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维

构建和谐宪法文化的核心和关键在于寻求宪法主体--国家和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其价值预设是:公民在一个强大而负责任的政府的国度里享有充分保障的自由和权利.这需要折中的睿智和勇气.在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上,应建构一种柔性而不是刚性、开放而不是自闭的回应型宪法文化价值秩序.权力谦抑具有建构和谐宪法文化所不可或缺的德性功能,为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良性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型塑责任意识下的权力谦抑性品格,是和谐宪法文化的制度伦理和实践基础.宽容作为权力谦抑性的最好注脚,体现了宪政主义的生态文化观.培育多元价值下的宽容精神,是当代中国宪法文化价值重构的和谐之道.     

论全球正义——关于正义问题及实现路径的分析

随着全球化对正义观的冲击和全球治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全球正义已经成为一项亟待拓展的议程。究其原因,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二元悖论、国际政治中道德原则的复杂性,这三方面的因素阻碍了全球正义的实现。本文认为,全球化所带来的权威流散拓宽了"国家—市场—社会"三维治理结构的民主化渠道,缔造了全球正义实现的权力结构环境;化解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二元悖论、达成合作是维护全球正义的基本保障;承认差异、兼容并蓄是建构全球正义观的基本原则,个人正义是全球正义的起点与归属,全球正义观须以全球命运共同体为依托。     

宪政的文化视角——宪政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分析

宪政文化研究必须以那些与西方立宪主义有关的具体政治哲学渊源或者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等具体的宪法和法律思想为对象.文化视角下的立宪主义研究,应当遵循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揭示行为模式中最基本的"元心理"结构.所以宪政文化研究应当以对包括哲学形态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观念的研究为切入点,旨在揭示立宪主义的产生和演变中,相对稳定而始终处于支配地位的思维结构是什么,而这样的思维结构又怎样支配具体政治与法律传统的发展,并怎样影响立宪行为模式.     

效率:全球化时代冲突法的正义之维

依据经济学分析法学的"正义-效率"观,冲突法的效率价值可以作为正义的实现维度.然而,这种联系的实现可能受到冲突正义的要求以及作为实质正义含义的其他价值目标的约束.在法律选择阶段与准据法适用阶段,与冲突正义和实质正义对应的效率实现维度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特征.全球化时代为冲突法的效率标准注入了新的内容,在这一新的背景下,效率成为正义的实现维度所需的条件得以成就.     

论程序正义的生存论意义

程序正义决定了法律制度运作过程和结果的有效性与稳定性,充分展示和保障了社会的基本正义.中国传统法律具有"重内容轻形式"的倾向,这种"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的法律文化,使程序的地位被看得很轻,失去了独立的价值意义,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律文化观念势必导致处于弱势地位的被裁判者、被管理者、被控制者失去了基本的人的尊严,沦为实现他人、社会、国家本身目的的手段.程序正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维护人的自由与尊严等人之存在的根本问题.     

国际秩序观塑构中的文化特质——兼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渊源

一国的国际秩序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文化的特质性。文化特质作为国家内生性属性的基本要素,在国家层次和个人层次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国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的认知,并使其国际秩序观具有明显的本国文化属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时代的国际秩序观,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影响。这一理念不仅蕴含着深刻的"和合"文化内涵,亦是中国传统"和谐共生"价值理念在当代国家间交往方式中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     

"大部制"改革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大部制"作为中国共产党十七大的构想之一,即将在新一年两会上成为实施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成为中国推进世界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法治国家实施宪法的需要,基于国家宪政建设根本地位的考虑,以及中国社会实践亟于加强必要而科学的监督,"大部制"改革不仅涉及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利益分配,涉及宪政人权保障价值和社会正义价值的选择,而且涉及对改革发展中"党政分开"成果的坚持,以及国家权力监督制度的强化.为此,本文拟提出四点建议,希望能对"大部制"的推进和实践略尽绵薄之力.     

论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

尽管各国采用的违宪审查制的类型不同,但建立违宪审查制的理论基础是共通的.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作为违宪审查的理论依据是实施违宪审查制国家的共同认识;保障基本人权是宪法最高法规性的基础价值所在,也是近代宪政的真正目的所在;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国民基本人权,从而达到一种权力与权利的平衡是宪政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违宪审查制赖以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司法权在民主法治国家,是维护法律实施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立法权或者行政权侵害基本人权时,作为基本人权的救济手段的司法权往往担负着"宪法守护人"的重任.     

社会秩序·制度理性·公正理想——西方思想文化中公正观念之范式沿革（上）

人类政治活动的直接目标,即是平衡主体之个体性与社会性的关系。所谓正义或者公正,正是对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西方历史文化中的正义观,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形态:(1)奠立于古代"自然法"基础上的古希腊的理性"正义论";(2)奠立于基督教神学教义基础之上的中世纪"神学正义观";(3)奠立于社会"公意"基础之上的西方近代"契约正义观";(4)奠立于对人性之两面性整合与超越的哲学预设基础之上的"权利正义观";(5)奠立于未来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价值信念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正义观";(6)奠立于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罗尔斯的"社会正义论"、诺齐克的"资格正义论"以及麦金太尔的后现代主义的"实用理性正义论"。     

从公共哲学的视野看日本和平宪法

战后日本,三种公共哲学最具有影响力,它们是立宪主义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经济发展和新民族主义.和平宪法存在天皇制等历史局限性和问题.和平宪法的现实主义因素有:对本国政府和军队的怀疑主义,原子弹受害经验,国家主权的自主限制,新国民原理等,和平宪法维护了日本战后60年没有发动过战争,防止了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了"和平国家"的形象,战后的民主主义与和平主义没有国民的精力和国家资源使用到军事方面等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