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史》考疑(九)

《卷一·宋本纪上》(义熙十三年 )八月 ,扶风太守沈田之大破姚泓军于蓝田 ,王镇恶克长安 ,禽姚泓。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2 0页 )按 :刘裕军克长安、灭姚秦事 ,《宋书》之《天文志三》、《武帝纪中》、《晋书·天文志下》、《魏书·太宗明元帝纪》、《通鉴》卷一一八、《建康实录》卷一一亦皆记在今岁八月。而《晋书·安帝纪》、《北史·魏本纪》则记在今岁七月 ,与此有异。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以为应以七月为是 ,不知何据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七年 )十一月癸未 ,又克虎牢。壬辰 ,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 ,右将军到彦之…     

从《史记》互见法看其历史价值观

互见法乃史家常用之法.李笠曰:“史臣叙事,有缺于本传而详于他传者,是曰‘互见’.”堪称确论.但他又说:“史公(指司马迁——引者注)则以属辞比事而互焉.以避讳与嫉恶,不敢明言其非,不忍隐蔽其事,而互见焉.”则失之皮毛.“避讳”“不敢明言其非”何以当‘史德,“史笔”之誉?况《项羽本纪》位于《高祖本纪》之前,未睹高祖之丰采,先见沛公之卑劣,刘邦后裔连此也看不出来么?东汉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三国志·魏志·王肃传》中亦有此记载,何谓“不敢明言其非”?对项羽的描写亦多互见之处.项羽,刘氏之大敌,何“避     

建文朝年号革除考述

明成祖朱棣是否革除了建文朝年号,一直受史家争议。其原因在于成祖靖难胜利之后,并没有明诏宣布革除建文朝年号,这就使一些史家认为革除之事的发生是其臣下所为,非成祖本意。而实际上,明成祖通过重修《太祖实录》和修纂《奉天靖难记》篡改建文朝史实,已行革除之实。其意欲革除,但又不愿由自己公开实施而承担历史责任的心态昭然若揭。     

宋代史学的政治功利主义与春秋宋学——蠡测宋代史学成就的另一面

宋代春秋学仰承中晚唐以来的新学风,舍传求经,引领宋学兴起。首先,史家的史著中大量注入尊王为核心的《春秋》精神,经、史趋于合流。其次,史家以表彰《春秋》尊王之旨为职志,赋予史学以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第三,史家以《春秋》大义绳历代群史,司马迁改编年为纪传,刘知V作《史通》疑古惑经,皆受到激烈抨击。第四,《春秋》义例被奉为史家极则。史家发挥所谓春王正月之义,厘定年序,为宋廷争正统;效《春秋》书法,严格义例,彰显尊王之旨,严责臣节以重教化。第五,宋代春秋学家突出强调《春秋》的尊王理念而少讲攘夷,高唱尊王,鞭挞一切僭上乱名之举,造成舆论压力。史家皈依天理,共同推动史学走向理学化。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德"是《文史通义》中颇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以往对"史德"惯常有两种解释:一指为客观主义,即客观地对待史实;一视为封建伦理主义思想体系和封建伦理道德。把《史德》一篇与《文史通义》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研究可以发现,"史德"不是指对史事诚实,而是指史家对自己要诚实。"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指史家要发扬"天性",不能屈从"他人",也不能滑向过度"主观"。章学诚的"史德"说不是主张"客观主义"而恰恰在"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他是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     

《南史》考疑(二)

《卷一·宋本纪上》宁州尝献虎魄枕 ,光色甚丽 ,价盈百金。时将北伐 ,以虎魄疗金创 ,上大悦 ,命碎分赐诸将。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2 8页 )按 :上事《宋书·武帝纪下》所载同。然味之文义 ,“时将北伐 ,以虎魄疗金创 ,上大悦”者 ,颇窒碍难解 ,盖未知“上”因何而悦也。考《建康实录》卷 11记此事云 :“宁州尝献琥珀枕 ,……时将北伐 ,或曰 :‘疗金疮。’上大悦 ,命碎之 ,分赐诸将。”则以虎魄疗金创者 ,乃刘裕属下将佐所建议 ,故刘裕闻之而悦也。即此于“以虎魄疗金创”前或佚“或曰”二字。《卷二·宋本纪中》(元嘉 )十一年…     

