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话语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过滤机制

诗学接受者总是生活在特定的纵的历史文化发展和横的接触层面构成的坐标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诗学话语时,也必然会受到传统文化、时代精神、个体心理结构等的影响,即经过过滤机制的规范和筛选.正是这种规范和筛选,催生了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自我独特的面貌.     

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艺术成就

现代主义诗学是与现实主义诗学、浪漫主义诗学并列的中国现代诗学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它在强化诗人与诗学的思想深度,拓展诗学新的风格以及促成中国诗学体系的现代化建构等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建树。它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成为古典诗学向现代诗学转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也成为中国诗学由传统向现代实现质的裂变的标志。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从泰戈尔诗学的几个关键词说起

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型的范例.本文通过考察泰戈尔诗学中的"人格"、"味"、"欢喜"、"韵律"、"和谐"等关键词,管窥泰戈尔诗学的复杂思想和丰富内涵.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对西方诗学话语的借鉴,以及在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诗学创新,对东方各国诗学的话语转型和话语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现代主义:本土的话语

本文讨论了现代主义文学观念与中国历史语境的复杂互动。认为,不能简单地复制欧洲文学史的叙述线索,将现代主义视为文学进化的一个必然环节。本土特殊的问题结构制约了现代主义的接受方式。论文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50年代、8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主义观念的拒绝和接受,并且指出后殖民理论语境中与现代主义对话的三个前提条件。     

文化融合:19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学的理想图式

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涌现出一股新诗现代化潮流,其中九叶诗派诗学理论家袁可嘉和唐湜是这一潮流的领军人物。新诗现代化的核心是建构中国现代理想的诗歌图式,其建构的路径是文化融合:即原欲型文化与理性型文化的融合,以此创造出生态更加自觉平衡的或以原欲型文化为主的含有理性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或以理性型文化为主的融有原欲型文化的现代化的诗。这两种诗歌的文化形态应该代表中国新诗的现代化方向。     

冯至现代主义诗学精神来源和启蒙性质

冯至现代主义诗学带有里尔克式的智性特色,并与基督教神学及从中发育而来的存在主义相关联。他认为三个欧洲"畸人"即存在主义者基尔克郭尔、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真正的启蒙思想。冯至认为:基尔克郭尔主张不幸、忧郁、绝不与卑污妥协的正直操守是写作的根基;作家要从感性阶段出发,达到伦理乃至宗教的阶段,才是"受苦受难真实地本着基督的精神生活"。尼采之于中国社会和文学的意义,则在于通过他所研究和揭露的嫉恨人格和心理,彻底打破那种"窒息遏杀特出之士"的平均一切的环境;而且尼采追求真正未来主义的东西,对民主和社会主义也感兴趣,其超人哲学是为了现代人的真正觉醒、获得真理,而现代艺术的本质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真正的现代主义者不是弱者而应是生活和精神的强者。而陀氏通过对人性中善与恶的辩证书写,提出了通过上帝达到自我启蒙的问题。正是在对这些西方存在主义理论家的理解和解释中,冯至创建了自己的现代主义诗学。     

中西比较诗学的对话危机及诗学话语转型

寻求对话是当代中西比较诗学的一个热门话题和主张。究其根源,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诗学在西方诗学冲击下凸现出的＂现代转型＂使然,另一方面是西方比较诗学界对于包括中国传统诗学在内的东方文化视野的吸纳所致。当代中西比较诗学对话的危机,不仅体现对于片面地将＂对话＂解释为＂理解与沟通＂的理论解读层面,而且存在于机械地套用西方诗学话语＂阐发＂中国诗学话语的具体实践层面。而破除中西诗学对话危机的出路在于突出对中西诗学话语的语言性分析,通过对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的揭示、归纳和总结,为中西诗学深层次的理论对话的展开创造必要的条件。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将不可避免地告别惯常的文化或哲学比较模式,围绕着中西诗学话语的分野、融合和转换这一主轴,坚定地走向中西诗学的语言阐释之途。     

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一个面相——从牟宗三、劳思光看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

作为学术大家,牟宗三和劳思光以其学术成就从一个方面代表了20世纪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达到的理论高度.两人在解构"以西释中"的诠释范式而以符合中国哲学之"自性"的方式诠释中国哲学这一理论关节点上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他们所揭示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质与以知识论为主流的西方哲学之间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而与以"天人之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传统之间保持了明显的正向联系.牟宗三和劳思光所分别代表的"入平其内"与"出乎其外"的哲学史书写方法对于面向未来"重写中国哲学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港台地区的中国哲学研究构成了20世纪中国哲学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面相.     

