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上）──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

西路军失败原因综论（上）──兼驳“有意让西路军失败”论董汉河关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我已写过几篇文章，其他的有关著作中，有的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孤立地看，所论多数都有道理。然而，当我们将所论的诸种原因放到一起思考时，便难免产生某些困惑和疑问：西路军失败的...     

西路军与西安事变——兼论西路军失败的原因

随着对西路军研究的深入,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西路军的失败是由于在河西走廊滞留时间过长。而滞留时间过长的原因又是其任务的变幻不定所致:西路军在正式命名前,先是奉命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该计划流产后,又奉命西进,并正式命名为西路军,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西安事变爆发后,曾一度奉命东返,以策应西安事变;待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奉命西进,占领甘、肃二州,并以一部占领安西;其后,中央又根据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变化,一度命令西路军东近凉州。西路军之战略方向和任务的变化至少有六次之多,其中至少有四次与西安事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此可知,西安事变对西路军的失败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西路军对西安事变也起了重要的策应作用。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论恩格斯晚年对社会历史理论的新探索──兼驳“马恩对立论”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恩格斯有着十分显赫的地位。但是，在西方学术界，一些学者却竭力贬低和抹煞恩格斯的理论贡献，指责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所作的一切都是违背马克思初衷的。然而，事实上，恩格斯不仅同马克思一道揭开了历史之迷，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从而完成了马克思的未竟之业。本文力图针对西方学者对晚年恩格斯的不公正评价，从史论结合的角度，通过比较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共性和个性的关系，来揭示恩格斯晚年在社会历史理论方面的新贡献，以期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恩格斯的“合力论”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改革论”──兼驳非难恩格斯的两个观点

一、历史“合力论”──社会系统论的基本原理恩格斯晚年提出和论述的历史“合力论”，既是具体运用唯物主义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特点的最大成果，也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重大贡献。所谓历史合力，就是指构成人类杜会历史的发展动力、发展过程、历史事变、以及出现特殊历史人物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历史“合力论”就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原理。因此，在研究和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说明铸成历史事变的成因、以及说明特殊历史人物出现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时，必须采取系统综合研究的方法。所以，在研…     

驳“教学质量降低论”

进行教学革命以来,教学質量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这是当前教育領域两条道路、两种方針斗爭的一个焦点。有些人認为,生产劳动納入教学計划就降低了教学的質量。我們却認为:这样做,不仅沒降低教学質量,而且提高了教学質量。为什么一件事情,两个答案?因为对“質量”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

元代云南汉地佛教重考──兼驳“禅密兴替”说侯冲元代云南汉地佛教的研究，一直是云南佛教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何以言之？明代云南佛教，有陈垣撰《明季滇黔佛教考》，搜勤闻博，识断至精，体制完善，＂海内外学者咸已诵读而仰慕之矣＂①。南诏大理佛教，近半个世纪尤其近...     

凯尔森论“基础规范”（下）

基础规范是凯尔森“纯粹法学说”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规范秩序之有效性的根本理由。熟悉凯尔森有关基础规范的论述对于理解纯粹法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编译自凯尔森《纯粹法学》（HANS KELSEN，PURE THEORY OF LAW，University of Califorlia Press，1967）一书中论述“基础规范”的一个关键性章节（第34节）。     

失败的“综合”与“综合”的失败──也评“三元价值论”

近年来,丁建中等先生发表一系列文章,隆重推出所谓“三元价值论”,试图对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合理成份加以辩证综合”,进而克服其“局限性”[1]。应该说,论者用心良苦,所论也不乏真理的“颗粒”。但是从总体上看,“三元价值论”矛盾重重,鲜有实质性突破,在若干方面,甚至还不及传统价值理论已经达到的高度。目前,虽然已经见到一些对其提出批评的文章[2],但是,我不能完全同意这些批评所持的观点,故不辞浅薄,就价值的质、量和增殖等三个问题谈一些看法,与丁建中先生等商榷。一、鼻子体化的白质纵观经济思想史,所谓“价…     

综论现代城市建设的旅游效应──兼论海口市城市建设

现代城市建设要产生良好的旅游效应，既要以先进的城市建设理论统揽城市规划和整体布局，又要突出其独特性和科学性，实现城市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略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兼驳“距离论”

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邓小平同志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郑重宣布:“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很明显,小平同志在这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改变这个口号既有思想理论上的原因,也有长期实践中出现的种种弊端。那么,今后该怎样正确认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呢?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论断,他说:“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为了阐明这个思想,小平同志更具体地指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基于这种认识,小平同志把文艺与政治紧密地联系起来看待文艺的社会作用。他深刻地指出:“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     

论屈原“美政”失败的自我原因

论屈原“美政”失败的自我原因余未迟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一生为实现“美政”理想，上下求索，九死未侮，竟至不惜以生命殉之。在总结其“美政”理想失败原因时，一般认为是由于当时楚国上层贵族的腐朽、楚王的昏聩等因素造成的，而很少将研究的视角转到作为一个政治...     

