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一八九八年七月,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首树“顺清灭洋”旗帜。同年十月,义和拳在山东高橥“助清灭洋”的旗帜而兴起。这些斗争都是以反对洋教为主要目标的起义,是近代教案的继续与发展。因此,探索“扶清灭洋”思想(或“顺清灭洋”、“助清灭洋”、“保清灭洋”、“辅清灭洋”等)与近代教案的关系,显然是很有意义的。一“扶清灭洋”,诚然是一八九八年余栋臣起义第一次提出来的,但事实上,它却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政治纲领。“扶清”的“清”,是指朝廷、皇帝、国家。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     

余栋臣起义和“顺清灭洋”口号

大足余栋臣起义提出的“顺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在当时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口号的发端。如何评价这一口号,在史学界曾进行过热烈的讨论。有的同志认为,这个口号“集中地反映了”起义队伍中封建士大夫的要求,并不代表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目标。笔者认为,任何一个政治口号的提出,总是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关系分不开。同样,“顺清灭洋”这一口号,首先是时代的产物,同时具有一定的策略意义,在当时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当然也有消极作用)。如果简单地归之于“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反映”,就可能忽略了口号的时代特征及与整个起义队伍的政治联系。本文拟就“顺清灭洋”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剖析

<正> “扶清灭洋”是义和团提出的主要政治口号。对于这一口号的评析,是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中的焦点之一,也是全面估价义和团历史作用时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为此,本文拟对“扶清灭洋”口号作些粗浅的分析,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们。一自1898年10月在直、东交界的冠县一带,赵三多、闫书琴领导的义和拳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起,山东、直隶各支义和团都陆续出现了同样的情况。1899年10月11日,朱红灯的义和拳队伍在平原杠子李庄战斗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     

论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阶段

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是一个持续多年的过程。义和团有三大特点 :一是“义和团”的名称 ,二是“兴清灭洋”、“扶清灭洋”一类的口号 ,三是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的仪式与追求。根据这三个特点出现并泛化的情形 ,可把义和团起源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雏形期、正名期和完形期。大刀会吃符请神、“刀枪不入” ,在斗争中提出了“兴华灭洋”口号 ,为运动提供了雏形 ;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坚持了“兴清灭洋”的宗旨 ,为运动提供了义和拳、义和团的名号 ;鲁西北金钟罩神拳开展斗争后兼有了三大特点 ,成为义和团的完成形态     

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的解读

相当多的研究者把“扶清”解释为扶持清政府之意,从而把“扶清”口号纠缠在义和团与清政府的关系上,是对义和团口号的误读。通过对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的考证,可厘清义和团口号的演变轨迹;通过语言结构的分析,可以证明“清”是作中国解。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时,使口号的主体发生了“转换”,所谓“扶清”、“助清”,是神扶神助。义和团正是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强化自己的作用。“扶清灭洋”等口号表现了义和团对国家的笼统认同,集中体现了义和团运动的民族主义性质。民族主义带有非理性的色彩,因而,正确解读“扶清灭洋”一类口号,对恰当认识与评价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民众民族主义的种种特点,认识近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     

义和团的两个旗号

震撼中外的义和团运动,高擎着两面旗帜;一面是“神助灭洋”,一面是“扶清灭洋”。然而,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将“扶清灭洋”当作义和团唯一和统一的旗号,“神助灭洋”则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结果,不仅弄得义和团的旗号,不白真相,面目亦非;而且,对于“扶清灭洋”的评价,也众说纷纭,纠缠不清。因此,搞清义和团的旗号(或口号)问题,便显得十分必要。 (一)“神助灭洋”     

再论“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

笔者在《“扶清灭洋”思想与近代教案的关系》①(以下简称《关系》)一文中,曾提出“扶清灭洋”,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直至义和团运动的主题思想和农民与官绅联合反对洋教的纽带;参加反对洋教行列中的地主士绅,主要是该阶级中的顽固保守派,等等。文章发表后,听到一些不同看法,但都认为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讨。为此,不揣冒昧,仍按原来主题,就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和目的,以及“扶清灭洋”思想不能振兴中华等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裨有助于对传教、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一、官绅反对洋教的原因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主要有三。 (一)反抗外来侵略,保卫社稷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为了夺取原料产地和市场,西方列强用大炮作为支柱,以“布道运动”作为辅助工具,进行开拓市场、占领殖民地的争夺。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他们猎取的重要目标。然而,清王朝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成为阻挡他们进入中国的最大障碍。     

