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和荀子人性思想的融通

人性问题是贯穿孟子和荀子思想的根本问题,也是贯穿中国儒学发展的根本问题,厘清孟、荀二人在人性问题上的差异与融通,对于整体把握孟子和荀子思想具有关键意义.孟、荀二人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对立,从思想和逻辑的层面来看,又有其融通之处:从"人性"含义看,二者相互发明;从思想体系看,二者同归礼义;从人的本质看,二者皆尊"人心";从价值追求看,二者殊途同归;从实践能力看,二者皆言能善.孟、荀人性论的实质都是"人能为善"、"人能弘道".     

西学东渐中的科学与儒学关系

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传教士学术传教期;洋务派技术引进期;先进知识分子科学传播与启蒙期。这三个阶段以儒学与基督教的斗争为基本背景,始终贯穿了科学与儒学的冲撞和融合。其间,儒学主流对待西方科学的态度上演了排斥、同化、限制三部曲:传播初期,儒学主流对西方科学主要持排斥态度;当西方科学充分显示其先进性,并在天文、历法、地理等领域站稳脚跟时,儒学主流则开始通过倡导"西学中源"说,企图把西方科学纳入到儒学轨道;当同化归于失败而西方列强的入侵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时,严格限定科学应用范围的"中体西用"说便应运而生,并逐步占据了儒学的主导地位。这一西方科学传入过程表明:科学与儒学具有某种根本上的对立;但这种对立是相对的,可以转化的;最大限度地适应科学的发展是儒学未来发展的基本方向;儒学必定成为促进科学发展的强大文化力量。     

格物致知: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

从格物致知与科学关系的角度看,历史上格物致知的含义曾经发生过两次重大转向:一次是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的形成,另一次是明末清初实学思想家格物致知观的形成。两次转向均对科学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这两次重大转向,格物致知经历了一个认知含义不断扩大、最终由一个道德概念转变为兼具道德和认知双重性质的概念并用来表征科学的过程。该过程表明:格物致知与科学不是无关,而是大有关联,格物致知乃是儒学内部生长出来的科学因子。这一点既决定了儒学与科学具有根本上的相容性,也为证明儒学具有自己的认识传统、具有与现代科学相接榫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依据。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三重向度——对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一种新解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包括"马克思主义"如何"化中国",又包括"中国"如何"化马克思主义",从发生学上说,当马克思主义者思考怎样面对作为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儒学时,儒学家们也在焦虑如何应付作为外来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冲击。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儒学家处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典型案例。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表明,对待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要坚持三重向度,这对儒学的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兼论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

在中国,制度安排层面上的社会福利只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子系统,这种关系格局短期内难以改变。研究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框架下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关系,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具有重要意义。从历史视角看,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并列于社会保障体系中,是我国长期以来行政实践的结果,社会福利先天不足,长期与社会救助(济)相形如影。现在,二者已经走出了混沌期,开始步入"厘清泾渭期"。从理论视角看,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各有其独特的功能作用,同时二者也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和包容性。从制度建设视角看,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关系的基本现状是:二者的边界基本清楚,但仍存在着"混沌区",还突显了协调不力的新问题。创新二者关系应主要做好顶层政策设计和体制创新。     

怎样看待科学与宗教的关系

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本是西方学界一直关心的问题，这些年在我国学者中也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从西方看，近30年来关于二者关系研究的“学术论著以几何级数激增，成立了数十个研究中心，每年就这一主题开设大约100门的新课程”，如普林斯顿、剑桥和牛津等大学在上世纪90年代创设了专职席位。[第一段]     

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

西方传教士认识到要成功地推进基督教的传播,必须理解、尊重与适应中国文化,对基督教作出适应儒学、适应中国文化的必要的变通与调适,故提出了“孔子加耶稣”的传教策略,并从调和、会通基儒关系的角度对儒学进行诠释。传教士的儒学观作为一种来自异域文化的比较审视,对于我们体认儒学与中国文化的历史价值具有借鉴意义。     

儒家的契约观念——基于“自由儒学”的解读

现代契约观念与现代自由的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儒家需要在回应现代自由问题过程中,对契约观念作出相应的阐释。根据汉语"契约"一词的基本涵义,可以表明儒家的契约观念具有自愿协议、责权对等的一般特质。对此,从政治哲学的层面看,契约观念作为证成自由的工具性观念,是为现实地维护社会主体的价值。"自由儒学"认为,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西方社会,而且也贯穿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契约观念与自由观念一样,总是随着社会主体的转变而转变;不过,儒家契约观念始终保持着契约的一般特质,这是因为其背后依据着"诚—义—知—信"的儒学原理,揭示这一原理可以从学理上启发儒家现代契约理论的发展。     

西方汉学著作对中国版图的误解与曲解

西方国家经常在中国边疆、边界问题上寻衅滋事,这与西方汉学著作在西方构建的中国版图形象密切相关。这些汉学著作囿于客观局限和主观偏见,对中国版图的描述存在诸多误解和曲解。西方汉学著作在误解传承的基础上演绎出"中国本部"一词,用以指代明朝中后期行省管辖的区域,继而又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套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曲解"中国本部"与中国其他疆域的关系,在西方刻意塑造了与真实情况相差甚远的中国版图形象。由于缺乏来自中国学界客观有力的批驳,致使这些错误观念在国际上广泛流传,对中国领土、疆域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应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一方面,中国学者应促进相关学术成果国际化,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疆域的正确信息,批驳和纠正西方先前的错误观念;另一方面,还应揭露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局限性,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家"观念的合理因素,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     

