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收入、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城市家庭教育投资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家庭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下，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山西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中国流动人口返乡原因与外出意愿研究——基于安徽、四川、河南、湖南、江西、贵州六省数据的分析

利用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2014年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流出地监测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返乡受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影响。返乡原因因性别、受教育程度有所差异;农村人口是否外出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就业状况、流动经历以及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外出地域选择只受个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和流动经历的影响;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后续迁移决策具有"累积效应"。     

云南布朗族农村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家庭结构主要体现在对非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差异上;家庭收入结构依然比较传统主要依赖农业和务工;家庭劳动力人口数对家庭收入作用较大,其中男性劳动力人口数更具显著性,劳动力受教育总年限对家庭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但力度不大;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但作用的方式依然体现了不同的家庭教育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教育对我国城镇收入差距贡献的实证研究

为确定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中教育因素的贡献大小,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3）中城镇居民的微观数据,采用基于收入决定函数的夏普里值分解法,得到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过程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大小。研究发现,教育过程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排序近年来呈现下降趋势。     

影响我国农村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

所谓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Cary．Becker）认为将个人增受教育之后预计将来能多赚的收入与因多受这种教育目前个人所需支付的成本（包括因上学而放弃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加以比较，考察其间须以怎样的百分率与前者相乘才能使二者相等，此一百分率称为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我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影响个人对教育需求的因素除教育投资个人收益率外，还有家庭收入水平、家庭孩子数、个人智商水平和传统文化等。尽管在我国．个人对教育的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教育投资个人受益率仍然是非常重要…     

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农村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

实证分析研究家庭社会资本与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关系,结果表明: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最低工资价位和职业选择的影响显著。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就业意愿越高;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母亲的职业阶层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大学生去农村的最低心理工资价位越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大学生去农村更愿意选择从政。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

村主任受教育程度既关系到基层人才队伍质量,也影响着农民生产生活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基于2014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面板数据,分析村主任受教育程度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能显著提高农民家庭的人均总收入,并且在农民收入多元化发展和农民群体内部异质性并存情况下,村主任增收渠道和效应产生了不同的受益群体,能够显著增加种植大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和低收入农民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山区等信息封闭的地区,更高受教育程度的人当选村主任对农民家庭收入及结构影响更明显,能增加山区农民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减少其人均救济低保收入。建立健全农村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对不同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的农民家庭分类施策、因材施策,对于乡村人才振兴与减少相对贫困、提升农民家庭收入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在户籍制度改革中的意愿及原因分析——以重庆市荣昌县昌元街道办事处方家坝村为例

文中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重庆市荣昌县昌元街道办事处方家坝村进行实地调查,探讨了农民参与户籍改革的意愿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和家庭收入与其参与户籍改革意愿有密切关系,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居民户口主要是受传统思想观念、恋地情结和对户籍制度改革政策了解不够的影响。针对此,文章提出了促进农民参与户籍制度改革...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安徽625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51.7%的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定居在中小城镇,性别、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耕地是否流转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中小城镇意愿的重要因素;而年龄、工作稳定性、配偶的务工地点、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因素则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了加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培训、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加快土地流转等推进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个人教育投资的风险收益测度

将教育资本分解成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的各种组合,借鉴Markowiz的有效投资组合理论,计算Mincer收入方程中扰动项的均值—标准差来衡量投资风险收益,以此建立中国教育投资风险和收益之间的平衡关系,并且利用F检验衡量投资组合的均值方差张成。结果表明,有效的教育资本组合不仅与所接受教育程度有关,还与未来职业选择有关。在以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和中等职业的基础上,高中(06)可以张成其他全部14个投资组合的均值方差边界。因此,个体和政府在进行教育投资时,都需要全面衡量投资组合的风险收益平衡问题。     

农村居民家庭教育消费的实证研究——以江苏省扬州市为例

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子女受教育阶段、家庭收入水平、父母文化程度及从事的职业都是影响农户教育消费的重要因素 ,促进农村教育消费的发展 ,需要改善教育消费环境 ,促进农村教育的多元化、多层次发展 ,增强教育消费的可选择性 ;增加农民收入 ,稳定农民收入预期 ,提高农民的教育消费倾向 ;建立社会助学资助体系 ,确保农村居民教育消费的均衡发展。     

