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解《论语》"吾道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

朱熹解《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以“圣人之心,浑然一理”为一,以“一本万殊”解“一以贯之”,并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联系起来,讲“‘忠恕违道不远’,正是说忠恕;‘一以贯之’之忠恕,却是升一等说”,从而建立了“天地无心之忠恕”“圣人无为之忠恕”“学者著力之忠恕”的理论结构,并在这个结构中阐释《论语》忠恕“一以贯之”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区别和相互关系。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中庸》与郭店简《性自命出》篇的人性论

将《中庸》所谓“率性之谓道”之“率”,训为“帅”还是训为“循”,其分歧之实质在于对《中庸》人性论之理解不同。《中庸》讲“自诚明,谓之性”和“尽性”、“成己”,实际都是性善论的观点。郭店简《性自命出》篇以源自人性的正确“心术”为“人道”,以“性爱为近仁”,讲“未教而民恒,性善者也”,实皆性善论的观点。故其所谓“长性者道也”,是指循人性固有之善而长之、教之,与《中庸》“率性之谓道”的说法并无矛盾。所以,汉宋学者训“率”为“循”,乃为确诂。     

朱熹《中庸章句》对“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一种以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朱熹《中庸章句》对《中庸》所谓“赞天地之化育”的诠释,强调人对于自然只能起着辅助的作用, 认为应当通过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协调,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时还认为,要辅助自 然,必须“至诚”、“尽性”而达到“无人欲之私”,应当客观、全面地把握自然之理,并据此合理地对待自然,使之 各得其宜。显然,这不仅是为了人,而且也是为了自然,应当是一种与当今备受质疑的人类中心论不同的、以 人与自然和谐为中心的生态观。     

试论《中庸》思想体系的逻辑建构

《中庸》以“诚”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前提,并将“诚”上升为最高的哲学范畴,由此推演出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政治理论。同时,以一个“内通于性,上通于命”的“中”字作为沟通个体内在心性和外在道德实践的桥梁,通过个体的内心不断的“诚诚”和日常生活中的“用中”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中和”境界。这一过程使《中庸》在其思想体系的逻辑架构上,较之先秦其他儒学文本而自成一体,卓有建树。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兼与二程"中庸"解之比较

朱熹"中庸"解的实学思想,既源自二程以"实学"诠释<中庸>,又形成于对二程后学追逐"未发"而求"中"的批评.正是这一实学思想,使得朱子在解读"中庸"时,能够在二程"中庸"解的基础上,以"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解"中庸"之"中"代替二程的"不偏之谓中",强调"已发"时的随时以处"中";以"平常"解"中庸"之"庸"取代二程的"不易之谓庸",强调"无过不及"的"平常",把"中"与"庸"统一起来.这种解读既体现出朱子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想,又是对二程"中庸"解的发展.     

论中庸与狂狷

长期以来,中庸被人们有意无意间理解为不思进取、保守无作为的代名词。更为不幸的是中庸还常常被理解为孔子斥为“德之贼”的“乡愿”式的东西。文章认为中庸本来就具有“狂”与“狷”两极有机结合的意义,它是进取的、同时又是坚持操守的。在文学艺术中,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结合的中庸原则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也是有益的。     

道与到位——儒道核心观念的体用关联及其政治哲学的创造性转化

道,乃道家的最基本范畴,本义为道路;而道路是因“到达”而成就,因此“道”的音义为“到”.作为哲学范畴的“道”,通常表示事物的本质、本性.合乎大道就是符合“道”的认知和行为,谓之“到位”.“到位”就是合适、正好(不多不少),达到“道”内在而本源的“位”,是道之用.在这意义上,不偏不倚之中庸便是“正好”的状态,亦即“到位”的境界.中庸之道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思想,实质上追求的是处世做事如何“到位”.而《周易》的持中思想正是爻的“当位”问题.由此,道家之道与儒家之中庸在此体用会合.道与到位的体用关系在以“正”为原型的政治哲学中,呈现出新颖独到的文化价值.     

郭象思想中的养生之"德"

郭象以"中庸之德"为养生全性之宗旨,把庄子"缘督以为经"的养生思想和孔子以"中庸"为"至德"的思想联系起来.郭象所谓"中庸之德"是针对"性分"而言,心与身相对?不以"择善"为"德",在郭象看来,以身殉仁或贪生害仁皆非任天命之自当,养生之本在于内保其"德",内心"知足""常适"则福应其身.     