儒学在港澳台和海外的新际遇

在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儒学在世界的传播学术研讨会上,我发表了一篇《全球化条件下儒学对西方文化的态度》的论文,说:儒学是发源于中国的思想文化体系,但是儒学早就走向世界,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从时间上来说,孔子跨越了两千多年,经过多次文化交流,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四种类型的儒学:独尊儒术型、儒道互补型、三教合一型、四教会通型,今天已经初步形成了多元融和型儒学。从空间上说,儒学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文化遗产。除了中国儒学,还有日本儒学,日本的孔子;…     

儒学与现代性关系之论争：西方视角的范式转换

儒学与现代性之关系问题肇始于韦伯的宗教社会学,在韦伯"儒学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观点基础上,费正清和列文森先后提出了"冲击■反应模式"和"传统■近代模式",其理论预设是"现代化即西方化"。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则根据中国内部历史进程来探讨中国现代转型,提出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中国中心论",并且在批判"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文明论"。西方学者还对于儒学的现代转型以及儒学的当代定位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儒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潜在的促进作用,并且对如何构建儒家式的现代化提出了若干意见。西方学者的他者之镜可以提供一种参照和启示,但是我们更需要做的是立足于我们自身的现实语境,发挥探究精神,探索如何利用儒学资源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后现代儒学"与"构建后现代儒学体系"

虽然"后现代儒学"是一个新近提出的概念,但与其类似的概念并不少.不过,与这些概念不同的是,"后现代儒学"既不沿袭老提法也不仰望西方结构,而是在现有语言体系下以世界为舞台,将自己丰厚的文化底蕴呈现给国际社会,积极参与后现代社会和全球性问题的讨论."后现代儒学"的任务就是"建构后现代儒学体系"."后现代儒学体系"是儒学的原本体系,是儒学的现代发展演变而来."后现代儒学"也可以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开互通之门.     

科学与人文融合的中国新思路

科学与人文的学科分野始自近代欧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西科学及其实践在全人类生活中建构了具有统治性地位的现代性世界观，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文世界观不同程度被抑制。至斯诺1956年相关论文发表之后，科学与人文关系（对立和融通）成为世界性学术问题。西学东渐的我国近代学人多在欧西的意义上理解科学和现代化，人文的理解则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玄学，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欧西科学与中国儒学”关系。二者融通不仅是指两种地理文化的融通，更是指两种社会习俗的融通。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科学与人文融合并促进中国各项建设取得进展，发掘具有“人文化成”本性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体裁的新时代应用并在制度建设、学校教育、企业文化三个途径上落实。     

儒学与现代化漫议

<正> 一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苦恼着中国思想界整整一个世纪了.早在一百多年前,一些先进思想家,从富国强兵出发,认为儒学缺乏名、数、质、力之学,仅靠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无法实现船坚炮利、达到抵御外侮目的的.于是,他们提出了"主于中学以西学补所不足"的口号.这个口号虽未使用"现代化"概念,但实质已提出了儒学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当然,这些思想家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狭隘的,对儒学缺陷的承认也是不大情愿的.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展开,儒学暴露出来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一些目光锐敏的思想家认识     

援西入儒——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重构

康有为援西入儒 ,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引入儒学 ,从而化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学界过去常用“儒表西里”来概括康有为的新儒学 ,这一表述不尽准确 ,从康有为新儒学的内容看 ,西学与儒学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存在一种相互发明、交互阐释的复杂关系。他的新儒学既不同于旧学又异于西学 ,而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呈现。     

"盈天地间只是一个大生"--重谈中国古代的宇宙观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舍物质与精神为一体的生命一元论,这同西方传统的物质、精神二元论的宇宙观迥然有别.而当今一些西方学者针对现代文明的弊病在设想"后现代文化"的时候,正试图在生态学的科学基础上重建类似的宇宙观.我们由此感到,中国古代生命一元论的宇宙观包涵着真、善、美相统一的宝贵思想,从过去投来了一束照向未来的光芒.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学是中国两千多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 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即与儒学处于对立状态,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根本改变。在20世纪行将结束,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应当对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进行反思。     

浅谈国际儒学视角下的儒家使命

上个世纪,儒家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全盘否定之后,变得衰微至极,直到数十年后,儒学复兴运动才开始兴起,可以说一波三折。这里复兴的"新儒学"指的是一批学者希望吸收西方文明而重建儒家道德以抗拒全面否定传统的趋势,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寻找出路。儒家通过吸收学习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来更好地适应当前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社会,同样的道理,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提取新的视角。新时期的新儒者应该吸收西方现代化思想,"化西入儒",为儒学复兴带来动力,更应该让传统儒家思想走出国门,为解决世界其他地区的问题提供"中国传统方案",这是新时期儒家的使命。本文旨在分析儒家应如何在儒学复兴,儒学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大大加深的背景下发挥儒学的"教化"作用,以及如何使得儒学进一步地走向国际。     

爱因斯坦关于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思想——兼评学术界对科学与真善美之间关系的研究

科学与真、善、美之间的关系,在学术界一直存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在科学中直接蕴涵着真、善、美的内容。但是,在爱因斯坦的思想中,科学之真,即由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表征的实在的外在世界,是科学家运用他们的思维理智地构造出来的;科学与道德,即科学与善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间接的;科学与美的关系,包括在哲学信仰和科学认识论两个方面之中。在爱因斯坦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中,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美学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