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艺术”必须要有“天马行空似的大精神”——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随想

中国当代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前期间虽被从属于政治,但也诞生了不少蕴有“大精神”的作品。历史新时期的作品更多地蕴有了“大精神”,铸就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十年辉煌。后新时期文学相当严重地失却了这种“大精神”,主要表现在：理想主义式微,英雄主义不再;作品缺乏原创性和思想深度;作家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异化为脑力劳动者和智本家。当下只有张炜、张承志等致力于史诗创作、真正地将创作与整个民族命运自觉地相关联的少数“孤胆英雄”支撑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     

被遮蔽的鲁迅形象——阶级斗争话语与鲁迅的符号化

在对鲁迅宣传和阐释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条与其精神背离的政治功利性线索,启蒙者的鲁迅形象长期被遮蔽。1962年后,鲁迅被纳入“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视野中来,“文革”期间的每一次政治运动,都从鲁迅身上榨取资源,内涵丰富的本应“说不完的鲁迅”被“文革”政治彻底地符号化了。     

“大批判”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彻底否定在“文革”中发展起来的“大批判”。这种“大批判”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为依据,以所谓“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等为基本方法,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成为推行“文革”的重要手段。“大批判”贯彻“文革”的始终,遍及各个领域,流毒很广,危害极深,在政治、组织、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仪式的失灵

政治仪式在动员人们进入社会运动时有着强大的作用,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多研究。这里的研究针对一个被忽略的课题：政治仪式的失灵。欧文·戈夫曼的仪式互动理论和兰德尔·柯林斯的情绪社会学理论对政治仪式的失灵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通过对“文革”头几年的回顾,审视了在特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政治仪式的情绪波动,这些波动使政治仪式产生了消极情绪,而这些消极情绪使人们逐渐疏远“文革”。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有所表现,个人的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一旦一个人的背景不复存在的时候,他在政治舞台上的中心地位也就分崩离析了。“文革”中政治仪式带来的消极后果是使人们对政治仪式不再抱有幻想,对“文革”的热情也在减退。所有这一切对随后几年的中国政局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水与舟关系的现代诠释——论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作用

针对国内外都有人否认“文革”时期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这一观点,文章以大量史实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文革”中的认识转变过程和历史作用。“文化大革命”虽然是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发动起来并持续十年之久的,但也是由于人民群众的先后觉醒和长期抗争,才使十年“文革”动乱得以顺利结束。“文革”时期人民群众的觉醒和抗争生动形象地诠释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具有朴素历史唯物主义的古训。     

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辩证关系

教育既具有政治功能,亦具有经济功能。建国以来,人们对教育的这两种功能虽然有所认识,但也存在严重的偏颇。“文革”以前,我们非常重视社会主义教育的政治功能,强调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时期,教育仅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实际上成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文革”以后,随着我国的重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教育的经济功能受到重视,发展教育为促进经济建设服务,成了一种普遍的呼声和要求。与此同时,教育的政治功能又仿佛受到冷遇,以致酿成了十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失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何以出现偏袒一方的状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正确认识、把握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经济功能的关系?探讨这一问题,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指教育对于政治所可能发挥的功效和作用。它主要表现在两个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的百年透视

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相伴相生,其奠基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理论资源,随着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历史任务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发展。在百年实践中,党准确把握“生命线”理论的基本原则,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服从服务于党的中心任务,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     

论政治文化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撑与推延作用及其有限性

“文革”政治文化为“文革”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上的合法性,它在一定时期内对“文革”起到强烈的支撑与推延作用。但是由于“文革”政治文化自身及其所支撑的政治实践的不可调和的内部矛盾,遂决定了它的支持与推延作用是有限度的。     

“文革”期间乐曲创作的特点及其得失——基于唱片的研究

仅以“文革”期间(1966~1976年)中国唱片所录制的乐曲作品(不包括歌曲)为研究对象,概括出“文革”十年乐曲作品的主要内容:歌颂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祖国;歌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军民团结;在“革命”的名义下鼓励各行各业抓生产建设;歌颂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移植于其他艺术体裁优秀作品的乐曲;国际化题材的乐曲作品。“文革”期间乐曲作品在音乐文化建设上的美学特点是:对各种乐器没有门户之见;对各种曲式没有刻意的褒贬偏见;对演员在使用上基本没有类别性歧视;乐曲作品的专业性使“文革”期间音乐文化的建设具有自身的美学标准,并不完全被“政治性”所左右。这些乐曲作品之所以比较成功的原因在于:在思想性与审美性之间取得平衡;在专业性与群众性之间取得平衡;在引领性与普及性之间取得平衡。当今形势下,我们应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努力使我国社会主义新文化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标志。     

