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经学与"后戴震时代"个体主体性之增长——焦循经学与哲学思想新论

焦循的"性灵"经学是对乾嘉学术开创期以戴震为代表的"人文实证主义"经学思想的一种滑转,使得"后戴震时代"的乾嘉经学表现出关注知识精英个体主体性的新倾向.焦循在经学训释过程中将"六书"中的"假借"方法加以哲学化提升,使这一方法成为他"性灵"经学的一种最为基本的方法.焦循虽也遵循"训诂明而后经叉明"的乾嘉学术的总方法论原则,但他的语言还原法与"思想旁证法",以及广义的"知识分类学"思想中对"述意"一类文章的偏爱,使得开创期乾嘉学术的"人文实证主义"方法与其所追求的经典意义还原的理论目标之间的裂痕更大,从一个侧面预示了嘉道以后古文经学在理论上的衰落趋势.     

经济学的"证实"理性主义传统

通过对经济学的证实理性主义传统的历史回顾,并对经济学证实理性主义传统所引发的演绎主义与归纳主义、实证与规范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作了经济哲学评论,指出主流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一直轻视归纳推理思维方式,而且还通过在经济学研究中渗透演绎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从而力图把经济学打造成纯粹的实证科学,这致使经济学理论虽然在逻辑结构上日趋精致,但距离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真实世界里的经济学却越来越远.     

人文学及其"现代性"命运

在"现代性"的视景中,人文学作为一门传统的经典学科,其知识图像已然模糊,知识合法性受到挑战和质疑,知识地位也已经被迫边缘化.因此,"人文学"作为一种学科群概念已经成为一个值得重新探讨甚至是亟待反思的理论课题.本文尝试从知识社会学和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初步的讨论,围绕人文学的现代知识状况,造成人文学现代知识状况的内在知识论原因,以及"现代性"中人文学的知识困顿和前景等问题,展开主题反思,以期对当前有关人文学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话题,提供某种有意义的思路提示.     

合法性: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焦点

"合法性"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哈贝马斯对合法性的解述,在逻辑上肇始于他对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两种合法性传统的批评性回应,在实际的理论层面上则系于他对交往理论的政治哲学转译和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政治哲学审理.与自然法和实证主义传统不同,哈贝马斯并没有将先定的价值观念或者形式主义的事实的东西作为证立合法性的基础,而是将这样的基础视为公共领域以及它的交往结构的展开.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经过罗尔斯的回应,其意义被放大,但对其思想结构的评价则应当从其自身话语的语境切入,而不应简单地用外部的问题坐标或者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处理.     

"民工荒"的经济学分析

在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中国,按照传统的观点来看,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且供给是无限的,但是在中国从东南沿海开始出现了大面积的"民工荒",这恰恰与其相悖.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特殊现象,特别是从劳资关系、劳动力资源的市场配置问题角度对其进行审视和分析.     

"恶搞电影"的法律边界

在互联网时代,山寨"恶搞电影"以其模仿特质借助网络助推,迅速成为一种大众流行文化.然而,在快速成长的过程中,"恶搞电影"产业整体也面临一定的制度空白.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运用博弈理论、参考美国恶搞产业的发展路径及其立法进程,可为我国新型山寨恶搞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若干启示.     

建构"理性生态人"的行政价值体系

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各种学科也打开了原有的壁垒,"用系统的观点和学科交叉的眼光来看待各种问题"已成为学术界的一大趋势.本文力图从经济学和生态学视角来寻找建构当代中国行政价值体系的新思路和新理念.在结合具体国情和时代潮流与趋势前提下,本文大胆提出了"理性生态人"的新型行政价值理念,并对之以体系化的思索与探讨,力争为当代中国政府的行政文化建构提供新的思路与建议.     

新实验主义:观点、问题与发展

新实验主义进路首次挑战了传统的"观察负载理论"的观点,使得科学实验重新进入科学哲学的视野。它打破了理论优位的科学哲学传统,重新认识了实验与理论的关系,在科学实在论上的观点有助于建构实践的实在论。但是,新实验主义有其自身的缺陷:论证和强调实验有自己多种的独立生命,并没有表明理论也有自己的生命;力图从证明实验具有更基础的地位的观点出发证明实验与理论可以二分,并不能证明一切实验都与理论二分;虽然把实际的实验之细节带入到科学说明中,但仍然囿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表征主义说明框架中;其向逻辑实证主义的部分回归也影响了科学哲学家对新实验主义的认识。这些问题的存在为科学实践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社会排斥"解释框架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异性分析

城市居民收入的差异性是指城市居民在收入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差别或不平等程度.作为一个新的分析视角,"社会排斥"理论不再囿于贫困问题的表达视域,而是突破了传统的经济学方法对城市居民收入差异性的解释垄断,以其特有的概念架构和研究范式,揭示了掩盖在经济技术指标下面的不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基于反"社会排斥"的政策回应,政府处理城市居民收入差异性的行动方案应该嵌入"社会融合"的理念.     

后实证主义与经济学方法论

本文从后实证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后实证主义时期受库恩的“范式”论以及费耶阿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等科学哲学理论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抛弃了传统实证主义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而更多地从非理性主义的角度,对传统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抨击,企图建立各自的、不同话语下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然而,正由于后实证主义放弃一切标准,回归具体语境,才导致它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实质上只是对原有方法论进行解构,属于解构论而非建构论。也正因为如此,迄今为止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还没有一个取得主流地位。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