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对比综述

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直接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起点，但是他们的政治思想又有所不同。亚里士多德摆脱了柏拉图过于沉溺的理想主义色彩；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日趋没落，柏拉图认为社会应该是整齐划一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应是多元化的；柏拉图提倡公有制，亚里士多德主张私有制；柏拉图提倡人治，亚里士多德主张法治；柏拉图注重演绎，亚里士多德则注重归纳。     

探寻善恶矛盾在道德领域的地位

研究伦理道德,总要论及善善恶恶,但是善恶矛盾究竟在道德领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积极探讨,应该研究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不论是唯心主义思想家理念至善的德行论,还是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幸福论,都曾十分重视善恶问题的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认定“至善”才是“最真实的善”,“是善的最高理念”。①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至善即是幸福”。②而伊壁鸠鲁则主张“幸福生活即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③亚里士多德甚至确认伦理学即是研究“至善的学科”。④概观西方伦理思想史,伦理思想家们对于善恶问题都有着重说明。所以,美国实用     

探寻善恶矛盾在道德领域的地位

研究伦理道德,总要论及善善恶恶,但是善恶矛盾究竟在道德领域居于什么样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应该积极探讨,应该研究和说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伦理学,不论是唯心主义思想家理念至善的德行论,还是某些唯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幸福论,都曾十分重视善恶问题的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认定"至善"才是"最真实的善","是善的最高理念".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至善即是幸福".而伊壁鸠鲁则主张"幸福生活即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亚里士多德甚至确认伦理学即是研究"至善的     

是与善的分类及其意义——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开出"元实践学"的尝试

柏拉图把理念的“善”看作万有的太阳,这个“善”同时又是最真的“是”,二者是一个整体。他主张人要从认识万有上升到认识“善”,再把对这个“善”的认识带回到改变万有的实践之中。亚里士多德把“是”分为十个范畴,并否认“是”本身是一个超越它们之上的种,同时认为“善”跟“是”一样具有多种意义,实践中的“善”都是具体的,“善”的理念对实践没有意义,从而把对“是”的研究和对“善”的研究分离开来,把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分离开来。为解决理论领域的普遍性和根本性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形上学”,但实践领域的“形上学”却付之阙如。事物的存在是浑然一体的,在理论上被分成范畴的认识在实践中如何合成整体,这就是“元实践学”或“实践的形上学”所要研究的问题。     

浅析《理想国》中“善”的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柏拉图的《理想国》被认为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他基于对当时希腊雅典社会政治的观察,看到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弊端,为了挽救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的危机,柏拉图提出建立一个正义的城邦,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他提出治国者掌握治国的最高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在《理想国》第六、第七卷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柏拉图将太阳比喻为最高的“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光明之源,从而“善”的理念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人类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在“善的理念”的指引之下,公民具备认识世界的能力,从而为建立一个“正义城邦”奠定基础。     

浅析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观

幸福问题是个万古常新的伦理学问题,许多哲学家都对“幸福”问题有过阐述,亚里士多德汲取了梭伦、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以及柏拉图等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幸福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是最高的善,幸福是灵魂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幸福就是中道,幸福需要外在的善作为补充的,这些论述告诫人们,幸福可以通过努力获得的,幸福就是思辨的生活,幸福应该遵循“小我”与“大我”相统一的原则。本文试从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来源、内容及对当代生活的启示三个方面来阐述笔者对亚里士多德幸福观的理解。     

追求“至善”──幸福与道德的匹配一致──古希腊社会文化价值目标的演进

社会文化价值目标是任何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价值灵魂。古希腊的社会文化价值目标表现为：追求“至善”──幸福与道德的匹配一致。它的创发与确立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苏格拉底的“追求‘有知’而‘公正’的‘至善’境界”;柏拉图的“创制等级分工的‘至善’社会”;亚里士多德的“信守中庸的‘至善’之道”。这一价值目标之所以会被古希腊人所认同,是因为它无形中契合了人类本性对当下的“实然”世界与理想的“应然”世界的双重渴求。     

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一种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社会模式论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古希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前者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毕生对师长的哲学观和社会观虔诚不二;后者从师柏拉图20年,是这位老师的“高足”,但又非处处唯老师马首是瞻,以致老师抱怨地说:“亚里士多德象小马驹生下来对它母亲那样踢我”。结果,在如何改造当时已开始动摇的希腊奴隶制社会这个问     

语境中的“正义”——论柏拉图正义观的基本特征

柏拉图的正义观主要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邦本位，即柏拉图的“正义”始终是围绕是否有利于城邦的存在和实现城邦的“善”而展开的；二是贵族立场，柏拉图认为只有少数哲学家统治城邦，才能实现城邦的善；三是唯心主义。柏拉图正义观的三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他的正义在现实生活中必然失败的命运。     

