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丘逢甲与康、梁、黄之关系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丘逢甲始与其相交往.光绪己亥腊月(1900年1月),丘逢甲应康有为邀请,赴香港,与其会面,共商国事,谋"勤王"起事,达成初步共识.随后,在新加坡再相会.由于种种原因,康、丘友好关系破裂,从此分道扬镳,各行其是.本文重点论述了丘逢甲与康有为的关系.此外,也涉及丘逢甲与梁启超、黄遵宪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他们在中国近代政治事件中的态度.     

小议戊戌前后康、梁的民族观

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日益强化的一个思想主题就是自强图存,由此因缘而有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应时兴起.如果对戊戌时期康、梁的民族观细加审视,可以发现其中既有紬绎自固有文化中的民族传统意识,又依稀可见源自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因素的浸润介入.康、梁在戊戌时期的这种民族观,正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初的时代特征.     

近代心学复兴之路--以维新前后的康有为、梁启超为例

阳明心学被推崇是近代唯意志主义思潮勃兴的重要表现之一,近代时期被用来加强非常国情下国民的心力.它有三种重要形式一,"仁"的博爱思想,被近代思想家作为与西方"人人平等"的政治学说相沟通的重要工具.二,以"心为主宰",不依于天地万物,突出了"创造"的现代精神传统.三,"自作主宰","无假于人"的准个体性原则,也成为启蒙"自由"思想的重要契机.     

明清云南高僧书画艺术中的佛学思想研究——以担当大师作品为例

十七世纪中叶,云南的书画艺术出现了一个高峰,尤以僧人的书画艺术最为突出。他们大多诗书画无所不能,且造诣很高,有些不在八大、石涛之下,形成了滇地别具风格的释门艺术。其中普荷担当堪称代表,其作品影响深远,自成一家,足以方驾中原。同时普荷担当佛学造诣深厚、艺术底蕴浓重,诗书画无一不通,佛学与书画艺术在明清云南这位高僧的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本文从担当的书画艺术契入,对担当书画艺术中所蕴涵的佛学思想做一论述。     

维新思想史上的症结:“议院”与“民权”

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有一团乱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麻,洋务派、所谓早期改良派、改良派(维新派)因“议院”问题纠结在一起,分不清、理不顺。原先认为,洋务派反对设“议院”,早期改良派主张设“议院”,维新派则发展了早期改良派的思想并把它付诸实践。近年来的研究证明,这种认识并不符合事实。     

论佛学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平等思想的影响

平等思想的传播与发展是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嬗变的一个契入点,康有为、章太炎和太虚大师是三位富有代表性的人物,佛学或者说佛教的平等观在他们的理论构建和社会实践当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三位代表人物平等思想的剖析与总结,得出以下结论:一是西学的一些政治观念与理想在精神领域的传播与发展,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基石才有可能,而佛学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充当了这一角色。二是佛学本身蕴涵着可供挖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能够纠传统文化之偏,并适应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其平等思想,即使在全球化的当代背景之下,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     

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以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为例

当代大陆新儒家具有强烈的自我归属意识,他们将自己定位为儒家思想因应时代的阐发者,而非钻故纸堆式的研究者,有将理论运用于现实并指导现实的强烈诉求。蒋庆、康晓光、余东海、陈明、秋风是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思想差异极大,却共同认为,大陆新儒家之所以区别于港台新儒家,是因为他们主张的是政治儒学,而港台新儒家主张的是心性儒学。大陆新儒家具有相似或相互可沟通的政治主张,并自办学刊,是一个相对紧密、日益壮大的民间学术群体,左右两派都有思想人物向其靠拢。那么,在当前的中国大陆思想市场中,以上大陆新儒家的主张意味着什么?他们对未来中国政治重建和道德重建能起到怎样的作用?大陆新儒家思想是否符合中国未来政治走向?他们的主张是否符合儒家的根本精神?儒家思想如何才能除旧布新,实现转换性创造?这些问题,只有在对大陆新儒家进行系统性述评、批判之后,才能作出进一步回答。     

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政治思想:以索亚为例

在批判社会理论"空间转向"演进的脉络中,正义概念日益从一种价值和道德判断走向一种政治正义。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正义的双向流动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由隐到显的过程,诞生了诸如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空间政治学、城市权和空间正义联盟这样积极的中层理论成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正义之思,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或者直接挪用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资源,而是需要在西方理论与本土现实之间做一种"嫁接"和创新,回应现实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空间矛盾和问题,唯有如此,本土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空间正义才有可能。     

