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幕府文职僚佐

五代沿袭并发展了唐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的制度 ,大批文士进入五代幕府 ,这种局面无疑有利于幕府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地方节镇辖区政治、经济的运作。但幕府 ,尤其是地方节镇府蓄养大批文职僚佐也必然加剧分裂割据倾向 ,成为五代政权频繁更迭的一种隐患。幕府辟署文职僚佐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科举制度不健全带来的文人入仕艰难的状况 ,入幕成为文士跻身政治舞台的主要途径。由幕府成长起来的大批文人政治家也为五代区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幕府类型、文学语境与东汉幕府文学题材的嬗变

东汉幕府文学是汉代文学色彩鲜明的分支,也是东汉文学有别于西汉文学的重要特色之一。按照幕府府主的身份、职责以及幕府外部环境的差异,东汉幕府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征戍幕府、辅政幕府、割据幕府。这三种类型的幕府为入幕文人提供的文学语境有所不同,由此带来了文学创作题材的鲜明变化。作为一种和政治联姻的文学现象,东汉幕府文学在题材、体裁、艺术方法以及创作风格上都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精神风貌,这一问题的厘清对于东汉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浅谈晚清幕府制度--以曾国藩幕府为例

作为政治现象的幕府制度源远流长，晚清时期，四大幕府的出现为这个古老的制度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其中以曾国藩幕府最具有代表性。本文主要梳理了曾国藩幕府的机构设置、人员构成以及其影响，根据分析和梳理可以得出曾国藩幕府是在特定的时期出现的具有新型特点的一个新型幕府，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一个新的制度。对以后军阀时期的幕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幕府有着借鉴的作用，为现在的智库、智囊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集团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试论汉魏之际幕府制度的变迁

幕府制度在汉末魏初之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从幕府结构看,将军号的滥授使得依将军号而开府者的数量大量增加,"开府"这样一个用以表示被授予者可以参照三公府的制度来设置僚属的称号也出现了。同时,幕府中大量新的职位被创制出来。其中参军一职经历了由非正式到正式、由地位较低到地位较高的发展过程,日后构成了幕府的主体。其二,从幕府性质看,首先,幕府转变为承担谋议、监察等多项事务的机构;其次,幕府在官员仕途中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经过幕职而迁转的官员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最后,幕府中的僚属职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标示其个人身份的意义,与其具体职责发生了一定的分离。     

简论唐代西川幕府兴盛之由

入幕是唐代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剑南西川幕府之盛冠于当时.其中原因可从两方面解释.宏观言之,是剑南西川在唐代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方镇大员的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个体角度言之,是入幕文人因功名之念对府主的选择以及幕府环境诸因素的影响.最后结论:方镇之重、府主之尊、蜀幕物质条件优越和人际环境宽松等因素综合作用,造就了唐代西川幕府的兴盛局面.     

南宋张浚幕府探析

南宋时期由于对金作战的需要,都督府、宣抚使司、制置使司、安抚使司等机构都设有幕府。南宋初年张浚出任多为关乎南宋军事指挥的要职如宣抚使、都督诸路军马等,因此张浚幕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和特殊性,充任其幕僚者地位优崇、多为兼职或可兼他职,长久跟随幕主,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幕府不仅职能广泛,且能够行使便宜处置之权,对抗金全局及地方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唐代藩镇使主对幕府小说创作的影响——唐代幕府小说繁荣原因系列探讨之一

唐代幕府小说的繁荣,除作者主观上为表现个人才学外,还与幕府环境大有关联。幕府环境主要表现在幕府剧谈风气、使府人员的固定性与流动性、使主的好尚以及志同道合的文人聚合等方面,而使主的文人品格与尚奇意趣对幕府小说之生成尤为重要。     

清季幕府的近代化因素生成——以曾李二幕为例

鸦片战争后,为了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季幕府出现了近代化因素。在幕府机构设置方面,新式专业性局所开始逐渐取代传统六房;在幕友选材方面,西学之才和买办乃至外国人逐渐取代传统士人承担起幕府的主要工作;在局所的属性方面,局所由原来的私人色彩日渐转换为官方性质。幕府在人才和机构设置方面所出现的专业化和职能化的趋势,造成了官幕一体的同质化现象。这种嬗变虽然是为了因应传统行政体制所无法解决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的现实需要,但是却无形中承担起了清代行政制度向近代化迁转的探路者的角色,进而推动了幕府由私室到公门的转换。     

汉代将军幕府文学集团形成的深层原因探析

汉武帝之后,以大将军为代表的将军幕府已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握有辅政治事的大权。同时,汉代又实施了幕主领(录、平)尚书事的制度。这种性质转变与制度规定为士人入仕奠定了政治基础。因科目规定与名额限制,汉代贤良、孝廉等无法满足士人的仕进需求。与之相比,将军幕府员额较多、幕职多样,能为士人提供良好的仕进...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张之洞“废幕友改委文案”说辨析

