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洞考

沈善洪、王凤贤的《王阳明思想评述》(《浙江学刊》1980年第一期)中提到王守仁“曾隐居会稽阳明洞,又创办过阳明书院,人们称他为阳明先生”。马宝树的《浙东重镇——余姚镇》(《浙江日报》1980年4月12日)一文中称:“明代思想家王守仁,曾隐居故乡余姚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辞海》1979年版的“王守仁”条目中,则说他“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阳明洞究竟在哪里?这几种说法颇有不同。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查考了有关资料,得知与王阳明有关的阳明洞,全国共有三处,而他“筑室”“隐居”的阳明洞,则在现在的绍兴市境内。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王阳明与绍兴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出生于明朝宪宗成化八年(1472年),逝世于明朝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享年五十七岁。王阳明出生在余姚,祖籍在绍兴。成长、生活也主要在绍兴。据《明史》载:“王守仁,字伯安,余姚人”(第195卷第5159页)。他的再传弟子李贽在《续藏书》(第14卷第255页)中也执此说。其实不尽然,《绍兴府志》和《山阴县志》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第61页)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贞建。”“初名新建伯祠,后改为王阳明先生祠”。到了清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李铎修之”,又改为王文成祠,“有司春秋动支地丁致祭(《府志》入防护条》),薛应旗有告文,马如龙有碑记。”     

良知范畴中的过程论思想

王守仁的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在明代曾风靡一时,在以后的很长时期里仍然保持着广泛的影响。目前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其哲学思想作了各个不同层面和角度的深刻剖析,发掘了其哲学思想内容的合理性,揭示了其内容的局限性。但如果我们超越其具体内容来探讨一下王守仁哲学中体现出来的构造体系的思维方法,确立范畴的方法特别是确立良知范畴的过程论     

韩儒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兼论与王阳明体用观的比较

论及中国与韩国的阳明学,王阳明与郑霞谷俱是创始者,他们奠定中、韩阳明学的理论高度,卓然成家。其中,良知体用观最能彰显中、韩阳明学的理论特色。本文聚焦于韩儒郑霞谷《良知(体用)图》的分析,并借由与王阳明良知体用观的比较,凸显郑霞谷良知体用观的内涵与特色。借此,本文也回应当代韩国学者崔在穆之见,指出郑霞谷所树立的良知体用观,虽植根于朝鲜时代性理学(朱子学)的土壤,但仍能相应于王阳明良知"体用一源"的特色,进而彰显韩国阳明学体用观的独特性。要言之,郑霞谷的良知体用观之独特,在于借由《良知(体用)图》的三个由内而外的同心圆,将性理学平列二分静态的"心统性情"之架构,转化为立体动态的"良知统性情",显示良知统性情之体用相即。他不仅回应韩国性理学独特的"四端七情"论辩,也有效针砭中国阳明学的"任情纵欲"之弊。     

王畿心学思想简论

王畿是王学分化、演变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上承王守仁,下启李贽,利用佛、道的思想资料,对王守仁的学说进行了大胆改造和发挥,在学派林立的王门后学中戛戛独造,自成一家。他的思想不仅给明末思想界以较大的震动,而且直接激发了日本阳明学的兴     

陆王异“心”论

谈起心学,人们往往要把陆(九渊)王(守仁)并提,久而久之,心学便获得了一个更为精确,而具体的名字──陆王心学。然而,这个名字在表明陆学是心学的初始阶段,王学是心学的集大成、二者都是心学的最主要代表的同时,似乎又暗示了这种内涵:陆、王的学说只是师承关系、渊源关系,二者一脉相通,大同小异,只有粗略、详尽之分,并无本质之别。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认为,陆、王的学说固然有着不可否认的继承关系,“心”在两人的哲学中固然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但这并不能证明陆、王的心学是相同的。与此相反,陆、王的心学处处显示了不容忽视的差异和对立…     

论王阳明的伦理思想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为他曾隐居绍兴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来又创办阳明书院,被人称为王阳明。为了维护封建阶级的统治,王阳明特别重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统一,企图把道德理论、道德规范和道德修养统一起来,用所谓“致良知”的“不假外求、向内寻找”的方法,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从而为挽救朱明王朝服务。     

王阳明思想中“言语”与“心”的内涵

王阳明的一生 ,可以说始于“无言” ,终于“无言” ,但在始终之间却有“言语”。这“言语” ,实已隐含了阐明其思想的关键。本文探讨了作为王阳明思想的核心的“良知”(心之本体 )说以及“致良知”、“心即理”等“言语”的意义及其思想内涵。作者认为 ,在王阳明那里 ,良知本身是不能用话语来捕捉的东西。而“良知”一语 ,是把本来无法用言语来阐明的本然自我 ,用言语作了表述。提倡“致良知” ,就是要回归自己本然的样子。这若有似无、若简易而又精微的“良知”话语 ,成为对最深邃精奥之本我的指涉。这个表述自我回归之无尽期的语词 ,在自我本然中即化为“无言”的存在。这应该就是王阳明“致良知”说的终极目     

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以王龙溪与聂双江、罗念庵的争论为中心

见在良知与圣人同异与否(圣愚之辨)是中晚明思想史上现成良知之辨的一个核心论题。从“体知”的视角深入分析争论双方对“当下一念”的不同指涉,龙溪以一念善端为依据,当下回溯至心体的一念之微并时时把持于此超越层的良知心体,一念之微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同层的关系,即本体即工夫,发挥了阳明学向上一机的致知理路;而双江、念庵则是从经验层之可能被欲根遮蔽的一念善端来质疑现成良知的,一念善端与良知本体是同质异层的关系,从而开辟了体用有别、用工夫以复本体的渐修进路。     