文学他国化与“变文格义”:隋唐佛学中的变异思想

变异学的重要创新理论之一,是文学他国化研究。"变文"是伴随着佛教中国化、世俗化的进程出现的一种说唱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品。它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印度文明互鉴与交流的成功实践,是异质文明之间相互对话碰撞,并最终在文学观念上融合创新的产物,是变异学的重要案例。"格义"是产生于中国佛教史上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汉魏两晋时期一些佛教学者用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去比附印度佛教概念的方法。本文拟通过分析"变文"与"格义"中蕴藏的变异思想,以论证隋唐佛学中的"他国化"变异在碰撞交流的基础之上催发新的文化现象,从而论证"他国化"不仅能解决历史上的中国文学如何实现"中国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能促进文明互鉴、文化的碰撞交流与文化创新。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梁启超若干未刊书札表明,在甲午战后维新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李盛铎、陈炽与梁启超等人曾有过合作创办日报--<公论报>的设想.拟议中的日报既反映新政动态,同时翻译西报,也刊登商务杂闻,并附货价行情、船轮出口日期等,以适应社会各阶层需要.<公论报>应是一份新型综合性报纸,但因<时务报>内部纷争,该办报计划最终搁浅.这批未刊文献还反映出李盛铎在戊戌保国会前与康、梁积极策划开会事宜过程中的具体细节.     

维新思潮的涌涨--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例

本文以《时务报》在广州地区的销售为主例 ,探究维新思潮在粤省穗府传播、涌涨的具体情形。本文指出珠江三角洲客观上已供备有优于别地的有利人文条件 ;甲午战后 ,康、梁等广府士子事实上已领居有在全国维新运动中的率先地位 ;为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的升腾涌涨 ,预先铺垫下了历史台基。本文统计《时务报》的派报处所、发售版本与寄销数量 ,从而比较确切地评估了维新思潮在广州地区广泛迅速的传播程度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

“题歌赋诗以会意为功”———试论王绩的佛学思想及其文学实践张海沙王绩，字无功，号东皋子，是由隋入唐的著名诗人。在初唐诗坛尚笼罩着梁陈余习、盛行绮靡与雕琢之风之时，王绩却明确地提出诗歌创作旨在“会意”的主张，并且形成自己平淡疏野的诗风，创造出悠远的意...     

二十世纪思想界对中国传统佛学的批判与抉择——以太虚印顺为例

20世纪佛教思想界面临的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如何调整传统思想以应时代要求。太虚以“法界圆觉”思想为根本,对中国佛学持维护立场,并试图将之综合纳入适应新时代的佛学体系;印顺从“性空唯名”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佛学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二者对中国传统佛学态度的差异有各自的时代考量,他们探讨的佛教理论与实践问题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政治社会理论的分野: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

人类政治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代契约论思想家在自然状态与国家的两分中阐释政治社会。霍布斯政治社会理论的核心价值是政治秩序,其中既有专制主义、极权主义的倾向,又有自由主义的火花,且前者占主导。洛克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契约之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不可侵犯。卢梭的政治社会理论极富开创性,也颇具争议性,卢梭坚持主权在民,同时又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     

翻译:写作之隐喻——以普鲁斯特、西蒙、格非为例

“翻译”与“写作”的差异在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新小说派代表作家克罗德·西蒙(1913—2005)、中国当代作家格非(1964—)的笔下消失了,“翻译”被他们视为写作的隐喻。对他们这种写作“翻译观”的异同与发展脉络进行比较、梳理,探讨这三位作家观点的共性与分歧,有助于揭示写作与翻译在其小说观中存在同质性的深层原因。     

矛盾学说:对立、同一性、非同一性——以亚里士多德、黑格尔、阿多尔诺为例

矛盾学说在西方哲学史的演化发展中呈现了一个从强调对立到注重同一性,再到确认非同一性的地位的过程。强调对立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特点,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但也因此导致了僵硬对立的思维习惯;黑格尔则注意到同一性的重要性,深刻阐发了具体同一的思想,但却过分强调了同一性的重要性,走向了绝对同一;阿多尔诺思想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强调了非同一性在矛盾构成中的重要性,从而克服了西方矛盾学说的一个重要缺陷。     

维新与继古:黄遵宪诗歌的意义发现与价值榷诂——以诗话为中心

黄遵宪在晚清诗坛由默默无闻到名满天下,得益于报刊诗话的推崇.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诗话栏目中,高度评价黄遵宪的域外诗和感事诗,视其为“诗界革命”的最高代表.狄葆贤、潘飞声与陈衍也在报刊诗话中推崇黄遵宪“每饭不忘君国”的感事诗,视其为诗学传统的传承人.黄遵宪诗作独特的新旧两重性,使其同时获得新旧两派诗评家的认可.黄遵宪作为晚清爱国诗人、民族诗人,其诗歌在民国以后走向经典化.     

佛学研究中的"宗教"与"哲学"——以《肇论》为例

《肇论》研究中的种种争论根源于对"宗教"与"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从魏晋时期佛教的发展与玄佛关系、僧肇本人的学术经历与思想发展、《肇论》文本及后世影响等三方面来把握《肇论》的宗教性与哲学性,能够实现对《肇论》的整体性理解。《肇论》中的"宗教"与"哲学"共同支撑起僧肇的佛学理论体系,直接反映了佛教中国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适应性和调和性,也促使我们反思当前学术研究中的西方模式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