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人格类型关系的研究

改变以往采用国外测量工具对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方式,自编了《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其人格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方法：采用自编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用SPSS10．0软件对施测数据进行统计处理。结果：外向性与主观幸福感总均分等呈显著负相关,神经质和精神质与消极情感等呈显著正相关。外向稳定型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总均分最高。结论：高外向性、低神经质、低精神质、情绪稳定的个体,其主观幸福感较强．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社会凝聚与居民幸福感研究——基于深圳与厦门的数据考察

目前有关居民幸福感影响机制的研究，多集中在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的考察，对社会因素关注不够。基于深圳和厦门的调查数据，从社会凝聚的角度分析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从社会信任、利他倾向、社会认同、社会参与四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发现：相比个体特征和经济因素，社会凝聚对居民幸福感有重要影响；地区经济富裕程度与居民幸福感存在负相关关系；社会凝聚各因素均对居民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建议政府应将增强社会凝聚力作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政策目标。     

幸福感:指标与测量

幸福感指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早期研究主要有认知与情感两种取向,在四十年研究历程中,幸福感评估已经整合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框架,并从人格、社会,以及其他情景之间的交互关系来思考与了解、测量与评估幸福感。现代走向表现为认知与情感的综合、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幸福感的综合、理论与数据的综合。     

幸福感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幸福感是公众对生活满意度和个体情绪状态的一种综合评价。本文拟把幸福感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范畴,在对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法,量化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程度,并建立起企业社会责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公民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本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机制,构建和谐社会、幸福社会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埃里克森人格发展理论对家庭人格教育的启示

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视为毕生的发展,十分重视社会历史文化和家庭对人格发展的影响,其理论揭示了个体人格发展与家庭之间特殊的动态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体人格与家庭的互动发展模式,给家庭实施人格教育带来重要启示。     

基于系统观视角的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及提升策略研究

本文从系统观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个体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生主观幸福感提升的自助策略与外界支持策略。期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进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整体认识,并对提升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实践有所启迪。     

从制度的视角看人格

在已有的人格理论背后,有一个研究视角长期被忽视,那就是制度与人格的关系问题。从制度的视角来研究人格将展示现实人格的新内涵。在存在论上,制度优先于人格,在价值论上,人格高于制度。人格与制度之间相互作用既包括积极的作用,也包括消极的作用。从个体的生存策略上看,可以区分制度内的人格与制度外的人格两种类型。这些论述的启示在于:制度建设需要考虑制度对人格的影响,人格建设也需要考虑人格价值原则对于制度的可能影响;人格建设既要培养制度内的人格,又要尽量参考制度外人格的因素。     

党政领导干部心理工作环境与主观幸福感关系初步研究

选取沿海某省563名党政领导干部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心理工作环境特征以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初步研究。结果表明:48.5%的被调查者处于职业紧张状态,11.4%被调查者处于付出回报失衡状态;同事支持,工作自主性,工作回报,内在投入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相关;同事支持,工作自主性和工作回报对个体成长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内在投入对个体成长发展体验和身心健康体验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HLM多层次线性模型的分析

正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反映社会政策制定和实施效果的重要指标。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需要通过各方力量来增加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不但有个体因素,而且有宏观环境因素。因此,文章运用HLM多层次线性模型来分析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背景与意义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老年人因为年龄的增长,同时面临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变     

