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以导欲:走向真实的理欲关系--王船山论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

理欲之辨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论题.在宋明儒学中,存在着一个强大的"存天理、去人欲"的理性主义传统.但是,在王船山看来,这样一个传统,乃建立在对理欲之间的真实关联的错误理解上.必须进一步探索理欲之间的原初的、真实的关联形式.而理欲关系的原初形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理性的功能不是对于欲求的主宰与抑制,而是对之的引导与燮理;(2)理性的引导功能不能被理解为宋明哲学传统所规定的治疗;(3)感性不是理性的价值承载,而其自身就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王船山把对于理欲关系的批判上升为文化的批判,进一步触及了宋明哲学"存天理、去人欲"传统的文化根源,它本质上起源于一种衰微的、阴性的时代意识.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拉康:镜像、语符与自我身份认同

在康德以降的西方现代哲学中,"自我"成了思的主题.从古希腊哲学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认知,发展到近代欧陆哲学对认知何以可能的思考,再到现代哲学对"自我"的沉思,是一个理性权威逐步遭受质疑挑战的过程.     

牟宗三历史哲学基本理念探析

牟宗三在借鉴中西传统历史哲学,尤其是王船山和黑格尔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哲学。以精神实体来探讨历史的发展演变,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主要致思理路。并由此发现中国历史是"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的表现,西方历史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的表现。这是中国历史中没有产生科学、民主和宗教的根本原因。中西历史的未来在于中国"综合的尽理之精神"和西方"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融合。牟宗三的历史哲学从其方法论意义上来讲不容忽视。     

从形上之思到生存智慧--现代性状况与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根基

近代哲学在张扬理性、完成转向的同时,也失去了哲学传统中所具有的关注人类命运和价值的智慧之根,这导致了理性形而上学在不断拓进的同时,也疏离了人类的生存困境.本文试图表明,在现代性的人类生存状况下,理性形而上学必然走向衰落,而在近代哲学框架下各种探究"形上之思"的努力也必然归于失败,寻求关乎人类整体命运的生存智慧将成为现代哲学的立足点和合法性根基.     

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哲学的重建——以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的“理性”观念为中心

20世纪新儒学的创获是全方位的,尤以哲学的建树为最,其中理性主义的重建是最重要的一环。本文着重于呈现现代儒学家是如何将理、理性与传统的心整合到一起的。梁漱溟的理性概念最富有想象力,他直接将西方的理性概念嫁接到心学上,提出理性、理智、情理等概念,开辟了中国现代哲学"理性"概念创立的先河。冯友兰与牟宗三则各自以理为中心和以心为中心,试图将心、理二者统一起来,将普遍性与个体性、自由统一起来,这是20世纪中国理性主义的特色,也是我们以后需要继续致力的方向。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形而上学:含义与类型学

形而上学的地位只有从政治哲学的视域来考察,才能真正地获得比较深入的理解:广义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尤其是上帝神本论)无疑是对世俗政治权力及其掌握者最有效的消解或解构,使之工具化、相对化而不具有终极的合法性和目的性。西方文明史上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广义形而上学(思辨理性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以及这两者的混合化、世俗化、形而下化之变种中世纪基督教哲学、近代哲学),最终使得有限政府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得以确立并合法化。事实上,在西方思想史上,每一套具有原创性的形而上学体系产生后都逻辑地范典着一段历史时期政治哲学、政治思想的基本走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若干问题的检视与反思

本文试图在一种两极张力的思维框架中来检视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问题。这既突出了哲学反思的"问题意识",又开显出哲学的"后思"之本性,同时,亦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达至的一种理性的自觉。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

马克思的交往实践观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观刘怀玉（河南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近代的认识论意义上的个体性主体哲学，走向现代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交互性主体哲学，这是２０世纪西方哲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之一。换言之，如果说近代哲学的重心是在绞尽脑汁地解释，主体是怎样认识...     

“自我认知范式”的形成、意义与问题

几乎与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同时,中国学者便对西方哲学应用状况及其效果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理性评估。针对西方哲学被用于理解中国哲学发生的意涵误读、价值肢解、话语垄断等现象,中国学者提出了回到中国文化的知识系统、义理系统、价值系统理解中国哲学的主张。此主张成为20世纪多数中国学者的解释根据和研究方法,从而在解释方法与价值立场两方面有效地回应了以西方哲学理解中国哲学的学术思潮。此主张即所谓"自我认知范式"。"自我认知范式"的发生与形成,不仅表明中国学者对以西方哲学方法理解中国哲学的行为自始至终都保持了观念上的警惕,而且表明中国哲学的内容、特质和精神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护,并因此成为有效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重要途径。由于"自我认知范式"为"西方哲学用于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践与结果"所"逼"而生,因而不能不表现出论据的同一性、视域的狭隘性、结论的非确定性、价值的唯我性等限制,此即提示我们在坚持、发扬"自我认知范式"的同时,也必须努力突破这些限制,以推动中国传统哲学的创新性发展。     

作为哲学的中国哲学

在不同于"技"、"器"层面的追问、以区别于器物之知的方式把握世界等方面,中国的"性道之学"与跨越知识界限的智慧之思具有一致的内涵。尽管在具体表述上,中国谈"性道之学",西方讲philosophy,但两者的实际指向则并无根本不同:"性道之学"与哲学,都是智慧之思,其实质的内涵彼此相通。从形式层面看,哲学离不开概念的运用,其中既关乎概念的构造,也包括概念的分析。同样,性道之学也涉及名言的生成和名言的辨析。魏晋时期进一步提出辨名析理,"析理"以性道为内容,"辨名"则关乎名言(概念)的分析,由此,性道之学与名言(概念)之间的关联得到了更自觉的肯定。从"哲学何为"这一层面看,中国的"性道之学"对智慧之思所具有的规范意义和引导意义,也给予了自觉的关注。就以上方面而言,中国的"性道之学"显然包含着哲学的内涵,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哲学。     

