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书工作制度

西夏自景宗元昊首次规定文书工作之要求始,经过几代统治者不断地发展、完善,并将西夏文书工作的具体规定写进律令,从而使西夏文书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本文以《西夏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依据,并结合其他西夏文献,首次从制文、审核、署押、传递、管理等几个方面系统介绍了西夏文书工作制度。     

西夏档案立法概述

西夏统治者十分重视档案立法工作,西夏建立伊始景宗元昊就着手建章立制,天盛年间仁宗仁孝敕命编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西夏王朝在文书的拟制、处理、传递和档案保管等方面都制定了具体的法规条文。西夏档案立法受到唐宋档案立法的影响,但也有发展和创新,具有西夏民族和地域特色,当然也存在着一些缺憾和弊端。     

试论元昊对宋作战屡胜的原因——宋夏战争研究之二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十月,西夏元昊建国称帝;宝元二年,宋廷下诏削夺元昊官爵,取消赐姓,并悬重赏捕杀元昊;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西夏正式向宋边境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东起麟府,西至仪秦,在这二千余里的边境线上,宋夏双方进行了一场触目惊心的恶战。康定元年的三川口之战,庆历元年的好水川之战,同年的麟府丰之战,庆历二年的定川砦之战,在这一系列著名的战役中,宋屡战屡败,“一战不及一战”,西夏却     

关于元昊领导的反宋战争性质的探讨——宋夏战争研究之三

在西夏史的研究中,对元昊的评价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而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他所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近年来,有几位同志提出,元昊领导的反宋战争是一场正义的自卫战争,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宋,西夏只是“抗宋自立,保境安民”。笔者与上述观点持完全相反意见,故撰此文愿与识者作进一步的探讨。     

西夏名号杂考

嵬名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西北的党项族政权,经过其杰出的首领李继迁、李德明父子的精心治理,统治势力不断发展,地域逐步扩展。至宋明道元年(1032),李德明死,他的儿子元昊袭封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刚刚执政的元昊就表现了出手不凡的气度,在一系列政治军事制度上进行了大胆地改革,以适应这一政权实力不断发展的需要,为他的立国称帝创造条件。和历代统治者一样,元昊对名号也特别重视。他首先取消了唐、宋赐给的李姓和赵姓。自号“嵬名”氏。自此以后,西夏皇族便以“嵬名”为姓。那么,元昊为何要改姓呢?     

元昊定制浅析

中古少数民族政权的封建化是指从松散无序的部落联合体状态向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形态的转变。其标志是以礼、乐、刑、兵、律为支柱的封建国家制度体系的形成。由此而论，元昊定制不仅是党项国家正式形成的标志，而且开辟了西夏政权建设的新纪元，它在西夏历史上起了重大作用。     

西夏天文学初探

西夏,如果从拓跋思恭的夏州政权算起,它在历史上存在了三百四十余年,若从赵元昊称帝推算,它立国也约近二百年。在这样一段不算很短的历史时期中,党项族及西夏境内的汉、吐蕃、回鹘、吐浑、契丹等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共同创造了引人注目的光辉灿烂的古西夏文化,为伟大古老的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就西夏文化的一个方面     

“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考——与孙星群同志商榷

《音乐研究》1982年第2期刊载的孙星群同志《西夏音乐试探》一文(以下简称《试探》)对西夏音乐的形成、发展及演变作了有独到见解的论述,但文中亦有值得商榷之处,特别是关于元昊“革乐之五音为一音”问题,我们有不同看法,特提出与孙星群同志商讨,以求指正。 我们知道,自公元1032年,西夏主元昊即位后,为称帝立国积极进行准备,对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相继作了较大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更定礼乐”①。公元1037年7月,元吴对其重要谋臣野利仁荣说:“古代先王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若唐宋之     

元昊改姓考

文章认为元昊袭封后改姓嵬名氏而非元氏,“嵬名”和“元”不能勘同.改姓嵬名的不光是元昊的近族,还包括整个拓跋氏.元昊废弃宋赐姓赵后,并没有恢复旧姓拓跋,而是改姓嵬名,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对外摆脱北宋的控制而独立建国；一是对内突出业已发展为皇族的拓跋氏在整个党项羌中的地位.《西夏书事》关于元昊改姓“疏族不与焉”的记载,当为吴广成对史料的随意发挥,系出自对匈奴赫连勃勃改姓的比附.西夏国姓“嵬名”或许来源于开国皇帝元昊的小名“嵬埋”.     

