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生活世界”观念与道家生命哲学的比较研究

胡塞尔晚年提出的"生活世界"观念是现象学自身理论发展与传统西方哲学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本质直观"和"意义构成"回应传统西方哲学的困境;海德格尔的"在世之在"以"生存"指引人在世界中存在的本真问题,这种回应和追问是对生存困境的反思,也是对生命的本质关怀。道家哲学是面向"生活"的哲学,其主旨在于探寻生活境遇的几微,回归生命的自然朴真。因而在探究生活世界及生存境遇问题上,现象学思维与道家哲学有共同理论旨趣。     

“烦”的释义学与早期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

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里面,实践作为趣向善的人的活动,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包含了人的生命活动自身的无条件性。但近代以来这种实践理解几乎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经验主义总是从自然的因果联系来解释人的行为,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实践的目的,先验论的实践哲学则完全抽空了人类实践的历史内涵。海德格尔的此在释义学首先通过对作为此在之在的“烦”的实践性诠释,使人类实践得以进入存在论的基础层面,对古代实践哲学传统的重新阐发才是可能的。这种存在论的实践哲学重新诠释了人的生命存在对于世界意义的基础地位,以及实践自身所应包含的无条件性和丰富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海德格尔的实践理论是对古希腊的实践哲学传统的恢复和重新阐发     

海德格尔:从存在论回到人本身

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经过了从存在论向人本身回归的过程。早期海德格尔关注的哲学问题是“存在”。而后期,海德格尔转向对人类生存现实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对技术世界的追问。在“泰然任之”中,海德格尔把“存在论”作为理论基础,追思了人类在技术世界中的生存状态。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性本论之大成与完结——评《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与开展》

人性论乃中国哲学极重要之理论,而自孟子以来,人性论虽屡有发展,至于宋代理学而呈"完成"之势。王立新新著《从胡文定到王船山——理学在湖南地区的奠立和开展》,则虽以为胡五峰论述最精湛,但同时认为理学关于人性论,还有缺陷,直至船山,中国人性论方才完成"无缺无漏"的完满理论形式。新儒家宗师牟宗三倡导要使儒学成为生命的学问,然其理论本身,依然表现着儒学与生命"有隔"的情状,王立新该著作,则可为真正打通儒学与生命和现代生活世界之"隔",提供一种新的可能。     

中国山水画论笔墨说的形而上底蕴——以唐岱的天地观与笔墨说为考察核心

唐岱在《绘事发微》之《自然》篇中提出了"以笔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思想,表明笔墨之自然与天地之自然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这一共同性使笔墨之自然能够合于天地之自然。这一共同性关键在于对自然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自然即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因此"天地之自然"指的是天地化育万物时那种自然而然的生命状态,"笔墨之自然"描绘的是天地中那处于生命的自然状态的山水,也因此笔墨成为绘画显现天地生生本体的载体,二者相合于体现自然状态的生命境域。但是,唐岱并没有详细解释二者的根本差异与相合的方式。从当代自然美学的视野来看,天地之自然是自然审美对象,而对应于西方自然观的应该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地观,"天地"近似于自然美学中"自然","笔墨之自然"所描绘的应是形而上的天地观。"相合"思想折射出的重大问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贯通自然美学与艺术美学。而笔墨为何能描绘山水生命的自然状态,完成与天地之自然的相"合"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儒家天地之德与马克思自然自由的比较

不论是儒家言说的"天地之德"(自然之德),还是马克思说的"自然自由",都是对人类生命形态的一种终极眷念。马克思的自然自由理论,一方面是为人类解放寻找一种自然哲学的认证,另一方面也肯定儒家自然之德对社会的构序意义。它将人的自由论证与儒家的仁本论证,放在自然与社会一体两维的平台上建构,以人性本善为始原,将自然自由融入社会生活,通过共产主义来实现中国传统的德言性境界,完成自然自由与自然之德的有机统一,以达到尽性立命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天地之德和马克思的自由之境,原则上都设定了人性、宇宙与人类社会的统一。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把儒家士大夫追求的大同世界,化为一种民族解放的世界运动,表达了儒家实现天道、仁道、世道与自由高度融合的理想主义新境界。     

论海德格尔与老庄对“人”的思考

海德格尔和老庄都对"人"有深入的思考,两者之间存在异同.他们都否弃了现成观念,没有从实体化和对象化的角度探讨人的本质.但海德格尔论证了此在先行存在于世界之中,并以此在为基础,从此在身上追问存在的意义;而老庄则以贵身论为原则,把人放入宽阔的道域之中,提出人最佳的生存状态是契合自然之道.     