论中国哲学的致思趋向及其特征

人类既然有不同的肤色,自然会有不同的精神风貌;人类既然来源于不同的种属,自然就会有相异的心理习惯;同样,人类既然栖息生存于天各一方的环境之中,当然会形成相去甚远的运思方式和致思趋向。希腊人可以对严整的自然秩序心凝神往,使认识论和逻辑学优先成长;古印度可以在天国的神秘气氛中驰骋幻想,使民族精神的寄托投射向极乐西方;同样,华夏赤子为何不能在历史现实的传统中去探寻自己的哲学希望!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哲学,形成不同的致思趋向和运思特征。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事实,然而却长期不能得到普遍认可。如果说黑格尔否认中国哲学是因为他不懂得中国人思维方式特点,从而表现出“狂妄之极”的话,那么,我们有些人士也随声应合,却为甚么?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以西方哲学为标尺来裁定中国哲学;其二,为近代中华落伍的自卑的心理所趋使。总起来说,仍然是对中华民族的哲学致思趋向的独特性不了解使然。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中国哲学致思趋向的独特之处,好么?     

理性的四重向度

理性范畴在哲学史上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形态。总体考察理性,有本体意义上的理性、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理性和人文价值理性四重向度。疏理理性,寻求理解上的一致,为理性范畴当代话语权出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资源,也是人类本身理性成熟的标志。     

德性知识论视域下的"知行合一"——兼论对"良知"的新诠

当代西方知识论的发展内含对认知主体之智德(intellectual virtue)的强调,其讨论焦点已逐渐从向外求真转移到认知的实践向度上来,在一定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知行"哲学的实践智慧相契合。如果将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置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视域下考察,"知行合一"的知识论涵义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作为一种认知结构是否具有普遍价值,则尚待进一步厘清。理解阳明所言"良知"作为道德的知识与非道德意义上的知识之异同,可以德性知识论为参照,因为阳明"知行合一"说不仅与道德活动相关,也对一般意义上的认知活动的过程性和连续性有深刻揭示。而对"知行合一"作知识结构分析,能使"良知"知识论面向的特点被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天人合一 心统万物的儒教哲学

儒教哲学上绍三代之圣,下启孔孟之学,既体现了"天"的意志和道德训示,同时鲜明地流露出对"天与"、"人归"的远古黄金时代的终极关怀.既以天命论证王治,又强调性本之于天,通达于道.如此,天、祖、圣合一,命、性、道合一,对天命认同的外在超越,转向对心性关注的内在超越;由三代的理想,上接天命,并以性为道,以理为性,以心为理,终至"心统万物",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基础上,不断实现自我调适,并系统化、精致化,而以官方哲学的优势,铸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儒家宗教的合理性终极追求,进一步得到思辨哲学的论证.这正是儒教哲学,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继往开来的渊薮.     

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

价值论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是价值哲学.儒、墨、道、法虽然旨趣有异,但却殊途同归,百虑一致,都把致思的最终趋向确定在世界对人的意义上,归结到价值理想的追求上.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并非以宇宙的本质为认识的根本目标,而是借"天道"以明"人道";传统哲学的认识论并非以认识的来源和规律为探讨的最终归宿,而是借"知行"以说"道德";传统哲学的辩证法并非以世界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研究的至上兴趣,而是借"阴阳"以言"治平",传统哲学的历史观也并非以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思考的终极意义,而是借"理势"以论"至治".自然与人伦合一,知识与道德融合,宇宙法则与治世规范统一,"必然"原理与"应然"判断贯通,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乾嘉时期的语言哲学问题

乾嘉时期,中国哲学出现了重要的"语言学转向"。虽然这并未造就出中国近代的语言哲学,但它却引发了人们对语言本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系统地探讨了几个关键的语言哲学问题。学者们通过对字、词、心、道关系的论述,将文字、词汇、文化制度、语言研究的价值、意义与追求圣人之道的崇高的价值理想联系起来;通过对语言意义理论的思考,解析了汉字符号的意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演变问题,建构出一系列理解与解释意义的具体方法,并触及关于"解释的循环"问题的理解;通过对"六书"体用论的辨析,形象地揭示了静态的文字形体与动态的语言运用间的有机统一,表明了"音"、"义"间的辩证关系,且在一定程度上推论出语言文字中的"物"与"则"的关系。乾嘉学者对于语言哲学问题的研究意义深刻,影响悠远。     

何为中国哲学——关于如何理解中国哲学的若干思考

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如何理解"哲学"无法分离。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特定的学科,但近代以来又获得了某种学科性。同样,对性与天道、成己与成物的无穷追问,赋予中国哲学以不同于具体知识领域的深沉内涵,而当这种追问被纳入作为现代知识谱系之一的哲学史并成为其考察对象时,它同时也被赋予了某种学科的形式。作为历史中的哲学,中国哲学既表现为在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渐凝结的不同哲学系统,并相应地呈现为可以在历史中加以把握、考察的对象,又是在历史过程之中不断形成、延续的智慧长河;前者使之具有既成性,后者则赋予它以生成性。就中、西哲学的关系而言,中西之辩不仅是空间性、地域性的问题,而且更内在地隐含着时间性、历史性的内涵。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与近代以前的不同在于:它同时也是中国哲学不断参与、融入世界哲学的过程。     

马克思主客观相统一的实践真理观

本文基于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点所具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意义,阐明马克 思主义真理观,根本不同于以往的旧哲学认知真理观。它是从实践出发,在实践意义上理解客观真 理,强调实践真理的具体性,是主客观相统一的、辩证的、具体的实践真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