辽宁省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影响

妇女受教育程度不仅影响妇女人生道路的选择和代际教育传承,而且也影响着妇女家庭经济地位的取得.利用实地调研资料,从收入占比、财产管理权和支配权、经济决策权和家庭经济自主权四个方面,分析辽宁省农村妇女教育程度对其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调查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家庭中经济地位越高.妇女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对家庭收入进行管理比重基本在40%～50%之间;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妇女对收入支配权、消费决定权、财产优先使用权、对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之间随教育程度呈稳定上升趋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对经济决策权的影响越大.从决定从事何种生产、决定购房或盖房及选择地点面积的权利来看,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妇女,其决策权越高,处理社会关系的家庭发言权、经济交往的自主权、对父母经济赡养的自主权也越高.因此,把农村妇女教育的发展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创造有利于女性受教育的社会环境;采取行政措施,确保农村女孩完成义务教育,转变重男轻女观念.     

鼓励生育的政策及其效果：国际经验、回顾和展望

在已有的鼓励生育的政策中,现金补贴政策具有操作简单、作用直接、指向明确的特点,对鼓励生育有积极作用,其实施效果受补贴力度、父母受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等因素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时间较晚,具有操作复杂、调节精细化等特点,但其作用尚未取得一致性的结论,其实施效果受育龄妇女年龄、教育水平以及家庭收入水平等因素影响;产假政策具有覆盖面广、历史悠久、制度完备等特点,对鼓励生育有积极作用,但效果较小,其实施效果受家庭收入、女性劳动供给等因素影响。国际上可供借鉴的经验包括：提高政策支持力度,及早进行干预,更容易产生效果;在干预政策的选择上,现金补贴政策可先于税收政策,产假制度可作为辅助,使政策之间形成配合;对政策进行精细化设计,如鼓励多孩和大家庭、男性产假等。     

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系统考察了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自有住房流动人口介于城镇居民和传统流动人口之间,是一个更年长、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群体。他们多短距离流动并从事有稳定雇佣劳动关系的工作或无业在家,有强烈的长期居留意愿,医疗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较高。同时,与无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相比,其自评不健康、患慢性病以及患急性伤病的比例均更高。进一步的回归结果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流动原因、就业状态、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显著影响自有住房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应该针对性减少流动人口居住隔离,提倡健康生活方式,改善就业环境和劳动条件,以促进流动人口发展,助力健康中国行动。     

四川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研究

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同胞最强烈的利益诉求是增加家庭收入,而不是改善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同性别、民族、年龄、地区、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是不同的.性别、民族、年龄、地区、受教育程度产生了少数民族同胞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不仅不同性别、不同民族少数民族同胞存在同一利益诉求和不同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而且不同年龄、不同地区、接受不同教育程度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存在同一利益诉求和不同利益诉求强烈程度差异.政府应大力改善基础设施、交通条件,来发展民族经济;大力提高少数民族同胞教育水平,来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通过基础设施和交通条件的改善、民族经济的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同胞生活水平的提高.     

流动人口收入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基于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国家计生委2012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收入对北京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将人口特征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后,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都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在目前阶段,提高收入依然是提升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       

家庭收入对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发现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营养调查(CHNS)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对我国居民非正规就业选择行为与其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表明,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家庭收入之间具有U型关系,换而言之,低收入家庭居民和高收入家庭居民更容易选择非正规就业,而中等收入家庭居民则倾向于正规就业。此外,居民选择非正规就业的概率与其受教育程度之间呈现稳健的负相关关系;相较于男性和城镇居民而言,女性和农村居民更有可能选择非正规就业。     

我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面板数据和空间计量模型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是成正比的,即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其作用呈波峰形状,当基础教育达到一定水平时,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强变弱。因为在特定区域受高等教育占比有限,因此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从地理角度看,目前东中部教育投入的公平程度明显好于西部地区,对于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程度也优于西部地区,因此教育投入对东、中部经济发展是明显有效的。各地方政府应持续不断地加大教育的投入、注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以及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从根本上解决教育投资的不公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