《南史》考疑(十三)

卷三《宋本纪下》“(泰始)二年……二月乙丑,以蔡兴宗为尚书右仆射。”(中华书局1975年版校点本,下同。第78页)按:“尚书右仆射”,《建康实录》卷一四、《通志》卷一一同。《宋书.明帝纪》则云是年二月,“吏部尚书蔡兴宗为尚书左仆射”,二载有异,当有一误。今考之《宋书.蔡廓传     

史为一家——先秦史家研究之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有史家这一家。史家是一家思想, 而不是一门学问。史家思想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问题上（ 即“戎”） 和文化、礼乐问题上（ 即“祀”） 。礼是史家的思想核心。《春秋》是史家的创始之作, 而《左传》则是史家的成熟之作。     

禅宗语录与唐传奇——以《离魂记》、《柳毅传》为中心

《离魂记》、《柳毅传》是唐传奇中的名篇,在两宋及其后的禅林中也广为流播,并以各自的关键情节"倩女离魂"、"柳毅传书"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禅宗话头或公案,进而又产生了不少颂古之作。就两个话头公案的生成而言,前者与士大夫的参禅密切相关,后者则代表了下层信徒的悟道路径。至于颂古之作,大多属绕路说禅,即主要用遮诠法。     

《老子》反“德治”观的本来面目

(一)《老子》一书是由《道》和《德》篇所组成,后世因之称为《道德经》,"道"、"德"是《老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但是《老子》中所谓的"道"、"德"与传统观念的道德是截然不同的,童书业在《先秦七子思想研究》中说:"老子认为真正的'道德'乃是一般所说的'道德'的反面".此语道出了老之之所谓"道"、"德"的特质.在《老子》学说中提出"天法道",因此"天之道"乃是"道"的表现,而与"天之道"相对立的,则有所谓"人之道".《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我们认为,这"人之道"就是《老子》当时"一般所说"的"道","天之道"则是它的反     

“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在明代未被颠覆——兼与刘浦江商榷

宋辽金对峙时期,宋人自称"中国"、自称"正统",辽人和金人也自称"中国"、自称"正统"。元人自从议修辽、宋、金三史之始,就围绕着辽、宋、金的"正统"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直至元朝末年,才由脱脱确立了辽、宋、金"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的修史方案,承认了辽、金的正统地位。此后,有关辽金"正统"问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刘浦江认为"明代士人普遍否认辽、金正统","彻底颠覆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与史实相去甚远。明代确实有人试图通过重修《宋史》,颠覆辽、宋、金三史"各与正统"的"正统体系",否定辽、金的正统地位,但并非是普遍否认辽、金正统,这从明代官方未支持有关重修宋史的建议,并由国子监主持刊行包括《辽史》和《金史》在内的中国正史"二十一史",以及"二十一史"在明代的广泛传播等方面就能看出来。它说明,试图否认辽、金正统一派的观点并未为明代主流正统观念所采纳,主流观点仍然承认辽、宋、金"各与正统"的地位,"宋、辽、金三史的正统体系"并未被颠覆。也说明,逐渐强化"华夷之辨",并按照"尊夏贱夷"思想区分正统和非正统,并未为明人所普遍接受。而逐渐淡化"华夷之辨",倡导"华夷一体",才能从一个侧面彰显出近千年华夷观念的演变轨迹。     

《史记·高祖本纪》志疑一则

《史记.高祖本纪》载:"沛公……攻开封,开封未拔。西与秦将杨熊战白马,又战曲遇东,大破之。"①上文说刘邦与杨熊战于白马,《汉书.高帝纪》、《资治通鉴.秦纪》均从之,当今学者的有关论著也多有信从。但笔者怀疑,《史记》上文记载刘邦与杨熊"战白马"是错误的,试证之如下。     

