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

对民主党派及其制度的思考,是一个有别于西方政党研究的中国问题。民主党派推进中国法治的方式包括三个方面。以参与立法,表达并整合利益的方式,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自觉守法,积极执行法律的方式,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以相互监督,开展平等对话的方式,维护法治统一。     

政治文明逐步实现的历程:新中国法治的成长

法治与政治文明相共生,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外在标志,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尺度,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本形式。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其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逐步从人治走向法治。成长着的中国法治标识着中国政治文明的历程:人治主政,蔑视法治,政治文明之路山重水复;健全法制,厉行法治,政治文明之路柳暗花明;法律至上,民主彰显,政治文明之路漫漫而修远。     

法治中国视阈下出版人的社会责任

出版人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一个自然人,出版人首先要敬畏和遵守法律,避免滥用话语权,洁身自好,做自觉守法的楷模;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出版人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优势,传播法律知识,灌输法治精神,形成舆论引导力量,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作为舆论监督者,出版人应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弘扬社会上守法、护法的先进事迹,鞭挞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做法治精神的捍卫者.     

法治中国视阈下出版人的社会责任

出版人在法治中国的建设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作为一个自然人,出版人首先要敬畏和遵守法律,避免滥用话语权,洁身自好,做自觉守法的楷模;作为媒体从业人员,出版人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优势,传播法律知识,灌输法治精神,形成舆论引导力量,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作为舆论监督者,出版人应通过客观、公正的报道,弘扬社会上守法、护法的先进事迹,鞭挞形形色色的违法行为,做法治精神的捍卫者。     

自治、法治、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探讨

确立自治、法治与德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对于“三治结合”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自治、法治与德治并非同一层面的治理方式,自治具有独立性,是高位阶的治理方式,居于核心地位,这一核心地位的确立源自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确立,法律法规与中央文件的明文规定,以及乡村治理实践的偏移。法治与德治不具有独立性,居于次优的平等地位,前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保障,它要求乡村自治不得逾越法律边界,法治政府的成立需去行政化,而重点在于约束村委会的行为;后者是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辅助,它一方面可以弥补法治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可以修正法治的不足。     

增强法治意识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逻辑关联

法治意识是法律运行的认知基础和思想理念基础,法治意识强调以权利义务为线索,将普遍性置于优先地位,是国家意志的刚性表达。培养法治意识能够改善法治主体的政治品格、行为方式,促进良法善治。在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实践中,增强法治意识,有利于促进公民团结的向心聚集,确保各民族的共同责任担当等。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题,加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有利于引导各族公民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文明理念和行为方式,引导人们对“多元”的包容和对“一体”的追求。     

通过科学立法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法理探讨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背景下,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而通过科学立法建立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则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的民族法律规范体系虽已基本建成,但仍存在一些法律原则的表达不够严谨、法律概念的界定不够准确、法律规则的内容不够明晰和完整、规范体系的结构不够完备和和谐等缺陷和不足,难以满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中通过法治方式有效协调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需要。这就要求立法者应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科学立法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要求,妥善处理法律规范体系与现实需要的适应性和可执行性,由此才能为通过法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坚实的制度基础。从科学立法与依法立法、民主立法的关系来看,遵循依法立法,是保障法的形式合理性的前提;坚持民主立法,则是保障法的实质合理性的根基。为提升立法的科学品质,必须健全违宪审查机制、协商民主机制和立法理论形成机制,确保依法立法、民主立法原则的有效落实。     

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对我国民族和谐的法律基础的考量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既代表了不同的法治理念,也代表了不同的法治阶段。实现民族和谐,其法律基础在于法治的实现,而法治实现的进程则是从形式法治走向实质法治。只有实质法治的实现,才能为建立民族和谐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础。     

西部开发立法的思考

西部开发先立法是法治经济的必然 ,开发先立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西部开发立法应遵循法治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立法权合理配置原则。立法模式应采用基本法与“子法”相结合的方式 ,构建以“西部开发发展法”为基本法 ,以“西部生态环境保护法”、“西部投资法”、“西部人才培养法”、“西部发展援助法”为“子法”的法律体系。     

全面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 大力推进民族工作法治化——纪念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实施30周年

法律是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写入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法治中国建设进入全面推进新阶段。     

关于西部农民基本法律意识结构的调查分析--以西宁市y村为例

分析西部农民的法律意识结构,对西部社会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基础意义。文章通过对西宁y村的典型实证分析,认为西部农民法律信仰的生成理应根植于法律的生活化积淀,因此要逐渐改变农民是法治社会的边缘人的传统,将他们推至法律生活的前台,以培养法治实现所必须的最深厚的民众基础。     

青藏高原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合作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本文以青藏高原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为切入点,以法治化为视角,对青藏高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必然性、法律特征以及青藏高原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区域经济合作的若干法律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并提出了相关法律对策建议。     

现代法治论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包含着法律至上、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和司法独立等基本理念,强调法律在实现社会治理和国家管理中的权威性,要求依据法律原则处理国家的各项事业,使法律成为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而守法,尤其是官员守法则是实现法治的关键。     

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

<正>2012年6月2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并举行"转型中国的宗教法治"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多所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近80位专家学者,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等宗教事务部门领导以及宗教界人士代表参加了成立仪式并出席研讨会。     

论民族法律信仰是民族法治化的理性基础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认真考虑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法治化进程,民族法治化的进程决定于不同地区民族法律信仰的培育和生成程度,所以在理论上研究民族法律信仰与民族法治化及其二者关系,就成为法学理论不能回避的命题.民族法律信仰是民族地区各民族依据自身的经济、文化、宗教、习惯等渐次形成的以当代中国法治核心思想为基础的关于法律的观念意识心理的综合理性,是推进民族法治化的依据和基础所在.     

民族地区公民法律素质的调查与思考——以重庆渝东南地区为例

公民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与核心.重庆渝东南民族地区公民法律素质调查结果表明:公民法律素质有待提高,存在学法意识较弱,法律认知亦存偏差、用法意识较强,但用法能力存欠缺、守法意识较强,但是意志不够坚定等问题.建议强化普法教育,注重教育实效、优化法治环境,彰显法治魅力、完善法律服务,满足群众需要,着力提高公民法律素质,为重庆市“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夯实基础.     

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的问题与法治反思

本文在界定对口支援的含义和简述对口支援的实施过程后,着重归纳分析对口支援法律制度存在的七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发现与分析问题的症结。在此基础上探讨对口支援法律制度的完善,包括路径选择、立法设想等,初步提出"对口支援立法"构想。对口支援法律制度应当确立支援方与受援方以"权利"和"义务"为根本内容的法律运行机制,使"权利"和"义务"机制成为贯穿对口支援法治的主线,进而探讨法治下的对口支援法律制度的理论体系建构。     

论罗马法对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启示

从法律经济学的观点出发,通过对优士丁尼罗马法的特点及其产生条件的分析,说明了法律制度建设与诸种社会政治条件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讨论罗马法的制订和实施经验对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若干启示.     

试析法制、法治、人治的关系

本文论述了法制、法治、人治的含义,法制与法治的关系及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指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建设的重要性。     

西部大开发与法治建设

西部大开发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民族地区的大开发,不仅要靠政策的支持,而且要靠法律。西部大开发需要法律保障和推进,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增强法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