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礼经建筑空间的政治叙事

空间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学的前沿理论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从文化角度理解叙事,并把古代文化典籍从现代学科分类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和空间叙事问题.本文对产生空间叙事理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礼经"做研究,提出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礼经的空间叙事从建筑切入,规划了礼制"辨方正位"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立了礼制国家的空间正位之治,规定了礼制身份的空间方位之礼,确立了礼制等级的空问高大之贵.礼制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建构礼仪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维护礼制的固定不变,使之成为政治伦理文化的常规.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政治叙事的空间理论转向为艺术的空间叙事理论.     

论唐宋书信的仪式属性及其社会秩序的建构功能

从文化视角分析唐宋书信,可以发现它具备程式、象征和角色表演等社会仪式的基本属性.其程式实现了文本照应过渡、引导解读的语篇功能;程式用语精确对应着交际双方的地位高低、长幼尊卑和远近亲疏,使社会礼制在文字交流中展现为一种角色化的仪式表演;书信的抬阙侧小则又把文本空间进行空缺和参差处理,使空间位置和形态演变为特殊的能指,既指涉礼义,又使宗法性的和政治性的礼规信仰,在文本中显形具象,栩栩如生.书信的仪式属性,不仅开创了仪式与文本互动的第四种方武,而且搭载于程武的本事部分,以经济性和超越时空的优势,活跃在封建社会运用非常频繁的应用文体之中,大面积地建构着等差性的礼仪秩序.     

论中国古代冠礼的特征属性

冠礼,是给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的礼仪,标志着从此不再是孩子,而是大人了。其仪式本身十分繁复,在历史上曾备受重视,被称为“礼之始”。中国古代冠礼有诸多特征,重要的如其主体是汉族、儒家色彩鲜明、仪式日渐简约化、明显的等级色彩、极强的教育性、明显的性别差异以及象征性、交际性等。     

中华传统礼制内在价值及其现代转换

中华传统礼制虽存在着封建质核,但至今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内在价值。礼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规范或准则,进入文明社会后便具有道德这一内涵。就古代中国而言,伦理道德的体现便是遵循礼制,它早已融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内化为国人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仪是中华先民尊崇的生活方式,礼义是中华先民追求的精神价值,礼中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生命经验和生活智慧,概括起来便是一个"仁"字。中华传统礼制可以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资源,但必须经过现代性转换,即守望本土传统,又以现代性为标准审视、转换并汲取古典文化精义,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获新生。寻求中华传统礼制现代价值的基本态度,应当是立足于以多样性为根本特征的人类文化生态,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和丰富的民间实践中,探寻其沉淀下来的伦理共识和道德品格,着眼现实,展望未来,用中华智慧来创建适合当今社会的礼仪价值的新体系。     

两汉礼制发展之比较

在中国礼制史上,两汉礼制虽然比较粗糙,但开辟了礼制建设的新时期,奠定了其后近2000年以礼治国的基础.两汉历史上有过3次制礼高峰,但每次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汉武帝时期制礼重在郊祀、宗庙等祭祀鬼神的礼仪,西汉末年托古改制量在国家制度的制定,东汉初期的制礼重在仪礼等社会成员名分的维护.在两汉礼制同中有异发展的背后,隐含着大一统帝国的真正形成.     

古代学校对礼制的传播

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被认为是治国和修身之本,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古代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对礼制的教育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古代学校是习礼演礼的场所;第二,学礼制度本身就是对古代礼制的丰富与发展;第三,学校也是一些重大礼典的行礼场所.     

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

文章论述分析了其制定背景、过程及其主要内容,剖析了其进步性和局限性。在当时社会、政治活动需要及政要人物推动下,在《礼制草案》的基础上,经过礼制谈话会和北泉议礼,制定了《中华民国礼制》。由于当时种种原因的影响,该礼制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有迷信、繁琐、不合时宜的弊端,等级思想严重等。但是其进步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其内容对礼仪名目、仪节进行了简化,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吸收了西方的礼仪,呈现与国际接轨的趋向,具有较强的系统性、条理性。     

《礼记》与中国礼文化

儒家对"礼"作综合阐述,形成中国礼文化系统.中国礼文化包括三个主要内客:礼义、礼节、礼仪.礼义,是礼文化的精神统率与核心意义;要实现礼又需要做到的行为的节制与规范,这就产生了礼节的德目;而礼仪则是礼的行为表达与仪式表现.历史与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阐扬与践行,而<礼记>一书所阐述的礼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思想宝藏中的瑰宝.     