基层党政干部心理压力调查及其调适对策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区域竞争,基层干部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压力.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对基层干部的心理影响及其所带来的心理压力,有助于构建基层党政干部心理健康服务的长效机制,提高基层党政干部的自我心理调适水平,从而提升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大学生感觉寻求与压力应对人格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对206名在校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获得如下两个结论:感觉寻求及压力应对人格的某些因素在性别、学历、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上存在显著差异;感觉寻求这一人格特质与个体的压力应对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个体满足自身刺激需要的不同模式对个体的压力应对有着截然不同的影响,倾向于进行冒险活动的个体,在压力应对方面存在优势;而通过违反社会规范甚至违法等方式来满足刺激需要的个体,在压力应对方面表现不佳.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利用2011年北京大学生成长跟踪调查数据,考察当代北京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状况,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合大学生群体的重要特征,从个人背景、家庭背景、学校背景和校园生活四个维度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当代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程度较高,平均幸福感自我评分将近80,且有三成以上的人自我评分在90以上。女生的幸福感显著高于男生;学生家长所追求的重点学校的一流师资、学习氛围等外在条件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高中和大学越是所谓的"重点",学生的幸福感反倒越低;生源地类型也对学生本人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且越是来自大城市,幸福感越低,而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反而较高。大学生幸福感主要受到性别、健康等自身条件的影响,而受家庭、学校等外部因素的影响较小;家庭的社会地位以及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恋爱经历对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家庭社会地位越高,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越强;有过恋爱经历的人主观幸福感显著强于没有谈过恋爱的人,且这种差别幅度很大。奖励荣誉、资格证书、实习经历和社团活动等普遍认为能够提升个人素质、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因素对于提高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作用并不显著。     

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初探

鉴于以往对个体幸福感的微观研究大多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变量,甚至只是以双变量分析得出经济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结论,本研究依据多元理论视角,通过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模型,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精神/感情生活满意度、积极乐观的心态、家庭成员间的和谐相处和人际协调对提升幸福感更具积极意义.从经济因素制约机制看,绝对收入决定论、相对经济地位认同的作用不大,而欲望理论和家庭压力论对家庭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却更大些.     

从快乐到实现:实现幸福感概观

实现幸福感是在实现论基础上形成新型幸福感理论,其根植于实现同一性理论、自我决定理论、自我目的性理论,经由自我实现、心流理论与人格展现几个阶段而形成一种全新的当代幸福感模型。实现幸福感包括自我发现、潜能感知、生活目的、追求才智、活动投入和人格展现六个维度,涉及主观与客观两大要素,可由Waterman编制了《实现幸福感问卷》测量。实现幸福感崛起激发对"幸福"的重新思考和审视,为促进幸福感理论从快乐走向实现、促进幸福感理论模型融合、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人格的道德生命因子和道德生命态度

人的道德生命活动存在于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部类关系中,个体在这四大类关系中所具有的心理和行为倾向性特质,可简称为人格的类关系特质,它们构成人格的四大道德生命因子。个体在各个类关系中所具有的心理价值行为、向善行为的外显,即人格的道德生命态度。概括地说,人格的道德生命态度应该是：善待自己,使自己成为人;关爱他人,把他人当作人;扎根大地,与自然同呼吸;心系社会,与祖国共命运。     

社会资本框架内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研究——基于杭州市的问卷数据

在明确社会资本与幸福感的现状基础上,重点在社会资本的框架内分析了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产生机制。在当前城市,作为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人际信任的存在很不均衡,并且幸福感较弱;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网络总量、人际总体信任对于幸福感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团参与总量对于幸福感不产生显著影响;并不是所有形式的社会资本与幸福感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关系网络中仅有同事关系、同学关系和朋友关系,社团参与中仅有娱乐性团体参与,人际信任中仅有特殊关系信任和一般关系信任,分别对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资本的关系网络、社团参与和人际信任并不仅仅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而是彼此相互为中介变量,也能够间接地促进幸福感的产生。本文最后就如何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提出了相关建议。     

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可能路径研究

社区能力是社会政策的一个新兴领域,社区能力所蕴含的社区主体能动性及其政策导向为研究居民幸福感提供了分析工具。已有研究探讨了社区能力建设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而忽略了社区效能感及社区社会工作在提高幸福感方面可能具有的影响。利用厦门市和深圳市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稳健聚类回归方法,对社区能力、社区效能感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社区能力与社区外在效能感对居民幸福感具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结论对于引入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提高社区效能感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