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儒家角色伦理学”的人生观论析

安乐哲所提出的"儒家角色伦理学"是一套凸显政治维度的"成人之学",其理论核心在于肯定人生中的"关系"并对之进行哲学阐释。"儒家角色伦理学"认为,世界是以"气"为根本范畴,贯通本性与活动、个体与关系的"关系集合体";人在多种境域中扮演不同社会角色,是"角色伦理"之人;人性基于一种特定的初始状态,在现实中成长、交往而逐渐形成。安乐哲的这种阐释从中西比较视野开拓了儒家人生观研究新的理论维度,对于理解儒家思想的关系性特征具有启发意义。"儒家角色伦理学"从政治哲学反推至人性论的做法凸显了儒学发展历程中的一个侧面,但其与儒家人生观的历史全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     

马克思哲学体系的两条线索——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个笔记本的逻辑统一性

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一直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线索是政治哲学上的,即"消解人在非神圣形象中的异化",所谓"解释世界",另一条线索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即为人类的生存找到一条现实的解放的道路,所谓"改变世界"。解释世界是为了改变世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三个笔记本也通过这两条线索体现了其逻辑统一性,即,通过对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外在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只是"存在着的无",通过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则是揭示黑格尔的抽向世界也是"存在着的无",而马克思认为真正"存在"的世界是生产关系的改变,是人向人的本质的复归,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哲学、思与人——对海德格尔之思与禅的主题理解

本文认为,通过对哲学的切问,海德格尔对哲学做出了全新的理解,海德格尔因而从哲学之中抽身而出返回存在之思。思哲学之未所思,思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联。犹如海德格尔之思,禅非哲学,禅对人做出了具有东方品格的观照。一种“不可避免的对话”就此发生,人则是思与禅的这一对话的主题。     

本体·心性·工夫——"北宋五子"到朱熹的理学范式建构

宋明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继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后的又一重要理论范式。相较于汉唐儒学,这一新范式的显著思想标识就是偏重形上之维和内圣之维的开拓,从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等各层面深化儒家义理精神。就理学本体论、心性论和工夫论的建构以及理气心性的圆融而言,"北宋五子"和朱熹之学对儒家这一理论范式的建构具有奠基性的意义。邵雍的"先天之学"和周敦颐的"太极"说,是为儒家道德精神确立形上依据的一种重要尝试,代表着理学思想的滥觞,不仅如此,周敦颐的"诚"论还一改汉唐儒学宇宙论的铺排,开始了儒家心性本体化的思考,由此重新开启了儒家的"内圣"之维。张载的气本论哲学是儒家本体论建构的真正开端,而其划分"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主张则是理学范式下典范性的心性论成果。二程"自家体贴出天理",奠定了理本论哲学的基础,而其"性即理"的论说则昭示着他们对理学本体论和心性论的打通。二程后,朱熹通过注解"四书",建构了综合"北宋五子"、圆融理气心性的理学体系,而这也标志着儒家理学这一新理论范式的确立。     

人伦之“分”与人的存在方式——先秦儒家人性理论新解

在先秦儒家典籍中,"分"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其核心之义为等级意义上的"区分、辨别",此种意义上的"分"本质上为人伦之"分"."分"以显性或隐性的方式贯穿于儒家人性理论中,先秦儒家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是立足于"分"而展开的.这种思考包含着三个相互关联的思想:其一,"分"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本源,儒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分"对于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其二,"分"是人的社会生存方式之解释,儒家认为,只有"分"才能恰当地解释人的生存方式,也才能将人与动物真正区分开来;其三,"分"是人的自然欲求之安顿.对人伦之"分"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解读先秦儒家人性理论.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

一般认为,整体主义生态伦理观以利奥波德为主要代表。然而,2000多年来,中国儒家的生态伦理观就是整体主义的。儒家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生命大化流行的世界,在这个生命世界中,人与宇宙整体在本性上是内在相通的。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是"道",在儒家看来,天道与人道是同一个道。宇宙本根,乃为人伦之道。而人伦之道,则为宇宙本根之流行发现,因而儒家强调天人合一。生态动物伦理在儒学中有着特殊地位,孟子正是从对动物的同情提出儒家的仁政说。此外,儒家也意识到人作为这个生态共同体中的特殊一员具有的特殊功能,意识到了天人相分的一面,人为天地之心,不与天争职,但应利用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     

形而上学的蜕变与思想的开端——论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克服

克服形而上学,开启出存在一思想的非形而上学之思,是海德格尔哲学的一大主题.海德格尔认为,在存在历史的舞台上,各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的交替出现,共同演绎了形而上学蜕变的轨迹;他主张,思想的道路要实施"返回的步伐",回到早期希腊思想的源头,回到思想的第一个开端那里去思存在之原始的意义.     

