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契约自由之限制与契约自由之关系

从纯粹的自由理念的契约自由原则到契约死亡、契约正义理论的出现,给我们展现了两个极端的契约理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契约理论发展的必然。本文通过对这两个极端理论的研究发现,契约自由原则之限制是正确理解这种契约理论发展的核心问题,并认为契约自由原则仍然是现代契约法的核心原则,契约自由之限制是契约自由原则的合理边界。     

从契约到身份——论现代民法中身份的复归

近代民法的发展历程主要表现为＂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契约化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得到空前的满足。但是随着20世纪以来商品经济的极大发展,单纯的契约自由不能真正实现契约自由,离契约正义则更远。因此,现代民法在某些领域重新导入＂身份＂要素,以对纯粹的自由契约引致的利益失衡进行纠偏。身份的适度回归体现了现代民法保护的价值转向,力求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完美结合。     

论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

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突与平衡是契约法发展的必然.对契约自由的必要限制,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是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呈现动态统一(协调)的必然.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演变轨迹分析

中国古代契约制度经过漫长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一种制度。本文论述并全面分析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演变轨迹,揭示了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所具有的特点,但由于受到古代小农经济以及宗族观念文化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乏契约自由精神,无法形成私法自治的精神,因此,中国古代契约制度极其不发达。     

契约正义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本文通过对契约正义、契约自由、契约自由的限制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 ,论证了契约正义是契约自由的核心 ,人们崇尚契约自由是为了契约正义 ,人们限制契约自由 ,也是为了实现真正的契约正义。结合我国立法关于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的规定 ,本文得出结论 :我国新合同法将契约自由确定为法律原则并大力倡导 ,其根本原因也是为了确保契约正义在我国的充分实现     

中国古代对“两不和同”的法律规制:以买卖契约为例

中国古代契约实践对当事人"和同"意志的强调由来已久。法律对"两不和同"行为也进行了严格规制,禁止买卖契约中的"较固取"、"更出开闭"与"参市"等行为,这体现了对契约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尊重,并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契约自由。     

格式条款的契约法理与规制分析——兼评“《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

格式条款之民商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限制的方法之一,同时可节约现代民商事活动成本,有效提高交易效率。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其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解释之规制,是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有其进步性,但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     

现代社会正义作为契约自由限制的依据和限度

契约自由的发展出现了自身变异 ,对其限制势在必然 ,其理论依据是现代社会的正义观。但限制契约自由不是否定契约自由 ,对其限制应保持在实现现代社会正义的限度内     

法治环境中的契约自由

契约自由作为私法自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在西方早期的经济发展中起到过积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加之社会问题的突出,到了现代市场经济时期,传统的契约自由思想已经死亡。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环境中的以自由和平等为内涵的契约自由,则以一种理性的态度诞生在私法领域,并展示出勃勃生机。     

浅析契约论思想方法

简要考察了契约论思想方法兴起的历史背景 ,并概述了霍布斯、洛克、卢梭的近代自然主义契约论的发展演变 ;分析了现代罗尔斯的超自然主义契约论思想方法 :作为公平的正义要领的提出、原初状态下的无知之幕的设定、词典式序列的两个正义原则以及重迭共识、公共理性和权利 (自由 )的优先性。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分析了契约论思想方法的长处和优点 ,并参考引用当代美国哲学家诺齐克和麦金太尔对罗尔斯契约论思想的批评 ,分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     

罗马法诺成契约制度的成因及意义

罗马法诺成契约制度以合意作为契约成立的核心要素,从而实现了人类契约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早期自然法的影响、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万民法的产生、裁判官制度的适用等,都是这一制度的重要成因。这一制度的形成不仅为现代契约自由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交易价值取向提供了根据。     

论契约的人性基础及和谐价值

性恶论认为，人不是完美的，即人性是存在缺陷的，有不足之处。广义而言，契约属于社会历史文化范畴，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是对特权现象以及权力或者权利滥用的一种规制。人性恶虽然是对人性的一种形而上思考，但是从一定程度上说，法治理念和契约制度的发展与人性恶的价值判断存在着逻辑上的关系。契约蕴含着自由、平等、合作、协调、诚信等和谐理念，契约及其内含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     

简论合同自由原则

合同自由原则具有丰富的法律内涵,其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人类社会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高度概括,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原因.然而,绝对的契约自由在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公平的现象,限制合同自由成为立法、司法的一项重要内容,目的是实践合同正义.合同自由原则在我国历经曲折后,最终为合同法所确定.     

法治政府的契约理论逻辑

法治是现代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理性选择,它主要通过政府与市场、社会的法律关系框架而展开。契约作为一种理念,在横向层面内含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自由、平等、互惠的价值诉求,在纵向层面也蕴含着政府履行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所应有的诚信与责任、秩序和效率的政府人格和施政理念。作为一种方法论,为横向和纵向契约理念结合的法治政府提供了应然性的法治逻辑与和谐社会的实践归宿。     

从"人伦"到"契约":中西方信用文化的比较分析及法律调整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信用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是借助于血缘关系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一种由人伦基础所构成的德性范畴,它强调的是行为人的操守和自律;而在西方国家,可以说契约文明构成其信用文化,信用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契约关系之上,它强调的是规范和监督,体现了平等自由、等价交换和正当权利的法律原则。当代中国社会相对传统社会而言在社会结构、伦理关系、价值观念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和熟人关系而形成的人伦信任心理和权利义务关系,均被由市场经济利益调整所形成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现代信用,完成了我国信用文化从"人伦"到"契约"的现代转换,进而促进社会信用体系的真正建立。     

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和平衡 --我国合同法中契约自由原则的勃勃生机

通过对"契约自由"的历史发展的介绍,以及对"契约自由"的内涵界定和对"契约自由"与"社会公正"关系的理论分析,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明确了"中国合同法的发展与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相比有着强烈的反差",提出了"契约自由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与灵魂,社会公正不能否定或取代契约自由"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合同法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几条合理化建议.     

契约自由发展探微

契约自由作为民法原则,始于《法国民法典》。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定式合同的出现,契约自由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契约自由已经死了。定式合同的出现不但没有使契约自由衰落,相反加速了契约自由的演化进程,使契约正义从契约自由中突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