从玉器看先秦礼制的发展

礼制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和重要内容。先秦是中国礼制发展的奠基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史前时期是礼削的产生阶段,夏商时期礼制初步发展,到西周礼削进入成熟阶段。而玉器作为一种独特的礼制物质承载体,与礼制之间关系密切,不同的玉器及其组合可以体现出每个阶段礼制内容的变化、发展。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试论周王后服饰的礼制内涵

周代是中国礼仪冕服制度的形成时期,周王后的服饰是礼制要求下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礼制内涵:制衣之人的专门性及其地位的低下体现了周礼的阶级性;服饰的图案、颜色体现了周礼的等级性;服饰、佩饰的多样性及穿戴场合的规定体现了周礼的复杂性;王后祭服的重要地位体现了周礼重祭祀。     

孔、荀礼制合理性的论证及对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影响

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之际 ,以礼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设计 ,其合理性何在 ?孔子、荀子虽然都承认礼制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最终价值 ,但两者的论证方式却不同。孔子从本体论的角度追溯礼的价值之源 ,荀子则从功能性、效用性论证礼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法哲学的相关理论来看 ,无论是孔子或荀子的礼制都存在缺撼。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

中国古代的礼是传统礼学、庙堂礼典、乡里礼秩的综合。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古礼学和礼制研究成果丰硕。传统礼学中,中古从累积进阶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三礼义疏之学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庙堂礼典则经历了因不同背景的政权或同时林立,或此起彼伏而造成的一次次重构,这重构在曲折反复、内容变异的同时,也在丰富乃至改写着中古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内涵,这方面成果迭出,个案累积丰富;乡里礼秩在中晚唐首先出现,出现了最初的"礼制下移"趋势,私家庙制、敦煌书仪、乡饮酒礼等均是此脉络中不同侧面的构成点,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稳步推进。     

从礼制到礼学——先秦儒家对礼义的探寻

在中国古代,中华礼制是国家大法,又是道德准则。追求礼义是中华礼制实施中的重要原则之一,"礼法合一"是中华礼制的重要特点。中华礼制在漫长的形成、衍化过程中,对提升民众道德、提倡仁义政治、维持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宁、缓和民族矛盾、调整国际关系以及和谐人与自然关系等等方面均起到过极其重要作用,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趋向与演变形态,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方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说,中华礼制浸润着中国先民的生存智慧与治国经验。研究中华礼制,发掘其精华,有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与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都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本专栏包括三篇论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社会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的阶段性成果,涵及先秦、中古、近代三个时段,均从一个侧面对中国传统礼制作了较深入研究。     

明代王国庙制的演进及礼制特点

明代分封同姓诸王,封藩建国。明代王国宗庙制度以亲王"之国"为契机,初定于洪武九年,是在师法周代诸侯宗庙礼意的基础上,参酌本朝太庙礼制并有所降杀而建立,至万历朝臻于成熟,其制对清朝宗室家祭制度有一定影响。明代王国宗庙以支子立庙,为小宗之祀,以始封者为始祖,立五庙,祀五世。王国宗庙与太庙构成一个祖先祭祀系统,等级分明,层次丰富,与分封制相表里,具有礼制与政治上的双层蕴涵。     

楚地丧祭礼制研究——以出土简帛为中心的讨论

近年来中国南方地区连续出土的简帛资料,包含大量的礼学信息,推动了对楚地丧葬和祭祀礼制的复原研究,也为今人超越历代经学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楚地简帛(尤其是卜筮祭祷简)所反映的丧祭内容,包括疾病占卜、祭祷神祇、初死及丧仪、丧服和丧期、祖先和庙祭、祭祷仪式等,完全可与《仪礼·士丧礼》等礼学文献进行对证考察。考察的结果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楚地的丧祭礼制虽与中原地区颇有差异,但中国古代病、死、丧、葬、祭的人生礼仪,自商周以来就形成连续的系统,并未中断。楚地的丧祭礼制,对于汉代文化影响较大,此即汉承楚制的一部分。此种考察还有助于解决"三礼"文本的成书时间问题。楚简材料表明,楚人有常贞和常祷,还有散贞和散祷,前者对于复原楚地丧祭礼制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