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女性道德观的演进

鸦片战争后,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近代西方女权思想、人权观念、婚姻理论等渐次传入中国,在近代中国社会引起共鸣。近代先进之士对比中西方女性道德文化,在对中国传统妇德的缺陷进行深刻反省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近代意义上的新型女性道德观。这种新型女性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集中地反映了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性别伦理道德反思的深度和广度,也清晰折射出西学东渐的日益加深。     

道德文明、法律文明与中国德育教育

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道德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格外注重传统、延续传统的民族来说,道德文明是需要进一步挖掘的本土资源;西方法律文明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被历史实践所证实,对于将法治奉为未来社会发展目标的中国来讲,西方法律文明无疑是德育教育必不可少的补充资源。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明与西方法律文明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结构模式中有机结合,这是我国21世纪德育教育的主题。     

中西道德原则之比较

真正的道德自由应是坚持道德自觉原则与自愿原则的统一。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其道德原则偏重于自觉原则。而以基督教为背靠的西方伦理道德,其道德原则则偏重于自愿原则。这两个原则在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含义,在道德践行中也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中西方传统伦理道德中又有共通性,这就为重构中国传统道德,实现道德自由的可能性找到了根据。     

道德资本的分层及其在经济活动中的实现机制

道德资本的概念一直是经济学界和伦理学界关注的热点概念。进入生产领域的伦理道德是一种能带来价值和利润的非物质要素,先进的伦理道德可以作为一种特殊资本,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忽略伦理道德的因素,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对道德资本进行分层研究,厘清道德资本在经济活动中的实现机制,不仅有助于拓展经济学和经济伦理学的理论视域,丰富和发展生产力理论,而且有助于在经济活动中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有机统一。     

论韩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韩国家庭道德教育的经验是:以"孝"为根,爱国为本。在教育方法上注重四个着力点:坚持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传统文化教育,注重儒家传统教育与西方现代教育的结合点、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构建"三位(家庭、学校、社会)一体"的道德教育网络。启示:注重传统家庭道德教育与民族精神教育的融合,国家立法与社会伦理道德的结合,将公民的德育知识传授与道德养成教育融合起来。     

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

中国古代没有＂物权＂概念,＂物权＂概念来自近代西方法学。但在中国古代,无论在观念上、事实上还是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上,＂物权＂都是存在的,两宋也不例外。从法制史的角度,以土地物权为视角对两宋土地关系的法律特征进行了探讨。     

传统伦理道德对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借鉴

传统伦理道德中蕴涵着新农村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开掘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是建设与和谐新农村相适应的农村伦理道德体系和彰显新伦理道德体系“中国特色”的必然要求,开掘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注重正确的路径设计和方法选择,才能有实效。     

革命志士与近代人文精神的时代构建

为推进中国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与建设,革命志士从三方面展开中国近代人文精神的时代构建：一是近代人道主义的理论阐释主要围绕仁爱、博爱与人道等方面展开;二是中国近代道德学说的初步构建主要关涉理论有清算＂三纲之说＂弊害、废除三纲设立道德之法律、彻底改造固有家庭伦理、积极构建近代社会伦理与努力发展近代政治伦理等方面;三是近代理想人格的时代塑造突出表现为努力清除国民劣根性、积极谋求＂立人＂、极力推崇革命人格与塑造健全国民人格等方面。     

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在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中的作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也是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国家,在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培育中加强大学生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对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大学生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多元化和复杂化导致价值观变化,重视个人伦理道德而忽视公共伦理道德动摇了传统道德的根基。加强传统文化道德教育应该讲求谦敬礼让的＂仁爱＂思想,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培养＂知耻＂的道德品质,树立朴实无华的＂立志＂教育理念,重视、倡导道德主体的自我完善。     

浅析“摩西十诫”与西方传统法律文化

＂摩西十诫＂对欧美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它不仅是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源头,而且还决定着西方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与特征,从＂摩西十诫＂中衍化出的＂尊重契约和社会秩序＂以及＂关注私法和个人权利＂等理念成为了西方法律文化最鲜明特点之一,同时这也是＂摩西十诫＂留给法律世界的宝贵遗产。     

