僰为彝说

关于古代西南夷“焚”的族属问题,目前有氏羌系统说,有百越系统说。本文拟从彝族有关文化现象来探讨“僰”与彝族的关系。 一、僰的分布 史志载,古代僰人分布在键为郡、越巂郡、益州郡。健为者,即以僰道(今宜宾)为中心,《汉书·地理志》注引应劭语说:“(僰道县),故僰侯国也。”《华阳国志·蜀志》:僰道县,……本有僰人,故《秦纪》言僰僮之富,汉民多,渐斥徙之。”《水经注·江水》:“(僰道)县,本僰人居之。”许慎《说文解字》:“僰,犍为蛮夷。”《华阳国志·南中志》:“朱提郡,治朱提县,川中纵广五六十里,有大泉池,僰名千顷池。”《史记·平淮书》:“汉通西南夷道,     

论古代云贵高原的濮、僚族及其和百越的关系

秦汉时期,称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及桂西插入高原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西南夷”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学术界一般认为其中“西夷”指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根据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研究,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斧、有段石磷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     

枸酱小考

司马迁撰《史记·西南夷列传》,文末以“太史公曰”作点睛之议:“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说汉代有关西南夷的若干历史事件,是由在番禺(今广州)见到枸酱引发的。     

“嶲”、“昆明”考

西汉时统称巴蜀境外的少数民族为“西南夷”。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大体总括了西南夷各部落的概况,在其列述的七个“君长以什数”的(约百十余)部落地区,还有“毋君长,毋常处”的巂、昆明部落。由于语多简略,故对于巂、昆明的情况至今不甚明了,以其方位而言,司马迁仅用了“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等12个字。一般认为同师在今保山一带,楪榆即今大理。依此,则巂、昆明之地西界怒江,北不     

《僰国与泸夷》

我校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刘复生撰著的《僰国与沪夷──民族迁徙、冲突与融合》一书,系“四川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文化丛书”之一,已由巴蜀书社于２０００年２月正式出版发行。全书约１８万字。 僰人因其独特的悬棺葬式而名著于世,而僰人及其“僰国”的历史更是治中国西南民族史者无法回避的问题。先秦时期,僰人就处在巴、蜀、滇、夜郎、邛都等古民族集团势力的中心地带,秦汉以降,“僰国”故地是中原王朝统治势力向西南民族地区扩展的前沿,至明朝万历年间,僰人最终被镇压剿灭,在历史上活跃了两千余年的僰人及其“焚国”从此消失,而…     

司马相如与通“西南夷”

司马相如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怀有建功报国的伟大志向.在汉武帝通西南夷的历史进程中,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平息了唐蒙事件,稳定了汉在巴蜀的统治,保证了通西南夷的顺利进行;而且还亲自出使西夷,使汉朝与"西南夷"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得以加强,增强了"西南夷"对汉王朝的政治认同,为汉武帝后来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濮人问题(下)

四、濮人族属辨析 濮人,先秦时称为濮,秦汉时称为濮或僰,魏晋后多称为僰。其族属,有种种说法:古代,《史记·主父偃列传》、《汉书·伍被传》及《扬雄传下》作“羌僰”,意“僰”为“羌”;《盐铁论·备胡》、《后汉书·杜笃传》作“氐僰”,即“僰”为“氐”。概言之,“濮(僰)”是源于“羌”或“氐”。至近代,一些民族史研究者,(47)大都从此二说;     

“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试解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正史”记载西南地方史事的首篇,所记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分布、社会生活,以及西汉王朝经营该地区的经过甚详。它是司马迁“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进行实地考察之作,信而有征,故向来为研究西南历史者所珍视。但是《西南夷传》的许多字句颇难理解,其中尤以“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句为甚。班固在作《汉书》时,     

据《史记》看出缅、吉蔑(柬埔寨)、崑崙(克侖)、羅暹等族由云南迁去

缅族祖先之试探缅的祖先,来历不明,哈威氏缅甸史也不能追溯其缘起,偶因研究云南民族,略有所悟。《史记》一一六西南夷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其下又云:“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劳浸、《汉书》九五作劳深。王叔武氏以为劳浸、靡莫在滇池区域不过从《史记》文面意想得之。     