漫谈西夏

西夏是我国西北过去的一个地方割据政权,也是我国古代民族之一。从公元十一世纪三十年代,夏主元昊称帝建国,存在了将近二百年。对共同创造祖国文化,促进民族本身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甘肃省的许多地方,曾经是西夏人生息活动的场所,有不少西夏文物遗存。在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向四个现代化进军时,国内许多同志注意了西夏的研究。本文仅就个人所知,作一些西夏情况的介绍,旨在“抛砖引玉”,学习不够,认识水平很低,错误之处,希望得到指正。     

黑水死城（上）

1908年俄国著名的探险旅行家П·К·科兹洛夫在中亚考察时发现了神秘的西夏黑水死城(哈拉浩特,也叫亦集乃),并发掘出大量非常珍贵的西夏文献和文物。他第二次(1909年)和第三次(1926年)中亚考察时又先后在此发掘出很多的文献和文物。学者们根据黑水城出土的文献资料揭开了西夏文字的秘密。这些出土的文献、文物向我们讲述了这个曾经位于东西方重要的商贸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的西夏王国的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该文完成于1968年,多年来一直受到我国西夏学专家的关注。     

早期西夏语文学研究概述

1931年苏联杰出的西夏学者Н.А.聂历山首次对国际西夏学研究的早期历史作了简要回顾,全面介绍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国西夏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对西夏文字的创制、构成、发音、推广及其重要辞书、文献,尤其对西夏文释读作出重大贡献的《掌中珠》都作了生动有趣的描述。对我们了解西夏研究历史,总结前辈学人的经验教训,借鉴和完善方法理论,促进西夏研究的繁荣有着重要意义。现据《西夏语文学》译出,希望能为学界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辽蕃和亲初探

辽与西蕃通婚，是辽对西夏实行遏制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在增加对抗西夏的砝码，其直接动因则是北宋仁宗朝联蕃制夏方针的转变。但由于辽、吐蕃和西夏三方构不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致使辽蕃和亲不仅未能达到预期的政治目的，反而成为其后双方交恶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和亲在客观上还是促进了契丹与吐蕃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西夏地理研究》再评价———与祁琛云商榷

学术界对杨蕤的博士论文及同名著作赞誉较高.针对祁琛云的批评意见,文章试图从不同学科层面进行再评价,主要涉及历史地理学的写法;历史地理是否可以推断甚至是猜测;多学科的综合运用,该著作开创了西夏问题的研究先例;该著作为西夏的历史地图绘制打下坚实基础;勾勒宋夏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民族格局;深入探讨了西夏农牧业交错分布;重新探讨了西夏灭亡的有关史实等七个方面.文章最后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展望.     

北宋西北沿边堡寨商业化研究

北宋在西北沿边修建的堡寨,除了用来抵御西夏进攻和招抚沿边蕃部的作用外,还具有明显的商业性质。其原因主要为宋夏战争的影响和推动;以及宋朝和西北周边少数民族经济互补性的需要。沿边堡寨的商业化特征表现在多个方面,但由于西北沿边堡寨的特殊性,这种商业化还表现出先天的弱点和不足。尽管如此,北宋西北沿边堡寨的商业化在推动当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西夏的外戚专权及其影响

外戚专权是君主专制集权政治体制下经常发生的现象。西夏外戚专权局面的形成,除了一般王朝所共有的条件之外,还与党项的社会发展以及西夏专制集权制度不甚完善有关。没藏、梁、任三大家族相继利用他们攫取的权力,为了他们所代表的小集团的利益而为所欲为,严重损害了西夏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不仅给西夏社会历史发展造成消极影响,还使西夏与宋、辽、金诸政权的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国策与国运——析汉武帝身后的政治走向

汉武帝逝世后,西汉政治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新阶段。原因在于,汉武帝的统治既造就了赫赫功业,同时也导致了社会危机的潜流汹涌。作为汉武帝事业的继承者,如何调整国策,克服危机,乃是其所面临执政上的重大考验。不同于贤良文学对武帝功业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于桑弘羊等人对武帝路线的一味肯定,霍光等主流派以杰出的政治智慧,适时对武帝后期弊政进行必要扬弃,从而为西汉中叶的政治发展方向作出理性的战略抉择,开创了“昭宣中兴”的历史新局面。     

论张澍的西夏学成就

张澍的西夏学成就集中体现在史学、金石学两个领域。具体来看,在史学领域体现在《西夏纪年》和《西夏姓氏录》的编写上,在金石学领域体现在《西夏天民安碑》的发现上。     

从朝贡和榷场贸易看西夏物产

西夏与宋、辽、金等通贡与榷场贸易活动频繁,从史书零星所记西夏朝贡及榷场贸易之物品,结合黑水城等地出土的文献,尤其是西夏与金榷场贸易文书《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可见西夏物产之大致种类,既有畜牧业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其中不乏土特产,尽管其贸易量不大,但因是他国稀缺之物而倍受青昧。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夏对外贸易的物品中,有许多是舶来品。西夏经济结构比较单一,本地物产难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求,故而需要外来物品作为补充。西夏与宋、辽、金等周边政权的经济交往颇为频繁,既促进了西夏本国经济的发展,使其多元化,同时也对周边民族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五德终始说”视野下的“大白高国”

本文依据传统“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勾稽西夏文资料、汉文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对西夏国名中争议较大的“大白高国”重新作出阐释,并揭示了西夏号称“大白高国”的政治内涵。认为西夏国名“白高”,意在标榜继大唐王朝的土德之后取金德为正统,显示与其他并立政权的对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