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违反职责罪若干问题探讨

军职罪在立法和司法上有许多不同于普通犯罪的特点。而我国现行刑法中关于军职罪的规定，在犯罪主体、单位犯罪、刑罚体系、军事刑事政策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完备之处，实践当中也出现了许多司法实践与刑法理论相冲突的情况，使军职罪主体的理论体系遇到了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     

污染环境犯罪的司法效能提升与多元治理机制构建

在我国,运用刑法手段惩治污染环境犯罪已成为司法常态。近年来通过刑法惩治,我国污染环境犯罪高发多发、恶性案件较多的态势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基本上达到了犯罪预防的效果。但是,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考察以及相关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对污染环境犯罪的精细化司法尚未完全实现。影响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的主要问题是:生态法益是否为污染环境犯罪侵害的实质客体;不同类型的法益在污染环境罪判断中是否存在位阶差异;污染环境罪司法判断应采取实质判断还是形式判断。对污染环境犯罪应走多元治理的道路,通过加强法律治理、行政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的机制配置,并实现其充分协同,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各方面问题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方面的举措,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以及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议,其中着重研究了少年法院的创设。     

非犯罪化的制度实现与风险控制——以侦查阶段为视角

非犯罪化是指在刑事立法或者刑事司法过程中,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加以处罚的行为不再视为犯罪或者不作为犯罪处理。根据实现方式的不同,非犯罪化可以区分为法律上非犯罪化和事实上非犯罪化。鉴于未来我国犯罪圈的适度扩张,法律上非犯罪化将前景式微,而事实上非犯罪化则为刑事司法的应然选择。当前,我国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较为局限,从而导致了实践中非犯罪化的"超法规实现"。未来应当在侦查阶段赋予公安机关以微罪处理权,适度扩大非犯罪化的裁量空间,并通过保障刑事裁量的参与性、注重刑事裁量的说理性以及强化刑事裁量的救济性等方面有效控制侦查阶段非犯罪化的潜在风险。     

恢复性司法——构建和谐社会在刑事惩罚性教育方面的有益尝试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减少犯罪,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及社会关系的和谐。如何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更加有效地促使犯罪人改过自新,减少犯罪,是司法工作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恢复性司法对此进行了新的尝试。本文从恢复性司法之特征出发,阐明刑事司法观念的变迁和恢复性司法在轻罪尤其是青少年轻罪的惩罚性教育中的优势作用及不足,提出恢复性司法试行、推广的条件、方式和措施,力求用恢复性司法的刑事政策来解决青少年犯罪日益严重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倒置

举证责任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对司法的最终断案和实现司法的目的有着实际的司法价值。由于犯罪的复杂性和刑事证明对象的多样性,在有些刑事案件中出现了举证困难的现象。举证责任的承担,涉及刑事诉讼制度、价值、模式等基本问题。随着刑事诉讼的发展,各国对某些难以证实的犯罪和犯罪中难以证实的情节,作出了特殊的举证责任的规定。针对实体法中某些特定犯罪,我国证据法也应考虑在控方能够证明事实存在的前提下,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论轻刑化视角下的老年人犯罪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了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处罚。这一规定彰显了我国立法者对老年犯罪的恤刑趋向,但也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即违背了罪刑均衡原则,不利于遏制犯罪。对老年人犯罪在刑罚执行完之后,符合条件的可以适用假释,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此外,应建立并完善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老年人犯罪轻刑化后的生活保障。     

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司法预防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既发挥家庭、学校、社会的重要作用,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关心和爱护未成年人,净化社会环境,又要发挥司法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独特功能,转变司法观念,改革司法制度,完善司法体制,建立和健全司法队伍和未成年人法院,落实对罪错未成人的权利保障,减少、杜绝司法不当和司法不公.     

浅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法律监督适用

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根据社会治安形势和犯罪分子的不同情况,在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中实行区别对待,注重宽与严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惩治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本文分析了检察机关贯彻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存在的问题,针对犯罪的实体处理和适用诉讼程序如何体现宽严相济的精神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中南亚国家问建立多边刑事司法合作制度防治跨国犯罪研究