论道德建设的立法推进——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法治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立法则是法律运行过程的起点。文章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从家庭伦理道德、社会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权利、义务的立法诉求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归纳分析了西方立法与中国立法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异同,从而体现立法对道德建设的推进作用。     

日本近代“道德”、“伦理”概念的变迁

道德、伦理是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但在思想史上,东西方关于道德、伦理的规定存在显著差异。近代西学东渐后,东方民族在道德、伦理概念的理解上经历了拒斥、接受、修正、融合的曲折过程。日本近代思想界对道德、伦理概念进行了一系列的适应性改造,使其最终融合了东方文化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想。     

黑格尔与法的形而上学的完成

西方近代法哲学本质上是法的形而上学,而这种形而上学是由黑格尔最终完成的。黑格尔在绝对精神和思辨辩证法的基地上为法奠定了更牢固的形而上学基础。黑格尔在绝对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自然法与实在法、道德与法律、权力与权利、自由与法的统一。黑格尔依据＂国家是伦理的现实＂的观点,对现代法或权利做出了新的理解。黑格尔的法哲学标志着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完成。     

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中国传统儿童价值观教育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内容体系。这一体系中有积极、合理的成份,也存在消极、糟粕的东西,这为清末民初中小学传统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创造了重要的文化条件。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在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背景下,传承了“以孝为先”“忠恕之道”及注重个人品德修养的传统价值观教育优良传统,也摒弃了愚忠、愚孝的腐朽教育内容,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公义、公德、权利平等、遵守法律等德育元素。清末民初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一方面深受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的影响,当新的价值观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时,传统儒家道德与教育传统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引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动,而文化异动与价值观变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此外,近代先进思想家、教育家对中国传统道德和文化理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道德与文化的审视也推动了中小学价值观教育的传承与变革。     

略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的若干问题

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具有道德和法律建设的学理依据 ,体现了社会主义行政道德建设的要求。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必须以行政伦理道德的基本层次为基础。当前重点应加强对社会危害性很大且治理难度也很大的腐败现象以及“准腐败”现象的行政道德法律约束。加强行政道德法律化建设 ,有效利用道德和法律两种资源 ,对于规范行政官员的行为 ,提高政府权威和形象 ,进而促进整个社会法律的完善和道德的进步 ,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伦理道德观念的近代转型及其局限

一与近代西方的道德变迁不同,近代中国道德转型的动力不是来自传统道德自身内在的逻辑发展,而是源于西方文化的外部挑战和救亡雪耻的现实逼迫。这一方面使得中国道德的自我嬗变来得异常的艰难和曲折,另一方面则使得中国近代伦理学主要不是从传统伦理学那里获得自我变革的理论资源,而是从近代西方伦理学的理论武库中寻找自我转型的灵感。从宏观角度看,中国伦理学的近代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从道德人性论转向自然人性论人性论是伦理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对人性的     

比较法律文化视角下法律文本的对等翻译研究

法律文本相互间的“功能对等物”是不同法律文化之间交流的媒介,在中西法律文化中“功能对应物”呈现交叉现象.中西传统法律文化侧重点不同,在西方“法”强调的是权力和规律,中文“法”则侧重于制裁和惩罚.中西法律文化内涵的不同,导致文化意识不同,西方法学提出“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契约”、“自然理性”等,而中国法律制度主要源于政治,权力制衡概念空缺.法律文本的严肃性要求翻译务必达到法律效应上的对等,因而法律翻译应注重文化差异,译者需将文化范畴体现细致,要做到忠实于源语信息,实现法律功能的对等.同时,译者也应注重翻译的规范性、准确性和通俗性.     

中西商德思想渊源比较

中国与西方古代近代商德思想都存有鲜明区别，原因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资产阶级伦理道德进化不齐，以致商德思想通异。中国传统的商业伦理道德的思想渊源，比之西方是不完整的，少了近代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内容。     

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

中国近代商会乃中西文化冲撞与融合过程中催生的新式行业性组织,其形成、发展本身蕴涵着对传统落后伦理道德思想的清算。在近代伦理道德重构中,商会志士围绕在价值取向上追求爱国与利益统一;在思想内涵上致力于中西伦理道德结合;在具体规范上崇尚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竞争、团结平等,在理想人格上努力塑造近代经济人格,并积极社会实践,推动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近代化。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