历史性视域与现代主体性哲学的命运——以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人的本质”理论为中心

笛卡尔以降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始终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人道主义三位一体的主体性哲学模式。马克思与海德格尔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哲学,要求把人的本质理解为处于现实生活世界中的历史性存在。正是从历史性视域出发对人的本质的创造性重释,使得他们在黑格尔之后的现代哲学革命中肩负起了重构与颠覆的历史重任。然而,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性视域,开辟了两条不同的理论路向,并由此引发了现代主体性哲学的两种迥异的命运。马克思在批判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的形而上学内涵的同时,又在新的基点上重建了历史性的实践主体性哲学,而海德格尔则试图从根本上拆毁和颠覆理性主义主体性哲学,力求建构非理性主义的历史性生存论哲学。这两种极为重要的哲学形态,为20世纪欧陆哲学的发展奠定了根本性的思想地基。     

"仁民而爱物"的现代启示

在儒家"仁民而爱物"的古老思想中,蕴涵着与现代生态伦理相契合的合理因素."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人类所特有的道德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要求人们把万物当成自己的同类甚至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来爱护,强调人对自然万物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作者认为,科学的态度辅之以儒家式的道德意识和生命情怀,应该是现代人类对待自然万物的最合理的态度.     

良知贯通于自然——论王阳明“良知”说的自然维度和生态价值

在王阳明的思想中,"良知"不仅是判断是非的标准,更是贯穿天地万物,达成万物一体的枢纽。在良知的诸多含义中,"气"和"心"构成了贯通天地的两条路径:气兼具物质性和运动性,构成了人与万物的物质统一性;心的感应能力则使得人们作为能动的主体自觉到自身与万物的一致性。良知贯通万物的特性使"致良知"工夫成为了以追求"天人合一"之境为目标的"大人之学",而这需要恰当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阳明认为,"大人之学"就是要将自然界纳入"道德共同体"之中,以普遍关爱的态度对待之。而根据儒家"爱有差等"的伦理原则,此举并不意味着人类不能利用自然物,而是强调人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应是关爱而非戕害,并且当人类要剥夺动植物的生命时必须十分慎重,反复考量其必要性。相比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和"深生态学""大地伦理"等思想,阳明良知说的生态意义在于提供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合理框架,避免了非此即彼的思想对立。     

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

"通古今之变,融中西之学,究天人之际",构成了21世纪中国哲学新开展的三重维度。"通古今之变",即改变主要从时代性维度来评断中国哲学的偏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连接,以畅通民族文化生命,贞定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确立体现中国哲学自身智慧精神的当代理论形态。"融中西之学",即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之主体性的基础上,以开放的心态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进而实现中西两大哲学传统的平等对话与深度融合,为探索未来人类更为健康、合理的存在形态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究天人之际",即面对当代社会出现的人性的异化与人生意义失落的存在境遇,确立能够安顿现代中国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以为国人的生命存在寻求安身立命的依归。三个向度的展开,代表了寻求中国哲学之新综合与新创造的一种努力。     

冯友兰视界中的子学、经学与新子学

冯友兰所谓的子学乃是指先秦汉初诸子之学。子学的建构"以我为主"、无所"依傍",是"创构"。冯友兰所谓的经学指的是从汉代到清代整个中国封建专制时期的哲学。经学的建构"以我为辅"、"依傍"于"经",是"重构"。按照冯友兰关于"经""子"关系的论述,应该是有"子"才有"经","经"只能是"子"的著作,可是,冯友兰所谓的"经"除却"子"的著作外,还包括儒家的"经"以及中国佛学家所注解、诠释的来自古印度的佛经。冯友兰认为中国新的哲学的诞生标志着"贞下起元",意味着"重新开始",像子学一样"创构"新哲学。这么说,这种新的哲学应该就是新的子学也即"新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