏珊·桑塔格的文学作品颇具创造力,不仅充分展示了其独特的形式美学思想,而且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脉搏,对整个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启示作用。苏珊·桑塔格反对艺术阐释学,提倡艺术色情学,主张新感受力,对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文学作品中神职人员的形象分析

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革命意识对其所塑造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形象的影响,指出这种塑造同其文学创作目的和作品主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文学作品中神职人员的形象分析

通过分析社会转型时期作家们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政治观念，意识形态和革命意识对其所塑造的基督教神职人员形象的影响，指出这种塑造同其文学创作目的和作品主题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对“风景如画”的美学探讨

风景如画既是自然审美经验中的一个常识,又是一个关于美学本身的基本命题,其根本的含义是"美的自然风景看起来像画一样"。如画在视觉特征、观看的文化属性、自然的现象学呈现以及美感中都有其美学理论上的根据。如画作为一个基本的美学命题揭示了自然美和艺术美的同一性,这对于自然审美、一元论美学的建构和美的本质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启发性意义;同时,在人类文化史的层面如画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在的前景。     

“美恶同辞“刍议 ——兼与孙德宣先生商榷

本文就孙德宣先生《美恶同辞例释》一文,谈一些个人看法,提出：(1)郭璞所谓“美恶不嫌同名”的“名”,应释为“字”；(2)孙氏所举的例子中存有以下问题：①混淆了词的本义与假借义；②混淆了词的本义与语境义；③忽略了词义的历时性变化。     

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谈“狂人”形象

拜读了关辰同志《对“狂人”形象的再探索》(《四平师院学报》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很受教益,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值得学习。但是,对有些问题,特别是对“狂人”这一形象的认识,我不敢苟同。现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提出一点看法,与关辰同志商榷,并就正于其他同志。     

也谈“狂人”的形象——试与关辰老师商榷

关辰老师在第三期学报上发表的《对“狂人”形象的再探索》(以下简称《再探索》)一文,我拜读了。关老师的文章对我有很大启示。但我对“狂人”的形象有不同看法,现提出来,求得老师们的指教。 狂人究竟狂不狂?我认为不狂。概括来说,这是一个在封建礼教和家族制度迫害下勇敢的叛逆者,是一个披着狂人外衣的清醒无畏的反封建战士。 作品中的“狂人”面对封建礼教和“吃人者”一伙,尽管有时表现出“狂态”,但却一直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多数情况下,总是以敏锐的眼光观察问题;以开阔的思路     

文学作品的生成——《文学创作美学纲要》片断

当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分别存在的时候,它们都还是处于文学之外。这时它们仅仅是潜在的文学因素,仅仅具有进入文学之中,成为文学内容的可能性。犹如H和O在它们化合之前并不就是H_2O(水)的构成因素一样,处于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的主体或客体本身,也不就是文学内容的构成因素。然而,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各自孤立的静止状态仅仅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而事实上是维持不住的。所谓文学创作,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运动,意味着它的各个因素的转化、结合。创作主体和创作客体一旦结合,文学作品的生成过程便开始了。那起点我们称之为“受孕”。     

禅宗“布袋”形象的哲学溯源及其美学蕴涵

布袋和尚是禅宗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从禅宗典籍中的记载可看到这一形象经过了数度的演变而成,在民间布袋和尚化身为弥勒佛,成为重要的民间信仰.这种演变转化实际上体现了禅宗思想由唐至宋元的变化和流播,同时也催生了布袋图像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具有深刻而独特的美学意蕴.     

中国知识女性的漫漫长途——谈谈“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女性形象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中国人民蒙受了沉重的精神奴役,尤其是中国妇女,在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下,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她们的忍辱负重及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少有的。知识分子是我国现代社会最敏感的成分,他们在各个时代潮流中都有所表现,正如毛泽东同志说,他们“富有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     

功能视域下文学作品的美学鉴赏

在功能语言学的视域下,鉴赏是语篇评价体系的子范畴,它是语篇作者创作态度的体现以及语篇语义协商籍以利用的资源。文学作品的美学风格可以从功能语言学的鉴赏角度加以分析,从而探讨作品的主旨和文体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