张之洞幕府作为晚清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大幕，向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关于张之洞幕府，史学界向有张之洞“废幕友改委文案”是清代幕府制度根本性变革之说并为研究者所广泛接受，然而此说还需加以认真考证辨析。晚清督抚使用属吏入幕府充当文案，已经是当时的一种用人通例。张之洞幕府只是沿用这一成例而已，并无所谓改制问题。     

晚清幕府的嬗变与近代社会变迁

作为一种幕府形态,晚清幕府是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有变局的时候出现的。它经历过从确立到发展的变化过程,逐渐完善了其制度特征,并深刻影响着晚清政局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晚清幕府造就人才、振兴文教、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客观地促成清王朝的灭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晚清幕府的特定性质,也给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不少消极影响。     

章太炎反帝思想概述

从历史的视角,用分析综合的方法,分析了章太炎的反帝思想。指出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享有＂中国近代之大文豪,而亦革命家之巨子也＂的美誉,鲁迅先生曾尊称他的这位老师＂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的反帝思想对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具有重要冲击作用,研究他的反帝思想对深入研究资产阶级革命派政治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以李大钊所受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为例

湖湘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吸收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曾国藩、谭嗣同、章士钊等的思想和学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研究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展示中国的地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大蒙古国时期的济南张氏

济南张氏是大蒙古国及元朝初年重要汉人世侯之一。在蒙古侵金过程中,保一方平安。在蒙古灭金之役中,也尽量保全百姓性命。张荣、张宏祖孙对蒙廷甚为忠诚,出色完成蒙廷规定的六项义务。济南张氏与其它典型的汉人世侯有同样的政府建制与军队建制。张氏在济南恢复封建经济、重建封建社会秩序等方面的政绩,值得肯定。忽必烈罢黜世侯后,济南张氏逐渐式微。     

张之洞与张謇企业战略管理思想比较

张之洞与张謇对中国早期现代企业的经营与管理都体现了领先于时代的战略管理思想。两者的战略计划都注重产业群体的全面扩展,但张之洞采用的是不相关多元化战略,而张謇则采用的是相关多元化战略;受身分和个人经历的制约,战略执行中的成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营销管理和财务管理方面均存在差异;尽管战略执行结果不尽人意,但是,张之洞和张謇都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工业体系,其战略管理思想促进了中国早期的现代化建设。     

论张先词古今一大转变及“始创瘦硬之体”

刘熙载提出:"宋子京词是宋初体,张子野始创瘦硬之体",陈廷焯也曾指出:"张子野词,古今一大转移",张先词的应社体性质,标志了词体从艳科应歌写作向士大夫生活写作的转向。在写作方法上,张先体也最早显示了词体的诗体属性,完成了由女性虚拟想像写作而为士大夫生活的真实写作,实现了由描写式向叙说式的词体句式转移等。张先体的"瘦硬",是在尊重词体别是一家内在规律之下相对而言的"瘦硬"。     

张荫桓与甲午中日战争谈判探微

张荫桓是近代著名外交家。在甲午中日战争的议和谈判中,张荫桓积极参与议和方针的策划,并被选派为议和大臣到日本谈判,日本方面以中国议和使臣“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文章从中日两方面剖析张荫桓赴日谈判被拒的原因。回国后,张荫桓继续协助李鸿章对日议和,发挥了重要作用。      

查慎行与《忆鸣诗集》案

《忆鸣诗集》案发于查慎行卒世五十余年后,对清中叶后两浙士风深有影响。慎行牵入诗案的直接原因是为卓长龄《高樟阁集》作序。缘查岐昌所辑《敬业堂文集》流落在外,查氏后人始逃过一劫。诗案发生于浙西,有其历史因素。海宁查氏与塘栖卓氏为世交,查慎行早年从学卓天寅,后与卓长龄及金张等人交笃。明清易代,遗民思潮与江湖士风盛行两浙,造成两浙文化与庙堂专制文化的一种“悖离”,查慎行、卓长龄、金张等人深受沾熏。清廷借《忆鸣诗集》案惩治两浙士子以威劫士气,巩固统治。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场文字狱与明史案、汪景祺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关系密切。     

《农田余话》作者考

摘 要：黄虞稷《千倾堂书目》认为《农田余话》一书为张翼所作,现代学者多承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周中孚《郑堂读书志》曾对《农田余话》的作者提出质疑,但并未确定其人;实际上,《农田余话》的作者确非张翼,而是元明之际的邵亨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