论王船山“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兼驳韦伯命题

基于对历史与现实的考察与批判,王船山描绘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其社会理想以"公天下"为思想核心,以"仁以厚其类则不私其权,义以正其纪则不妄于授"为理论论纲,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土地民有制的呼唤、财产民享制的追求和职位开放制的憧憬三个方面。土地民有、财产民享和职位开放等观念的提出是明清之际经济结构最直接的体现,是公私观念变化的结果,实为"民有"、"民享"、"民治"的民主思想的理论先声。这些观念的公开提出揭开了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长期以来蒙着国家、家族的"公有"伦理的虚伪面纱,为早期私人产业及其利益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因此,准确地揭示王船山的社会理想可以有效地驳斥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观点。     

世纪之交的精神表征──“新都市”小说综论

就小说界来说,９０年代似乎显得尤其热闹。以《钟山》为阵地的“新写实小说大联展”还未收场,其它一些刊物又相继亮出了自己各不相同的小说旗号。有趣的是,这些刊物的小说旗号都是以“新”来标举的,诸如“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新历史”等等,大有“乱...     

话说“招安”（下）

下:《水浒传》中的招安《水浒传》中的“招安”是很令读者瞩目的故事。首先,“招安”是《水浒传》精彩篇章的终结,读到这里,仿佛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读到“陨大星汉丞相归天”;《红楼梦》读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从此而后,一回比一回更败人意。似乎中国古典小说作家都不善于写收尾。招安给人的负面印象是如此之深,向慕“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雄的读者,对“招安”故事感到扫兴,进而发展成为气愤,近几十年来更是把它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加以口诛笔伐;思想较为正统的读者(指旧中国的读者,如果思想很正统,那也就不读《水浒传》了),认为老当…     

人类学视阈中的“文化”与“文明”综论——兼论全球化场景下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交融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文化与文明既有内在关联,也有许多差异.全球化的进程,不仅仅是文明冲突的过程,而且也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过程."和而不同"是全球化场景下文化发展和文化共生的必由之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文化自主和"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可以成为消解文化或"文明"冲突的重要途径.     

刘勰“心物交融说”寻源──兼论“比兴”

刘勰“心物交融说”寻源──兼论“比兴”刘则鸣“心物交融说”是王元化对《文心雕龙》的洞见。《文心雕龙·物色》有言：“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王元化指出刘勰以上二语“互文足义”，意谓：“作家一旦进入创作的实践活动，在模写并表现自...     

驳杨献珍同志的“综合经济基础论”

下面的文章,是一九五五年八月写的。写成这篇文章的经过,需要说明一下。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公布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现在的高级党校的前称)的教学干部在学习总路线的过程中,在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以杨献珍同志为代表的一方,主张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一个综合的基础;反对杨献珍同志的一方,认为过渡时期的经济包含着资本主义基础和社会主义基础,这两种对立的基础互相间进行着“谁战胜谁”的斗争。杨献珍同志的“综合基础论”,实际上是抹煞了这个“谁战胜谁”的斗争,表现为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杨献珍同志把他的意见写成文章,交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宣传部向一些研究理论工作的人征求对于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就写了下面这篇文章。这个争论当时在一些报纸杂志上已经公开展开了。但杨献珍同志拒绝把他的文章提出来公开讨论,因此我这篇批评文章也就没有发表。杨献珍同志把反对他的人的意见叫做“单一基础论’,这是一种歪曲;因为反对他的人并没有说过渡时期只有社会主义一种基础。当时讨论中所说的过渡时期,是专指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点也必须向读者声明。     

教育革命好得很——驳“吃亏”论

整风反右以后,我们学校大力贯彻了党的教育方针,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和群众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学校面貌焕然一新,同学们自觉革命的要求普遍高涨,大多数同学都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各项政治运动和劳动的熔炉之中,做“火凤凰”,是他们共同的决心和愿望。但是近半年来,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的侵袭下,一些人原有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办学观点又死灰复燃,他们对教育大革命的伟大成就,由怀疑、动摇到抱着否定和不满的态度。某些原来比较坚定的同学,也有些动摇,对于还要不要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也发生某些怀疑。     

马克思主义精髓“二分观”（下）——兼与张奎良先生商榷

笔者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的命题,是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提出来的,而不是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不能把这个命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混淆起来、等同起来。精髓需要“二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唯物史观,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是当代中国化的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学习邓小平理论,把握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重要的是把握邓小平理论自身的精髓,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坚持、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实践,重要的是坚持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这种“二分”,是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需要,是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胜利推向前进的需要。     

动词“让”及“让”字兼语句研究

在确定“N1＋让＋N2＋V2”句式中的“让”为动词、整体为兼语句式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N2、V2的语义特征及其各自与N1的关系.也探讨了当“让”分别为使令、容许、听凭义时,N1最初的意愿主动性依次减弱.而当“让”为致使义时,更侧重表明N2发生某种变化,表现一种结果,所以此时的V2可以是形容词.“让”字兼语句更是有自身的独特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