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文化特质简论

汉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文体,其中还包含了十分丰富的文化意蕴。将汉赋还原到汉代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把握汉赋的精神实质。汉赋和汉代政治和汉代帝王息息相关,并随着汉代政治而勃兴或衰微、随着汉代帝王对汉赋的喜恶而或盛或衰;汉代经学占据汉人思想的主导地位,辞赋之士受经学影响最深,经学中的大一统观念、天人感应观念、君权神授观念在汉赋中得到了积极的传播和浓重的渲染;汉赋有自己独擅的艺术意境,总体上讲究辞采华丽之美,讲究音韵之美,细分之,大赋小赋又有不同的审美趋向;汉代赋家多有论赋,从司马相如到王充,汉代的辞赋观大抵由全面肯定到折中批判再到全面否定。     

试论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

本文探析了汉代墓葬艺术中西王母图像发达的原因,认为:西王母的性情特点和居住环境与汉代墓葬理想相吻合;西汉后期以来民间由西王母崇拜而形成的强大社会思潮直接影响到汉代墓葬艺术的表达;墓葬中作为配偶神东王公图像的出现是汉代西王母崇拜盛极而衰的标志,衰落的原因在于西王母神自身存在缺陷。     

唐前西王母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西王母由一个形貌怪异的神话人物演变为传说中的人间帝王,并进而成为神仙道教的神,反映了神话人物历史化与宗教化的过程。《山海经》中西王母的怪异形貌反映了上古先民的原始信仰和图腾崇拜。西王母人王的形象以及她频繁的外交活动,则是春秋战国时期弱小的诸侯国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情势下寻求帮助和依靠的反映。两汉魏晋时期西王母形貌的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仙人形貌及其生活的不同理解,体现了魏晋时期豪门世族现世享乐的处世观念;另一方面也与道教徒宣传神仙道教思想有关。而作为西王母配偶神的东王公出现在东汉中后期,一方面是汉代盛行的阴阳学说在西王母神话传说中的体现,另一方面则与两汉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     

论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宗教性质转移

汉代是我国宗教发展的转型时期,其中西王母信仰是重要内容,学术界已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在已有的学术关注中,侧重于传播的描述多而宗教品质上的认识少.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在汉代经历了两个转移:通过从自然宗教的信仰向人为宗教的信仰转移和上流社会宗教信仰向民间宗教信仰的转移,西王母信仰完成了在汉代的宗教品质升华,提升了汉代宗教发展的宗教品质,并以此直接促进了道教的产生.西王母信仰的宗教品质提高,呈现出汉代宗教发展的轨迹,也为研究我国古代宗教发展提供了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     

“屈民而伸君”与“屈君而伸天”——董仲舒《春秋》大义的政治智慧

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是汉代形成的政治化儒学的典型形态。《春秋繁露》通过"以人随君""屈民而伸君"来充分保障帝王的政治权力;同时,又通过"以君随天""屈君而伸天"将儒家思想传统的德治、民本转化为"天"的权威以限制君权。《春秋繁露》的"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一个思想整体,体现出儒家士大夫与汉代帝王合作的政治智慧。儒家士大夫与帝王之间的政治合作和思想共识的建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经学形态的思想特点,同时也制导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定型。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国宝“桃核墨”寻根溯源

中央四台国宝档案,向国人展示了世间珍品,署名小华的“西王母赐汉武桃心墨”。 这不起眼的“桃核墨”流传着一个不鲜人知的故事。当年汉武帝听说吃了天上西王母赐的蟠桃就能长生不老,就向长居天宫的西王母求赐仙果。西王母就向人间帝王汉武赏赐了四枚蟠桃。汉武帝品尝了蟠桃,觉得回味无穷,欣叹道：天上仙果,果真是极品。     

论方士与汉代小说

张兴杰此文载1989年第4期《兰州学刊》,文章说先秦还没有出现文学上所说的小说。中国小说的真正萌芽始于汉代。人们往往认为稗官就是王官,就是小说家,就是小说,包括汉代小说的创作者。其实这纯粹是一种误解,稗官不是文学上所说的小说创作者,汉代小说的造作者是方士,汉代方士之所以造作小说,是他们干禄的需要。我们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造作者,但并不主张方士是汉代小说的唯一造作者,事实上,除方士外,文士乃至儒士,也有加入小说造作队伍的。不过,总的来说,方士是汉代小说最早、最主要的造作者,方士在汉代文学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     

汉大赋体制形成过程中的时代因素

汉大赋作为汉代文学的代表,和汉代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联系。除了文体的继承发展因素之外,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的具体状况都直接影响着汉大赋的内容和形式,帝王的提倡、贵族文士的具体生活状态、文化教育发展、政治制度的具体规章、文学审美观念的特定形态等等都决定着汉大赋诸方面的基本特征。     

自然灾害与汉代的官吏选拔模式--以察举制为中心考评

汉代人才选拔模式形成的过程中,灾害因素不容忽视。察举选官制度的实施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与自然灾害相关。因灾选官是灾害天谴说与汉代政治合一的必然结果,是帝王在面对灾害危机时所采取的一种荒政措施。两汉时期荒政思想的发展以及统治者对荒政的重视,汉代以“天人感应”理论为代表的灾害思想是因灾选贤任能的直接原因。     

死生相系的司命之神——对于西王母神格的推测

关于西王母原型本义的讨论,历来众说纷纭。如果以《山海经》所载为基础,兼以观照后世的形象演变,西王母应该具有"司命"的神格,亦即可能是昆仑神话体系下的司命神。这种情况与《楚辞》的大司命、少司命,或是楚地的司祸、司灾诸神相当。而汉代对于西王母、司命的看法,或许是西王母与大司命、少司命等相关崇拜融合后的结果。     