“顺清灭洋”、“灭清剿洋”两个口号在四川的由来及其影响

1898年春夏间,四川大足人民掀起第二次反洋教斗争时,打出“顺清灭洋”的旗帜。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影响邻近数省及四川三十余州县,使中外为之震动。1900年夏,四川二十余州县人民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举起“顺清灭洋”的旗帜,掀起打教堂、逐教士、起“勤王”之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表达了四川人民同全国一致抗击外侮的决心。1901年5月前后,四川东部地区又出现“灭清剿洋兴汉”的口号,并成为1902年全川义和团大发动的战斗纲领。这场斗争,是继北方义和团运动以后,全国规模最大的反清反洋教的武装大起义。     

技术理性: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关于“逻各斯”与“厄洛斯”分裂的思想,到了近代,技术理性不断膨胀,逐渐取代经济政治控制而成为发达工业社会新的统治形式。这是一种比传统统治形式更具欺骗性和控制力的统治:科学技术以一种合理化的形式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支配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技术的“逻各斯”成了奴役的“逻各斯”。技术理性的实质是维护现存统治的合法性,“新感性”则是一种反抗技术理性的力量。     

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

近年来,史学界对余栋臣起义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有的问题讨论得比较深入,如“顺清灭洋”口号等问题;但有的问题讨论尚未充分展开,如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学术界对这个问题是长期有争议的。本文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以向大家请教。一、余栋臣起义时的身份问题讨论余栋臣起义与哥老会的关系,首先必须搞清:余栋臣在发动武装起义时,他的身份是什么?他究竟是不是哥老会的一个头目?在关于这个问题上,有关一些同志在余栋臣的家     

拆北京:记忆与遗忘

北京正经历着一种巨变,这巨变可以在一个非常流行的象征符号“拆”上得到具体的体现与表达。“拆”是一种媒介,由此某些背景中的被遗忘的事情可以被唤醒而进入到记忆或者前景之中,其服从于一种“逆遗忘恢复”的原则。“非此非彼”以及“处于中间”而非“对立”可以看作是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关系的一个核心特征。表面上,通过“拆”,某种东西要被拆毁而其他东西要被记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讲,这也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一种再界定的过程,或者也可以说成是统治与服从之间的一种循环的游戏。     

中国古代的文化选择与儒学的文化示范

儒家学说在自汉至清两千余年的文化发展中之能一直稳居文化结构的统治地位,是由一些极为复杂的原因决定的,但若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这与社会统治集团进行的文化选择、实行的文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本文运用“文化选择”与“文化示范”两个概念,考察了中国历史上统治集团所进行的以“国家面目”出现的两次重大的文化选择过程,及其对儒学的文化示范以及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群”与“己”:边界及其规则——对“群己权界”的当代哲学反思

在思想史和社会史上,关于“群”、“己”关系问题,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以普遍的、共通的形而上学“人性”为基础,能实现“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的“本质统一”。事实上,这种观念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僭妄,“个人之善”与“公共之善”之间并不存在这种“本质统一”关系,二者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基础之上。对于“个体生命”来说,“自由”地“创造”其“价值”构成了其自主的“游戏规则”;对于社会公共生活来说,“相互承认与团结”则构成了其独立的“游戏规则”。以“边界意识”取代“形而上学意识”来重新认识“群己权界”,这是人与社会实现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     

论北朝的两次灭佛斗争

在中国佛教史上,“三武灭佛”是很出名的历史事件,其中两次(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是发生在北朝时期。长期以来,许多史学家把这两次灭佛的原因仅仅归结为佛道之争。解放以来,许多新编的史书仍持这种观点,因而也就降低了灭佛斗争的意义和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就北朝时期这两次灭佛斗争谈些浅见。 一 佛教自西汉传入中国以来,历经东汉、魏晋,南北朝是其发展时期。佛教教义宣传“生死轮迴”和“因果报应”,这种说教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面临广大人民的反抗,南北朝时期的统治阶级便可以利用佛教的教义占欺骗、麻醉人民,让广大人民把希望寄托于来世,“从而使他们忍受这种统治,使他们放弃革命行动,     

