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司法的多重困境与能动走向

转型司法在规范法学视野下出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社会的变迁造成了司法目标的多元,司法不仅追求法律效果,还需要满足社会效果。司法的职业化与民主化在理论界与司法实务过程中不断地争论与纠缠;二元分化的社会又将规范的缝隙再次放大。从自治型法治的视角,克制的司法似乎难以满足现实的需要;平复社会矛盾,能动的司法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此,法官需要超越传统规范法学的司法视野,建立更广泛的与社会交流的渠道,实现协商性司法与和谐司法。     

论司法之和谐生态建设

司法和谐的提出,是人民法院近十年大力推进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总结和探索.司法生态和谐的突出表征即司法被社会广泛认同,具体体现为信任司法整体、尊重司法实践和理解司法方法.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景之下,和谐司法作为人民法院对司法活动的理想追求和应然描述,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能动司法与司法改革

回到事实本身是澄清能动司法相关是非的基础和前提.能动司法既不是新发明,也不是舶来品,中国当下的能动司法是司法改革政策调整后人民司法传统复兴的产物.能动司法强调的是司法中人的作用,其本质上是一种贤人司法.最理想的社会治理图景是在拥有法治的同时也拥有贤能的司法者,故作为贤人司法的能动司法具有普世的价值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使命是建立和健全一套符合法治精神的现代司法制度,能动只是中国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当固守的一种道德优势,如果在还没有实现法治之时就将主要精力用于追求司法者的贤能上则是改革的错位和跑题.     

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困境与出路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作为社会主要民事主体之一的公司中法律问题不断涌现,许多公司法律关系亟待司法介入。虽然我国修改后的《公司法》对司法介入公司事务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这些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制度仍滞后于社会发展需要。有鉴于此,对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现状从立法、司法、实践层面上予以剖析,从学理上阐述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的种种困境,结合中外公司法的实践经验探讨走出我国司法介入公司事务困境的有效路径,并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司法和谐理念初探

通过分析司法和谐的含义,进一步阐述司法和谐既是司法与外部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和谐,又是司法内部的运行机制的和谐。在当前的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探讨司法和谐有其必要性。     

“和谐司法”刍议

本文就“和谐司法”的内涵、价值意义及目前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利于和谐的因素以及如何克服这些因素，以促进司法和谐等问题作了系统的、不无新意的阐述，从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思考。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及出路

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困境是司法、社会、政治多重形塑的结果。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当树立"服务型"司法社会管理创新理念,即建立"服务型司法"及其运行体系,通过服务民众、回应社会需求,以实现社会管理。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需秉持"多元化观",即创新的方法、途径、理念不应单一化,应整合不同管理资源,考虑不同管理观念。司法社会管理创新须遵循司法规律,这也是司法机关的基本底线。司法社会管理创新应秉持"谦抑性"品格,即恪守有限性、必要性、包容性。     

恢复性司法:中西古今之间

中国司法传统中蕴含着平衡、和谐的智慧,它以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作为理想的价值目标.而目前在西方兴起的"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价值理念上与儒家的平衡和谐思想与调解制度有诸多近似之处,而这也正是中西法律文化可以汇通的地方.它们对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均有借鉴意义.     

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的关联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的关联性表现为：一是审判依据所遵循规律的一致性,二是审判案件所追求社会效果的共通性。其中,一致性是指各自司法审判对法律依据作出选择后,最终证实案件事实的可靠性和确定性一致;共通性是指国家司法审判追求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目标,与家族司法审判追求的家族协调发展的目的具有共通性。这种关联性的主要表现是把各自的诉讼依据作为分析要点,将界定家族司法审判与国家司法审判关联性的涵义作为探索关联性表现的先决条件,从而开辟司法制度研究的新领域。     

恢复性司法与被害人权利保护

以衡平和修复为核心思想的恢复性司法在加强被害人保护、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传统司法所不及的优势,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恢复性司法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与做法,也对我国被害人权利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差异性分析

家族司法审判在古代社会与政治体系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司法横平作用,古代社会基层治理对社会矛盾争议的化解大部分离不开家族司法审判发挥的裁判作用。家族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也势必对基层社会控制发挥有利的平衡作用,并且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形成特色的对比,这也是统治阶级进行地位巩固和司法镇压的关键性司法依据。家族司法与国家司法职务犯罪审判依据的内容以及两者形成差异性的原因是传统司法文化的呈现,更是统治者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无疑对我国现行国家司法职务犯罪立法、司法都具有历史性启示。     