荀子“性伪论”的美学意蕴

“性”、“伪”是荀子哲学的核心概念。他借助于这对概念，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人性本恶”的主张，而且通过对“性伪之分”、“化性起伪”、“性伪合一”的具体解说，探讨了以礼为核心的整个社会文化的起源。其学说不仅具有重大的伦理学、文化学价值，而且具有不可低估的美学、艺术学价值。一、“性”、“伪”及“性”、“伪”的辩证关系荀子说：“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循之分也”①。具体说来，他所说的“性”，是由“情”、“欲”两个东西构成的，所谓“性者，天之就也；请者，性之质也；…     

千叶之花:王龙溪对礼教的推崇、批判与超越

王龙溪服膺礼教,推崇礼法之士,在家族和地方进行礼义教化;同时他坚持以礼修身,通过持礼工夫来提升道德修养、恢复良知。但由于当时社会上礼义与礼仪相割裂,产生了只重仪式不重礼义的现象,故王龙溪对异化后的礼教进行批判,将其视作一朵结不出果实的千叶之花。其批判的目的在于强调礼义,他以良知解礼,同时在讨论“良知”时侧重于“无”,追求斩尽枝叶、洗净铅华,以礼义统摄繁文缛节,最终实现良知的光复与礼义的回归。在“无”的方面,王龙溪比王阳明走得更远,因此产生了流弊,开后世“非名教所能羁络”之肇端,但又与泰州学派表现出较大差异。     

王阳明《答聂文蔚》第一书成年辨正

此书收《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即《传习录》中篇,系阳明重要论学书札之一。《阳明年谱》载此书于嘉靖五年丙戌条下,谓“八月答聂豹(文蔚)书。”按《阳明年谱》嘉靖三年甲申条记:“十月,门人南大吉续刻《传习录》。《传习录》薛侃首刻于虔,续刻于越。”钱德洪《传习录》中篇首序云:《答聂文蔚》之第一书属“元善(南大吉)所录之旧,”钱氏仅照此移录。故此书不可能成于嘉靖五年,只能成于嘉靖三年十月以前。此书已倡致良知,《年谱》正德十六年辛已条云:“是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故此书又当成于正德十六年以后。     

毛泽东“艰苦奋斗”立国思想探折

1949年,新中国诞生前夕,毛泽东谆谆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艰苦奋斗”是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讲话文稿中经常出现的特色字眼,也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立国”思想。 初得天下,何以治天下?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开国者都曾用心探讨过这一问题。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初年告谓侍臣:“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他的“草创难守成亦难”之见解,去奢省费、澄清吏治之举措,不仅直接造成了唐初的“盛治”,也给后世以鉴镜。     

“铁血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王者之路

“普京尼亚胡”，一位以色列专栏作家这样称呼他。更有以色列媒体称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之王”。2013年1月22日，内塔尼亚胡对自己的第三个任期发起挑战。如果他能够成功当选，并完成自己的任期，他就将超越以色列国父本·古里安，成为执政时间最长的领袖。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内塔尼亚胡几乎没有像样的对手……不过未来，这位“以色列之王”的路似乎并不好走!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论王独清诗歌的颓废风格论王独清诗歌的颓废风格

王独清的诗歌里弥漫着一种忧郁而颓废的情调,这和他本人的流浪经历有关,也归因于他所受到的西方象征派诸诗人的影响。他同时代的诗人穆木天曾评论说他是最能表现“五四”浪漫思潮末期的“颓废的空气”的代表诗人。文学作品中的颓废风格在五四一代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郁达夫和徐志摩。王独清终身一生也没有摆脱他在诗歌中营造的颓废的幻象。     

Zhang Dainian and Chinese Philosophy in the 20~(th) Century

张岱年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三四十年代创造了中国现代新唯物论的哲学体系。在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和发扬方面,他开辟了与现代新儒学迥然不同的“应继续王(夫之)、颜(元)、戴(震)未竟之绪而更加扩展”的唯物主义哲学方向;他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做的独辟蹊径的探索,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不应忽略的重要一章;他倡导的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代表了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也是新世纪中国哲学继续前行的现实道路。     

媵制源流考

《春秋》经文曾多次提到“媵”:“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庄公十九年》)“卫人来媵。”(《成公八年》)“晋人来媵。”(《成公九年》)“齐人来媵”。(《成公十年》)何谓“媵”?“三传”解释不一。《左传》:“卫人来媵共姬、礼也。凡诸侯嫁女,同姓媵之,异姓则否”。《公羊传》:“媵者何。诸侯娶一国,则二国往媵之,以姪娣从。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诸侯一聘九女,诸侯不再娶。”《谷梁传》:“媵,浅事也,不志。……媵,礼之轻者也”。其中以公羊说对后世影响最大。认为“媵”是当时的一种“礼”,这是“三传”的共识,但在礼的轻重、媵的对象、来媵者的范围等问题上,彼此看法差异很大。这固然与“三传”的来源及传授家法不同有关,不过,由此也不难看出作为一种古老礼俗的“媵”早已属于不     

叶赛宁与中国

叶赛宁与中国王守仁在俄罗斯诗坛上，可以说，叶赛宁（１８９５—１９２５）是普希金之后最受读者喜爱和崇拜的诗人之一．前苏联先后为他诞辰７０、８０、９０周年举行过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诗人的家乡康斯坦丁诺沃村整个被俄罗斯联邦划为国家级“文学保护区”，而“保护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