山东历史学会年会讨论义和团运动问题

<正> 山东历史学会1980年年会于9月22日至25日在泰安举行。会议总结了学会一年来的工作,研究了明年的工作安排。会议以义和团的评价问题为中心内容,着重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学术讨论。会议共收到论文55篇,其中关于论述义和团问题的有45篇。会上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问题,有四种意见: (一)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只反帝不反封。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从义和团的口号、揭帖、活动实践以及清朝官僚的奏折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扶清灭洋”,就是“扶”清政府,“灭洋”是为了“扶清”,即所谓“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义和团同官兵的一     

略论中国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中的“外重内轻”与“内重外轻”

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二千多年,其间王朝更迭,兴盛衰落。在历代皇帝的“家天下”统治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工这一问题,曾出现过两种现象:一种是“外重内轻”;一种是“内重外轻。”这两种现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各自有什么特点,与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对此谈一点看法。中国封建社会里,中央与地方权力分工上表现出的“外重内轻”现象是:中央给予地方很大权力,使之能独立统管地方的军、政、财大权,结果形成“尾大不掉”,不再听中央的调遣,乃至形成封建地方割据。其特点: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

<正> 近代山东的“驱教”与“灭洋”,是反洋教斗争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两个阶段。由“驱教”演变为“灭洋”,不仅与民族矛盾的日趋激化密切相关,并且受着当时山东政治.经济情况的制约和影响。今就这个问题谈点粗浅看法。一山东反洋教斗争是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洋教势力的入侵开始的,到中法战争后趋向高涨。1888年6月(光绪十四年五月),鲁抚张曜奏称:“近年山东济南、兖州、济宁、东昌、沂州各府州属教案屡起衅端”,“遇有卖地于彼盖造教堂,则一哄而聚,折毁有之,近倡而远亦随,此惩罚而彼不戒。”这表明中法战争后在以鲁西南的兖州地区为中心,兴起了以反对建堂传教为内容的“驱教”斗争的高涨形势。那么,“驱教”高涨的兴起为什么不开始于帝国主义军事、经济势力庞大的山东半岛沿海各地,而是在     

道器与经史之辨——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探析

“道器合一”与“六经皆史”是章学诚思想的核心理论。从道器与经史之辨的视域,探究章学诚的经子关系论,可以展现乾嘉义理学的新变,及中国近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理路。文章围绕经子关系命题,一是阐发章学诚“道器合一”论与“六经皆史”观的哲学意蕴,二是揭示其“六经正名”观前提下的传记还原论,三是疏证其“六经皆史”观前提下的经史子关系论。由此,藉以阐明章学诚对汉学与宋学的双向排遣和兼采,及其对晚清回归原典运动及诸子学复兴的影响,从而说明章学诚开启了“后乾嘉之学”。     

儒家道德精英主义评析

以孔孟为代表人物的儒家基于对历史上治国经验的总结、阐发，提出了一套道德精英治国理论。主张以精英集团治国，实行“德治”、“人治”，主张法律虚无主义，以此建立起一种牧民、使民的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关系。因此道德精英治国理论是一种不科学的、失败的理论，它导致了精英与大众的疏离，并塑造了中国百姓顺从、驯服的保守性格；它是我们在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在观念上的障碍，应当进行批判和清理。     

马克思恩格斯论犯罪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对犯罪的概念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论述。其中有典型意义的表述有：犯罪是蔑视社会秩序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前一种表述不仅回答了什么是犯罪,大什么是犯罪,而且规定了将某行为作为犯罪处理的客观标准及主观依据。后一表达揭示了“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一般是指刑事犯罪而不是指“政治性质”的犯罪。这两种表述是与当代刑法学中关于犯罪概念及其特征的表述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