恐怖主义犯罪、毒品走私犯罪、腐败犯罪和洗钱犯罪,这四种犯罪是当前严重危害中南亚国家的跨国犯罪,而且这四种跨国犯罪在该地区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具有跨国性、地域性和相关联性的特点。开展地区性刑事司法合作,在该地区建立多边的刑事司法合作制度是防治该地区跨国犯罪的必经途径。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与黑社会犯罪、有组织犯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范畴和社会现象。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由有组织犯罪中高级组织形态社会化演变而来的 ,并向黑社会犯罪演进的雏形状态 ,但差异体现为同“形”不同“质”。其与黑社会犯罪的本质特征都体现为犯罪形态的社会化 ,但差异体现为同“质”不同“量”。 2 0 0 2年 4月 2 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立法解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规定 ,体现了其社会化形态的特征。以此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打击不应只囿于刑事犯罪领域的惩治 ,而应将其上升为社会层面 ,同时强化国家和地区司法协助 ,从根本上遏制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司法认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刑法修正案（六）》确立的新罪名。该罪在司法认定中的难点在于,区分犯罪嫌疑人是否＂明知＂,可采用事实推定的方法来判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的犯罪所得应当按照狭义解释;犯罪所得收益应理解为对犯罪所得进行处理后产生的超过犯罪所得的利润;对于＂情节严重＂的量刑应当区分不同的赃物的性质来界定。     

网络犯罪的代际演变与刑事立法、理论之回应

从"计算机犯罪"发展到"网络犯罪"是一个历史过程,网络犯罪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基本类型:网络作为"犯罪对象"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工具"的网络犯罪、网络作为"犯罪空间"的网络犯罪,它们在不同阶段分别在不同侧面、不同方向对于刑事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提出了重大冲击和挑战,在现阶段属于共存的状态。回顾这一回应过程,在网络犯罪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刑事立法、理论的回应一直是被动反应式的,缺乏科学化、系统化的反应体系。未来的应对思路,应当以网络犯罪的三种基本类型为基本背景,确立"网络犯罪"在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章节地位,甚至在适当时制定独立的"反网络犯罪法"。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我国犯罪构成要件理论探析

对犯罪构成要件应分为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在司法层面,犯罪客体不是成立犯罪必备的要件,犯罪的主观方面也不是成立犯罪的共同要件;而在立法层面,强调主观方面是一个重大的价值理念.     

受贿犯罪形态及司法认定——兼谈"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相关问题

受贿犯罪形态问题,始终是理论上讨论的热点问题.对于受贿犯罪既遂、未遂和中止的界定标准在理论界更是争论不休.如果不关注司法实践,不把研究的视野拓展到实际发生的案件中,纯粹的理论探讨就没有意义,更谈不上对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受贿犯罪又出现了新的种类,犯罪形态又有了新的变化,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就无法认识和评价新的受贿犯罪形态和犯罪类型.     

“不认为是犯罪”与共同犯罪

当前,理论界及实务界对“不认为是犯罪”与“不以犯罪论处”存在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一些争论。在共同危害行为中,不存在一部分人的行为是犯罪,而另一部分人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的现象。为贯彻刑法理论的统一与各个时期刑事政策的需要,要在立法和司法中正确规定和运用上述两个法律制度。     

宽严相济视阈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单向地采取宽缓的刑事政策,而没有对未成年人犯罪在区分轻微犯罪和严重犯罪的基础上,分别采取相应不同的刑事政策.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结合新时期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的新特点,应对未成年人犯罪确立以"宽缓为主、严厉为辅"的具体刑事政策.因此,在修改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未成年人犯罪规定的同时,建立一部完整的<未成年人法>,以此来更好地指导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实践,实现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治理.     

被害人抗争与压力型司法

当下中国的被害人抗争形态多样,有一种由弱到强的梯度变化,因具体案件性质、惩罚方式、犯罪的严重程度、对被害人伤害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影响与决定抗争力度的维度是多方面的.被害人抗争的用意在于给司法机关施压,一旦抗争产生效果,刑事司法的压力即明显升级,其直接后果是形成一种独特的司法形态——压力型司法.被害人抗争不能成为束缚司法运作的手段,现代司法应当理性对待与处理被害人抗争的问题.     

论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对刑罚意义的不同理解以及对刑罚目的的不同追求直接决定着刑事制裁方式的选择。刑罚的目的是通过加重犯罪所需要的成本来制止犯罪,从而得到最佳的刑罚效益。在刑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如何选择有效的刑事制裁方式,以最合理、最小量的刑罚成本投入,最大限度获取刑罚效益,始终是一个难题。从刑罚经济分析的角度,研究犯罪与刑罚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刑事司法活动成本减少、效益增大,进而更好地惩治犯罪与预防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