汉代西南夷之“徼”与“边民”的华夷身份

在汉代，“西南夷”不仅是一个族群概念，还是一个地域概念。其时存在两种与西南夷有关的“徼”:一是限定“西南夷”所在的巴蜀之徼；二是将“西南夷”分为两部分的西南夷郡徼。在此两徼作用之下，西南夷诸郡在地域上位处巴蜀与西南夷徼外之间，在华夷身份上亦是如此。生活在西南夷诸郡的边民，亦因两徼的存在，及与徼内夷杂处，拥有了与后者既相互区别而又混同为一的漂移于华、夷之间的身份特征。其为当地边民精英在身份的抉择与建构上提供了不同可能。而自武帝置西南夷诸郡以来，有意识地“华夏化”与“蛮夷化”先后在西南夷边民精英中上演。     

庄蹻王滇辨

无论是探讨西南民族的古代史,或者是探讨战国时期西南的民族关系,无有不引证“庄蹻王滇”一传说的。这一传说始见于故事发生后约一百八十年的作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史记》的原文是: “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蜀(应依汉书删蜀字)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僰人探源

僰人是古人类早期智人“昭通人”的后裔,历经氏族社会和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在今昭通、宜宾一带建立了侯国。公元前612年楚濮会战,罗、卢、濮人战败而迁入僰。公元前339年到前329年楚灭巴,部分亡民入,于是、罗、卢、濮、巴融为一体,共称人。公元前256年侯国被秦灭亡。     

也谈夜郎族属问题

《史记·西南夷列传》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汉书·西南夷传》也有相同的记载。可知夜郎为战国至西汉时期西南地区最大的地方侯国,其历史在西南地区的民族史中有一定的影响。     

《史记》中“孰与”的用法

“孰与”是动词性结构,其中的“孰”是疑问代词,“与”的作用相当于介词,合起来意为“与……相比哪个(谁)……”或“与……相比怎么样”。《史记》中“孰与”主要用来表示比较。一个句子用“孰与”来表示比较,典型的有三个内容:1.比较的双方,主要是人,有主体、客体之分;2.比较的某一具体方面;3.这一具体方面的高低、强弱、得失,我们称它为“比较的焦点”,多用形容词来表示,常常在“孰与”之后,也可以居前。《史记》中的用例,根据句中是否出现比较的主要内容,即比较的焦点或比较的某一具体方面,可以分为两类。     

试论汉代“越嶲”的“越”

《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开西南夷,于元鼎六年(前111年)(以邛都为越郡。据《汉书·地理志》,越郡辖邛都遂久、灵关道、台登、定筰、会无、筰秦、大筰、姑复、三绛、苏示、阑、卑水、街、青蛉等十五县、辖境略相当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渡口市及云南省祥云、大姚县以北、丽江县以东一带地区,治邛都县,令凉山州西昌市。近世学者有以“越”之名     

滇王离西夷辨——古代昆明族的几个问题

滇和昆明族 ,是汉代西南夷中两大关系密切的重要族群。文章结合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 ,对二者及其与汉王朝的关系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作了进一步的考辨 ,指出《史记》概称昆明族“随畜迁徙 ,毋常处 ,毋君长”,但实际上当时该族已有“君长”,且其各支系处滇西山重水复 ,气候垂直分布之地 ,因而随畜迁徙范围不大 ,能长期保持畜牧生活方式并居于初郡、县或羁縻郡、县境内 ,却难以形成强大的统一体 ,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情况明显有异。这在相当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南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因地理因素等形成的差异。《汉书》所记“滇王离西夷”,应是滇借汉军之威脱离昆明族等西夷反汉势力之厄附汉。此后昆明族仍叛服无常 ,滇国则应逐步消解于昆明族的不断东向扩展进逼之中     

“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解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句话,原文是:“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对于这一句话,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因而标点断句也不尽相同。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是这样的: “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中华书局一九五六年标点的《资治通鉴·秦纪二》是这样写的:     

从乾隆《普安州志》所载“僰语”看贵州白族的语言

通过对《普安州志》所载僰语与当代各主要白语方言的对比研究,认为至迟到清代中叶,贵州六盘水一带的白族仍然在使用白语;《普安州志》中所记载的僰语,与当代白语各主要方言差别很小,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向《史记》人物传记学习“文史结合”的经验——附论历史剧创作中“史”与“剧”的关系问题

《史记》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历史人物传记为中心的历史著作,不仅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的“本纪”、“世家”和“列传”中的一些人物传记,至今还对人们产生一种文学艺术的力量。学习《史记》人物传记“文史结合”的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对于当前又再度活跃起来的历史小说和历史剧创作,还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