史华慈比较文化视野下的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以美国哈佛大学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史华慈教授的两篇重要论文为研究对象，通过作者的解读和阐释，展示出了史华慈比较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和透视路径。史华慈试图证明：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的直接动因虽然不能排除政治上层权力再分配的因素，但在深层理论的角度上，更应当被看作是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以卢梭为代表的“道德主义取向”和以百科全书派为代表的“工程主义取向”之间理论冲突的持续反映；同时，它又表现为卢梭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中国孟子思想的某一方面的普遍共鸣。史华慈对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基本架构与核心流派所做出的分析，至今仍发人深省。它们不仅对中国“文革”历史性质的研究极有启发意义，而且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统一战线理论的新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其中,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统一战线理论,我们党重新恢复和进一步阐述了被“文革”及其以前“左”的错误否定过的一些正确原理,并用新的实践经验充实和丰富了原有的原理,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原则,作出了一些新的理论概括。一、阐明了统一战线在新时期的历史地位和长期性。过去,我党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胜利。但是在建设现代化社会     

“文革”题材热透视

进入90年代以来,由于对于“文革”的那种激烈的怨恨情绪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趋于平缓,人们也开始有一种全面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文革”,这使得80年代对“文革”的零散性记录趋于系列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例如,叶永烈的《“四人邦”全传》,北京团结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风云实录丛书”和“当代中国大纪实丛书”的形式多视角全方位地再现那个时代的历史真实,对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也由他们的政治活动深入到他们的个人生活,内心世界,“文革”中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如于会     

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中国社会和谐发展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写进党的行动纲领,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成熟。本文拟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论述生态文明建设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推动作用。     

＂文革＂期间被挖坟辱尸的历史名人

“文革”期间，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许多历史文化遗存遭到破坏。什么是牛鬼蛇神？这是个含糊的概念？在这一标准下，历史上许多名人被挖坟辱尸？     

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问题的理解——兼《邓小平文选》三卷学习体会

几十年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只是从概念上极度抽象化的理解,因此,对于如何建设一个具体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的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些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忧疑和困惑,归根到底也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里讲了两个“归根到底”,说明我们党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可对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并没有完全理解,所以才出现了许多失误。 是否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邓小平曾经讲过:“平均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提法都有很强的针对性。但是,从宏观上更为重要的是如下的一些建树: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实现共同富裕。记得60年代后,有一种穷则革命,富则修的说法。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又叫嚷“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于是,在人的脑海中留下一个穷社会主义,富资本主艾的印象。为了对这种谬论进行拨乱反正,邓小平曾多次讲“搞社会主义一定要生产力发达,贫穷不     

试论教育的政治价值

关于教育的政治价值这种提法,虽然是最近几年才见诸教育研究的有关文章和著作中,但从实质上看,却并非一个新的课题。建国四十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就此类问题,展开过多次有关的讨论。始于1952年的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曾使得“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结论性观点广为人们所接受。这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在“教育是上层建筑”这一认识的指导下,我国教育的价值,曾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价值。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四人帮”更把教育的政治价值推向极端,别有用心地把我们的学校完全等同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以经济     

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党的十六大报告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报告总结过去,面向未来,既坚持和扩展了十六大以前经过实践证明了的许多正确的理论和观点,又根据新的形势和新的实践的需要,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举措和政策,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尤其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进了修改后的党章,这是党的十六大的灵魂和历史性重大贡献。 一、明确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     

“三个代表”与新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境界,指明了新方向。以“三个代表”为指导推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原则,落实重点任务,探索新途径;必须处理好十大关系,这是一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过程。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中的自然辩证法——纪念“真理标准”讨论35周年

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改变中国发展进程的思想交锋,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破冰之旅。在这一思想和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自然辩证法以科学的理性和批判精神投入到实践标准讨论中去,同时清理了“文革”期间在自然科学哲学领域一系列错误的和被歪曲的理论,成为打破禁锢、解放思想的锐利武器。自然辩证法在这场论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十年词汇”共时嬗变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影响

“十年词汇”共时嬗变主要表现为“文革”期间不少“专用词语”使用频率、词义适用范围等处于动态变化中.这种开放的嬗变就整体而言对20世纪现代汉语词义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少词语或始用于“文革”前、见用于“文革”中,或始用于“文革”中、仍见用于“文革”后,或贯用于“文革”前、中、后,而词义演变形态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