从“是非之知”到“莫若以明”:认识过程由“知”到“德”的升进——以《庄子·齐物论》为中心

《齐物论》设置了吾我作为两种认知主体的差异:在语法上"吾"为主格而"我"可为宾格,在意义上"我"是与天、地、物相对待的"主体",也是眼、耳、鼻、口各有所明而不能互通的知言"主体",而"吾"在内部则意味着官能的相互通达,在外部则意味着天籁与人籁的统和与沟通。从"我"达"吾"之路,是从认识上的是非彼此的构成返归"莫若以明"的清明状态,即以"明"接纳天机主导的运作过程。     

论明代公案小说与律治之关系

明代公案小说勃兴的社会原因之一是上层统治者注重律令在民间的传播。明代初年,统治者即规定律令须"小民周知",因此社会中律令讲读、学习、刊刻之风都十分兴盛。影响到公案小说,首先决定了它的基本内容和形式:内容上紧扣国家律令和百姓的司法实践,形式上"三词"俱全。其次,也决定了公案小说的兴衰走向:当小说与律令传播结合紧密时,其传播相对兴盛;当小说与现实法律需求疏远时,则传播低靡。     

试论《史记》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史记》传记文学写作坚持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 ,确定并遵循四项写作原则 :一是忠实于“六艺” ,不随意杜撰 ;二是忠实于古籍 ,不偏离古文 ;三是对怪诞不经之语舍而不取 ;四是搜集逸闻轶事 ,纠正谬误。从这一点上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     

《旧唐书》勘误（四）

《旧唐书》勘误（四）武秀成卷八《玄宗本纪上》：“（垂拱）三年闰七月丁卯，（玄宗）封楚王。”（１６５页）按：是年不闰七月，而闰正月（《千唐志斋藏志》上册《公孙夫人（平）墓志铭并序》亦载“垂拱三年闰正月”），“七”盖“正”字之误。《新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论《天问》

（一）《天问》：放流中泄胸中块垒之作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四《屈原面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人《天向》、《招魂》、《哀郢》，悲其志也。”史家著录，理当可信，说明《天问》的作者的确是屈原。太史公亲自读《天问》，悲其志，得骚人之心，可见《天问》不单单是形式上的问难之作，还有着精神的自然历史过程。只是年代久远．今人已很难拣出他的志向，明其骚人之心了。对《天问》的写作环境和文心，东汉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有一段比太史公悲其志说更为形象具体的阐述：《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停，…     

“性别之战”中的角逐——论庐隐对男性神话的拆解与局限

庐隐是"五四"时期对男权批判最激烈的女作家之一。她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男性作家们专注的"父权之战",进入到两性关系域的"性别之战",并把男性们放逐在文本之外,体现了彻底的反男权倾向;但庐隐小说"处身性"叙事的局限使她对男性神话的拆解和对妇女的解放与救赎成了毫无希望的"妄想"。庐隐对我们留下了太多的沉思。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二十四史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纂修思想,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一变而为"续统"、"述德",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记事由"实录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三变为"辨正统";四变而为"国灭史不灭"。     

编纂思想: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研究的关键环节

史学名著的出色成就与史家编纂思想的独创性和合理性密切相关,以往对此却重视不够.今天应当加强对编纂思想的探讨,深入地阐释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史家所要强调和凸显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史家如何根据其确定的编纂思想来进行史著的记述议论和组织安排等.<尚书>是中国最早的历史典籍,其编纂思想的创始价值在于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极其珍贵地记载了中国古代文明前后相承的发展,在历史观上明确总结出"以史为鉴"的思想,在编纂方法上开启了后世"记言家"之先河,同时又有纪事本末体的创意.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传统史学楷模的重要原因在于其成功地贯彻了"成一家之言"的编纂思想,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五种体裁的相配合,构建了规模宏伟的社会"全史",重视记载"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勇于提出对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独到见解.治史者只有抓住编纂思想这一关键环节,便能成效显著地推进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并大大增强其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