社会秩序思想:亚里士多德与孟轲之不同

从社会学的秩序理论来看 ,亚里士多德与孟轲的社会秩序思想存在着显著差异 :一是在社会结构运行常态上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集团为基本单位的功能分化的社会结构运行常态 ,孟轲主张等级秩序严格的阶层分化的社会结构运行常态 ;二是在社会整合上 ,亚里士多德主张以法治为主的硬性整合机制 ,孟轲主张以仁爱为主的软性整合机制。正是这两种社会秩序思想的不同 ,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今中西方社会秩序现状差异的基础     

亚里士多德论“最高善”的两条路径及其局限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对“善”和“最高善”（人类幸福）所做的说明。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他一方面将“善”界定为人类欲望的目标,据此确定各种善事物之间的排序并最终推导出最高善的存在;另一方面将“善”表述为人类特定功能的施展,由此说明良好地实现并展示这种功能的行为被认为是具有美德和高贵的人类行为,进而指出人类幸福在于灵魂合乎美德的活动。本文试图表明：较之于柏拉图的善理念,亚里士多德所采取的这种具有双重路径的证明模式在阐明“善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具有较大优势,但在回答“最高善（幸福）是什么”的时候则无法摆脱论证路线本身所带来的局限,后者导致他对最高善的设想和说明出现某种张力。这种张力表明：仅仅从人类的现实活动层面来设想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最高善”的思路是有局限的。     

儒墨康德基督教伦理观之比较(下)

我国现行伦理观既否定“为己利他”又否定“单纯利己”,而把“无私利他”奉为评价人们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原则,因而仍属于利他主义而渊源于儒墨.只不过,儒家的伦理观是爱有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爱“亲”多于爱“民”、先“亲”后“民”、“亲亲而仁民”;墨家的伦理观是儒家的否定,是爱无差等的利他主义,主张同等爱“亲”与“民”;我国现行伦理观则是对墨家的否定、儒家的否定之否定,它主张新的爱有差等,即爱“民”多于爱“亲”、先“民”后“亲”、“全心全意为人民”。     

亚里士多德的财富伦理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追求财富和幸福是人的本性。在这个财富涌动的时代,人们常常面临多种观念的碰撞,我们应该树立怎样的财富观?亚里士多德在实践哲学观的指导下,认为追求财富应以德性为基础,以中道为准绳,强调勤劳致富,主张财富分配要公正。亚里士多德的财富伦理观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构建新型的财富伦理观是一种有益的文化资源。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生成论之比较

柏拉图在《蒂迈欧》和“未成文学说”中所讨论的生成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生成论有很大的相关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是在与前者的对话中形成的。无论是三本原的生成模式学说，火、气、水、土四元素相互生成学说，还是由四元素生成同质体的理论，甚至个别事物的生成理论，亚里士多德都从老师那里获取了理论资源。本文即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对比论证，表明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的生成理论。本文还就柏拉图的“接受者”与亚里士多德的最初质料和终极质料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澄清。     

“诗哲”与“文道”——以柏拉图与朱熹为例

柏拉图和朱熹都是世界文化史上弃诗从道的哲学巨人,柏拉图批判荷马接续“诗哲之争”;朱熹批评苏轼则终结“文道之争”.诗哲争强调诗哲二分,哲学超越诗歌;文道争主张以道为本、文与道合.两者对诗文的批评都包容着对诗文最深刻的认识,柏拉图对真理的强调是他批判诗歌不“真”的根据,朱熹哲学的道本论特征是他强调诗本性情之“正”的前提.强调“真”与凸显“正”是柏拉图诗学与朱熹诗学的差异所在.     

善与正义的现身

在追求善的生活过程中,为了避免直接民主引发的＂多数暴政＂和僭主政治对直接民主的恶意利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炼出了善与正义之关系的理论。柏拉图侧重于通过正义的哲学王或法律使善的理念现身,亚里士多德侧重于通过具体的公正谱系使正义现身。善与正义的关系本无优先性之分,但由于罗尔斯重述＂正义优先于善＂的论断,在反驳罗尔斯论断的过程中,社群主义重述＂善优先于正义＂的论断,使得善与正义的优先性之争成为西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论的焦点。     

柏拉图与后现代哲学--以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为例

尼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等人在所谓“后现代哲学”中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尼采曾经把他自己的哲学界定为“颠倒了的柏拉图主义”,但尼采对柏拉图的激烈批判与反驳,恰恰证明柏拉图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通常认为“意向性理论”是胡塞尔现象学最为重要的一个发现,但实际上柏拉图对这个“发现”早已有所发现;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都遗忘了“存在”,因此,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就是要回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一西方哲学的源头上去,以他们已经赢得的东西为基础,将他们未竟的事业推向前进。这表明,柏拉图哲学与后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二者之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作为一种美德，“中道”就是适度、适中，它是对过度与不及的否定，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选择时的一种实践智慧和选择美德的方法论，在今天仍具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