《司法基本法》与中国司法改革

自1982年以来,以三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制定为标志,我国进行了三次司法改革。三次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也存在改革的"依据不足"的困境,改革的推进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予以支持。为此,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应当以选择"法律"而非"制度"为突破口,从法律规范的层面推进司法改革,统合现有的司法法资源,制定统一的《司法基本法》;在此基础上,以统一的《司法基本法》为依据,推动司法改革的整体深化。制定后的统一《司法基本法》,在内容上以宪法为依据,将宪法中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的基本规则予以具体化,在位阶上属于基本法律的地位,具有高于普通法律的地位,因而能够全面回应司法改革对法治资源的需求,确保司法改革在法律的框架内有序行进。     

司法话语权的机理解析

所谓司法话语权，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所拥有对法院司法审判过程的言说行为权，也就是司法话语权主体对法院审理、判决案件的司法过程所享有的表达其利益、主张与要求的话语资格。本文对“司法”界定采审判说，对“司法机关”界定采法院说，对“司法权”的界定采审判权说。司法话语权主体可以分为：本源性主体、一般行使性主体和特殊行使性主体。     

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重要标志。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前提。我国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现状不容乐观：社会公众对法院与法官普遍缺乏信任,法院判决难以顺利执行,缠诉缠访事件居高不下,甚至出现了一些暴力袭法事件。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与司法权威的生成。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与政治语境下,应当从法院、法官与社会公众三个层面,以促进司法独立、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为核心,通过观念培养、制度改革以及规则构建等途径提升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     

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实践——现状及障碍

恢复性司法是一种新型的处理犯罪的司法模式,以尊重被害人利益为核心,强调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恢复,能有效地抗制犯罪和保持社会的和谐。由于我国有着不利于恢复性司法实践的理论、观念与体制障碍,目前要想在我国全面引入恢复性司法存在着比较大的困难。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与基本原则论

司法赔偿程序目的以国家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运行所期望达到的目标及关于司法赔偿程序结果的理想模式为研究对象,即关于司法赔偿程序对社会及其成员的作用、功能和意义的认识和评价。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在程序具体的运行和操作层面上,则是通过司法赔偿程序的基本原则来发挥作用的。学界对司法赔偿程序的目的以及基本原则的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本文对司法赔偿程序目的和基本原则的探析,旨在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重视并期望对我国司法赔偿程序的完善作些许参考。     

司法的社会化与专业化:人民陪审制度研究

陪审制是一项重要的司法民主制度。从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看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缺乏真正实行的社会基础条件和程序制度保障 ,其所反映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司法社会化 ,司法的专业化才是现时代司法改革的方向。     

论恢复性司法模式在少年司法中的构建

文章分析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困境,以恢复性司法模式为突破口,探索了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之路,并从恢复性司法模式的适用保障、程序要求、缺陷救济等方面进行了论证。     

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

在推行宪政主义的法治国家政制构架之中,宪政与司法的联系可概括为两种对待问题的方法和理念:“宪政司法”与“司法宪政”。“宪政司法”关注司法的宪政品性,着眼于司法运作和司法改革的宪政主义视角;“司法宪政”则极力倡导和探索宪政的司法进路,强调司法的宪政功能以及司法改革对宪政建设的意义。中国宪政建设与司法改革积极推进,当前应致力于塑造宪政型司法,建构司法审查制度,在宪政程序中导入司法理性,正确处理司法改革与宪政改革的关系。     

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的分析模式之演变

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实践上客观存在、理论上需认真对待的时代课题，而分析模式问题则是系统研究司法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课题的逻辑起点。国外学界以法的理想类型及其所蕴含的法政关系理想类型为基础，明确提出了嵌入、自治、回应等宏观分析框架，以及法律、态度、策略和历史制度主义等微观分析模型。随着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进展，这些分析模式之间在经历了争执、批判和反思之后逐步呈现出一种调和和平衡的演变态势，司法系统与意识形态体系关系的均衡论、司法决策中法律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关系的调和论日趋居于主导地位。每一种分析模式都是对特定时代背景下法律现象及其与外部世界的实践关系的理论表达，而诸种分析模式之间的演变趋势则植根于整体的社会变迁历程和法治发展进程。受政治化与专业化两种现实力量的直接影响，当代法律系统的局部自治与有限受制状态决定了自治与沟通兼备的交叉型分析日益成为司法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更为妥当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