西王母的三面孔

西王母有三副面孔:历史上确曾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历史题材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神话传说中的神仙。作为人的西王母应是西周初期活动在环青海湖地区的羌人母(幕、膜、穆)部落首领,不一定是女性。《山海经》对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是傩文化现象的记录,同仁县的"於菟"舞极可能是《山海经》所记西王母形象略有变异的再现。     

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本文梳理了汉代经学对汉代文论的影响。认为,在汉代经学经典化过程中经学出现了神圣化和政治化倾向,这影响了汉代文论的产生和构成。经学的神圣化给两汉文论整体带上了儒家文艺思想的特点,经学的政治化则使封建帝王的权威性得到推崇,合法性得到肯定,对帝王的歌功颂德也成了汉代文论家不可回避甚至持肯定态度的一个论题。汉代经学自身也对汉代文论产生了影响。《诗》《乐》本身就构成了汉代文论的一部分,汉代经学中部分经书章节对汉代文论也产生影响。总之,汉代文论家和作家对文学的思考极大地受到汉代经学的影响。     

汉代星官体系及其政治功能探析

汉代星占家比附人间社会的官僚体制,构建了以"太一"为核心的完整的星官体系,具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氛围下,星官占辞的政治内涵极其复杂,包括帝王的德行表现、国家治乱、君臣关系、农业生产的丰教、自然灾害及战争的胜负等方面。两汉王朝的职官设置、都城和宫殿的营造都要参照上天星象。异常星象还是帝王消除异己势力,维护统治权威和官吏、儒生褒贬时政,阐述政治改革诉求的重要工具。     

昆仑、天门、西王母与天帝——试论汉代的“西方信仰”

汉代形成了一个较有系统的关于西方的神仙信仰体系,昆仑、天门和西王母的结合成为这一信仰的主体,其核心为升天成仙。西北的昆仑为天地之中柱,其上有西王母和天门,升天之人应在西王母处取得不死之药或获得升天成仙的资格,登上天门,进入天帝统治的天界。随着西域的开辟,西域的许多奇闻异事和文化因素便附会到这一"西方信仰"中,但其观念仍是本土的升天成仙的信仰,由此汉墓中出现的许多西方文化因素可以得到较为圆满的解释。这也是西方的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其能迅速被广大民众接受的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背景。早期道教也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神仙信仰,将其主神置换为道教的主神。     

儒家经学礼法观对东汉社会的控制与整合窥探

东汉时期,随着经学的发展,在经学的浸润和熏陶下,儒家礼法文化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东汉帝王、大臣和地方官吏积极晓习儒经,由此开创了东汉官僚集团及政治文化经学化的格局。同时,刑德并用、礼法和合的儒家经学礼法观不断渗透到东汉社会控制体系之中,推动了汉代社会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经学化。它使儒家经学礼法观成为封建政治与法律的灵魂,这为汉廷实施经学意识形态的政治、法律实践创造了条件,对汉代及其后世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论汉代炎黄观念与帝统和道统

经过战国中后期诸子对黄帝、神农的宣扬,汉代炎黄观念趋向成熟,并与政治紧密地结合,二者互相推助,形成了以黄帝为宗的道统与帝统观念,为官方和诸子所认同。汉代黄帝形象的主要特征是,以黄老宗师的面目出现,又多与符和图谶联系在一起。这两方面都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故推动了汉代诸子炎黄观念的发展和流变。一、理论上的炎黄观 1.确认黄帝为帝王之宗由于等级社会里的贵贱之分和血缘之传,使得人们很注重世系的排列,一些人为使自己的家族显得尊贵,就从古代寻找古帝王作为自己的祖先,于是炎黄世系就在这种寻祖追宗的意识下得到不断地完善。春秋至战国中期,人们已经追认炎黄为祖先,     

西王母会君故事的文本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西王母会君故事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的王母会君故事载于先秦至两汉的史籍和诸子作品中,以君王访求王母和王母来朝为主要情节,反映了西周以来的礼玉制度以及诸子对于贤君圣主的期盼,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自汉末至唐五代,王母会君故事则主要载于仙话小说当中,主人公变而为汉武帝、黄帝和燕昭王,体现了道教神仙实有、仙道可致的思想,西王母在道教中的地位和神格得到确立。宋代以后,王母会君故事没有与通俗文学的主流相融合,走向了固化和衰落。     

中国古代帝王巡游活动述论

中国古代帝王的巡游是指较远距离、较长时间、较大规模的帝王出巡、游历过程。帝王巡游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也兼有经济、军事、文化意义，还有个人娱乐的目的。把帝王巡游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分析，不仅能使我们了解“唯我独尊”的帝王治国安邦的良苦用心，而 且，也能使我们窥见与普通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的帝王赏山娱水、回归自然的强烈愿望。     

论唐五代小说中奏章的使用情境

奏章作为融入唐五代小说的一种重要文体,较少有研究者关注。本文对融入唐五代小说的奏章全面统计,发现其主要在以下情境中使用:第一,朝会陈政,以备皇帝之问;第二,帝王考查士子、大臣才干;第三,推辞帝王赏赐或所受之官。另外,深受帝王信任的心腹,也常以此方式为其出谋划策。奏章使用情境的差异,影响了作品的题材、内容、思想及语言。唐五代小说家已懂得借助其他文体营造不同情境以体现作品的文学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