发现"王学"真正的命脉——王安石"字学史"初论

在北宋“选举社会”推动下,王安石勤修“举业”,以“字学”为基,成功中举;入官后,王氏“字学”更见规模;晚年卓尔成家,绵及后世。在此“字学”发展史中,王安石遭逢庆历学风之变,首先力革个人早期“举业化”的“字学”观念,转求义理。其次,又围绕“义理化”的“字学”,重治群经,力主内圣,圆通“王学”,开拓出“宋学”新局。所以,王氏“字学”堪称“王学”主脉。     

阳明心学“三路向”对大学生道德培养的启示

王阳明心学在道德培养上有三种路向:第一种从“负的方法”(格心)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格心-去恶-致知”(由反至正);第二种从“正的方法”(良知)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传习-为善”(由正至正);第三种从“合的方法”(知行合一)开始,其道德培养的理路是“良知-念发-意行”(由知至行).在这三层结构中,“格心”是起始,“良知”是目标,“致良知”是途径.阳明心学的“行”是内心世界的“意行”,不是道德实践的“践行”.大学生道德培养的着力点是防止“知”而“不行”.内外统一、实践考察、德福统一是防止“知”“行”脱节的枢机.     

论“人肉搜索”的合法性及其法律规制

＂人肉搜索＂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定产物尽管存在着诸多不足,但其维护正义及公益性本质为其自身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目前我国对＂人肉搜索＂还没有明确的立法,因此对其加以理性的法律约束与道德考量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借助法律的控制手段规约＂人肉搜索＂,可以避免其可能产生的隐患,发挥其积极效应,促进其健康发展。＂人肉搜索＂的出路一方面在于提高网民自治,另一方面有赖于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加以解释,提高现有法律对＂人肉搜索＂的适应能力,完善网络法规对＂人肉搜索＂进行规范和引导。     

“过犹不及”：德性规范还是普遍方法

"过犹不及"旨在反对"过"这一将道德修养推向极端的错误倾向,用以强调在道德修养中,应该警惕与防止道德极端主义的危害.作为德性规范,它极具意义和价值.但作为思想方法,它并不能与"中庸"相等同,也不是它的主要内容.错误理解"过犹不及"导致对"中庸"的错误认识,从而使折衷主义能够以"中庸"的名义大行其道,"乡原"就是它的主要表现类型.     

论“五行”范式的演化、扩展和价值取向

"五行"原初是中国古人对自然界万物构成的基本元素的概括,并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演绎出万物化生的序列性法则。后来"五行"在思孟学派那里演变为概括社会领域内道德伦理秩序的"五德"。接着邹衍将它变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和政治治理法则。最后,董仲舒使它成为宇宙秩序与政治秩序、道德秩序的统一体。促使这种演变不断发生的是中国古人的人则天地、必须以自然为师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落脚于人间秩序的价值取向。     

对“西门子现象”的法律思考——谈《劳动合同法》第22条的适用

《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来,为保护劳动者权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此同时,在劳动争议案件中由培训费纠纷引起的"西门子现象"显得非常突出。作为解决这类纠纷的法律依据,《劳动合同法》第22条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做到正确适用此条款裁判案件,必须对其中涉及的"培训","培训费用","服务期"等相关术语有准确的解读。     

牟宗三"自觉"思想的理论意义

对道德本心能够"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康德所不承认的智性直观,这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这一思想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因为如果我们不再像康德那样将"自我"规定为"我思"之"我",而是视为一种"真我",那么对于这种"真我"的"自觉"就是无法否认的.     

章太炎"菩萨行"评析

章太炎“菩萨行”既指道德修养行为之本身,又指道德修养之过程,还是道德修养之方法;“菩萨行”主要特征体现为“入世修证重于出世修证”、“利他重于自利”、“中土圣贤即大乘菩萨”;“菩萨行”精神的意义在于它带给整个社会的价值,是一种以失去小我而赢得大我、失去有限而赢得无限、失去有形而赢得神圣的道德活动。     

修身之道与治国之道的统一——古代行政管理经验的总结之作:《大学衍义》与《大学衍义补》

儒家学说以为,如何造就完美人格,对于社会的领袖人物与精英人物至关重要。《大学》一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但这至多只是提供了一种道德原则和实用知识的理论"间架"(朱熹语),如何"填补"和充实这一理论"间架",则是留给后世儒者的任务。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两部书集古代政府行政管理经验之大成,被当时及后世称为"帝王之学",是帝王以及各级官员的必读书。     

论高校“两课”教师要率先践行“八荣八耻”

以“八荣八耻”为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要求,要想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人人身体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文明风尚,高校“两课”教师应做学习、实践和创新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的表率。     

论刑法的“和谐”道德理念

"和谐"作为一种道德理念与事物的完美状态,千百年来为人类所孜孜以求。和谐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诸层次系统所达到之良好状态。作者认为"和谐"理念在刑法中,内在地表现为刑法主要价值要素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外在体现于刑法运行过程之中,并认为良善刑法必然体现并追求"和谐"之道德理念,也惟有"和谐"之刑法方能真正促进并实现社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