20世纪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论

20世纪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源有所自,流有所变,既是旧时代的承续,更是新世纪的创制。文化保守主义要固守的传统,本身就是变革中的事物。当现实与传统发生冲突时,保守主义者总是审慎地改进传统,从而使现实成为有传统可依靠的现实。学通中西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家、学问家们,自觉运用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新方法、新思路,来整理、研究、开掘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课的道德价值和伦理精义,取得了卓越的成绩,在继承历史的精神遗产与开辟未来的思想资源两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文化保守主义所要表达的是一套完整的价值系统。作为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是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又可以是一般的社会心理。从20世纪实际历史表现看,作为社会心理的保守主义的意义、作用和影响,远远大于作为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我们应当承认文化保守主义对民众思想实际影响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又要引导人们避免为其后顾性的文化取向、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所束缚,真正以健康、科学、乐观的心态,尊重历史,善待当下,创造未来。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上)

本文是整体研究 2 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一种尝试。在简述 2 0世纪对中国戏剧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事件之后 ,本文指出 ,话剧、越剧和评剧等许多新剧种的诞生 ,是本世纪戏剧进程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之间的全面融合 ,作品在思想上更趋重于政治与道德主题、在内容上对现实题材前所未有的注重 ,都体现出本世纪戏剧创作的明显特色 ,戏剧作品整体风格上的女性化趋势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本世纪的戏剧发展还呈现出开放的特点 ,导致了戏剧观念的演变与现代剧场制度的引进这些深刻影响中国戏剧发展方向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指出 ,2 0世纪中国戏剧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难题     

2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论纲(下)

本文是整体研究 2 0世纪中国戏剧发展历程的一种尝试。在简述 2 0世纪对中国戏剧发展影响最为显著的事件之后 ,本文指出 ,话剧、越剧和评剧等许多新剧种的诞生 ,是本世纪戏剧进程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剧本创作与舞台演出之间的全面融合 ,作品在思想上更趋重于政治与道德主题、在内容上对现实题材前所未有的注重 ,都体现出本世纪戏剧创作的明显特色 ,戏剧作品整体风格上的女性化趋势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本世纪的戏剧发展还呈现出开放的特点 ,导致了戏剧观念的演变与现代剧场制度的引进这些深刻影响中国戏剧发展方向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指出 ,2 0世纪中国戏剧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留下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难题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权威主义

20世纪中国文学中权威主义占有很大比重,无论是出于“新民”目的的开明专制,还是思想启蒙的个体至上,抑或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它们都不同程度上延续了权威主义思想。虽然在某一特定时期,权威主义凭借其强力、意志、革命的话语力量促进了文学社会功能的实现,但权威主义有悖文学创作的自由精神,不仅阻碍了文学本体的归位,而且也偏离了启蒙主义的精神内核。     

二十世纪中国儒学的贡献与进展

在二十世纪,中国儒学对中国社会进步有重要的贡献,这就是作为儒学基本特质的儒家伦理道德精神——对家庭、民族、国家的责任感、义务感,为中国近现代的一次最伟大的民族觉醒“五四”运动铺垫了精神基础,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必需的动力和秩序两个条件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因素。二十世纪的中国儒学本身也获得了新的理论进展,这就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认同,以及在现代观念背景下的儒学形上学的重建和儒学超越性的阐发。     

二十世纪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典范——《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八十周年反思

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已发表80周年,用现代视角审视,由于它具备了社会学注重科学方法论,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结构进行解释并提出了具有独到见解的解决方案等特点,可以被认为是一部社会学著作.而从由它指导的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来看,该报告更是20世纪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典范.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文本话语建立的历史机缘

"民族主义"作为文本话语最早是在西方出现的,它是16世纪以来西方诸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运动的产物.在中国博大深厚的文化传统里,民族思想虽然早在先秦时期便具足了体系,但却未能从其思想逻辑里演绎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到了20世纪初,由于西方"民族帝国主义怪物"的迫压,加之西方思想主流迁变的影响及日本"保存国粹"运动的启示,中国思想界才开始了建立并演绎"民族主义"文本话语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这一文本话语的建立,不但改变而且也基本上决定了20世纪中国历史的命运.     

论五十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特征--以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和张骏祥《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为例

作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理论的代表著作,夏衍的<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和张骏祥的<关于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都从实践美学的角度言说中国电影,强调电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及特殊的表现手段,即电影性,和电影的群众性、民族性.而成就了那个时期中国电影理论的建树.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意识形态悖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时间”维度与文学史书写

文学史是文学时空的再现,其变动主要源于文学观念的改变;1980年代中后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出台本意是对过去政治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史书写的反拨,它带来了现代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转型与巨大飞跃,这在文学史书写中具重要历史意义;站在21世纪的今天,从时间的视角进一步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会发觉它照样建筑于意识形态之上,这是一个带矛盾、悖论的文学观念,它所深具的文学史书写的历史积极意义与消极性相伴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