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金·奥尼尔戏剧创作的道家视界

尤金·奥尼尔从小着迷中国文化和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不仅融入奥尼尔人生之中,影响其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融入其整个戏剧创作之中,形成新的创作视界,使其戏剧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人物及象征等都烙上了"道"的特色.     

心态抒写:舒婷朦胧诗创作视角探微

作家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 ,总要扮演一个或多个社会角色 ,由于每个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不同 ,他们对生活的感受与理解都有自己的“心态视点” ,视点不同 ,看到的也很不同。对于舒婷 ,这位朦胧诗人的典范 ,她有为一代人的心路历程和社会心理作记录的创作心态 ,也使她的诗歌具有一种异质的美。     

韩愈、柳宗元笔下的“蛇”意象及其文化内涵

韩愈、柳宗元笔下都有大量的动物意象存在,如蛇、鼠、驴等,其中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意蕴。韩柳二人作品中的蛇意象,反映了他们在创作风格和创作心态上的差异,又揭示出两人不同的创作主张和审美理想。     

现代戏创作的“盐城现象”论纲

新时期以来，作为地级市的盐城在现代戏创作方面在全国一直处于前列地位，为每一阶段的戏剧创作、演出都提供了标志性的重要作品，在全国性的戏剧创演大赛和评比活动中多次获得国家级大奖，包括政府文华大奖和曹禺戏剧大奖，实现了由“高原”向“高峰”的历史性突破，以其丰硕而优异的创作实绩，被业内专家誉为现代戏创作的“盐城现象”。     

治定守成与明永宣时期的宫廷戏剧

永乐、宣德朝“宇内富庶,赋入盈羡”,是明代政治最安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不同于洪武朝开国雄主大刀阔斧的强势,此时的统治者是一种治定守成的帝王心态,使得在文化上呈现出不同于前的独特的新风貌,出现了以台阁体为代表的庙堂文学和以宫廷戏为代表的宫廷文化,是明代宫廷戏剧发展的第一个大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宫廷戏剧的特点是歌功颂德、润色鸿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统治者治定守成的心态；二是“鸣盛”的文学传统使然.     

丁耀亢的戏剧创作理论研究

丁耀亢是明末清初有成就的文学家.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大师.其戏剧作品现仅存四种:<化人游>、<赤松游>、<西湖扇>和<表忠记>,均取得较高的艺术成就.其戏剧作品能够反映作者对现实的一种无奈的政治态度及对其身世的感慨.反映了一位封建士子在历史剧变时期的复杂心态.文章从文本与立意、曲辞与风格、题材与思想、表演与舞台等方面来探讨其戏尉创作理论.     

李渔与莎士比亚喜剧人物比较研究——以“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为中心

李渔与莎士比亚分别作为东西方喜剧创作代表人物,其创作既有相似性,也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李渔善于从人物的共性中提炼个性,从而使人物形象“典型化”,莎翁则善于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将共性作为点缀,使“典型人物”更加饱满立体。李、莎喜剧中的“关键人物”塑造相似之因可归结为戏剧创作的基本规律使然及人物原型源于俗世,中西方不同文化所致的戏剧创作系统之分野则导致其差异性。李渔“风流道学”之心性使其刻意摹画喜剧中的“典型人物”和“关键人物”,莎翁“写实”特质则令其喜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对应着现实原型。李、莎喜剧正因为都取材生活、通俗入世,才有广泛的受众。探赜二人喜剧创作的不同侧面与奥秘,也有助于当今的戏剧实践。     

论罗汝芳对汤显祖的影响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罗汝芳与汤显祖师生交谊甚厚,罗师的思想观念对汤显祖影响甚深。受罗影响,汤显祖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人生观、政治观、文学观,进而直接影响其生活、从政及戏剧创作。正是罗汝芳的“生生之仁”、“赤子之心”等论说内化为汤显祖的行为指导思想,于是他在为官从政时能施行仁政,实行人性化的政治管理,赢得百姓的爱戴。也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他能突破前人思维,大胆描写人生之“情”,创作出以《牡丹亭》为代表的戏剧佳作。     

谢灵运与柳宗元山水诗创作心态之比较

刘宋谢灵运与中唐柳宗元都创作了大量山水诗,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山水诗自此历经隋朝、初唐到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自然产生新变。直至金元之际,诗评大家元遗山认为各朝各代诸多诗人中只有柳宗元最似谢灵运,其实二人同中有异,谢柳在寂寞心态上有着表面上的相似之处,实则在对待山水态度上以及此种心态在诗中呈现出来的风格上有着细微差异。     

明清戏曲美学论纲

明清戏曲美学理论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戏剧理论史上具有先进性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明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教化说”的完善与背离之争,丰富和提高了戏曲创作论;二是以汤显祖、沈王景和王骥德《曲律》为代表的对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精细研究。清代戏曲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以李渔《闲情偶寄》中的“词曲部”、“演习部”、“声容部”等为代表的戏曲美学的理论化、体系化;以金圣叹对《西厢记》的评点为代表的对戏曲美学的核心问题———人物形象塑造的深入探讨。明清戏曲美学理论可分为三部分：戏曲创作论、戏曲表演论、批评鉴赏论     

毛批《琵琶》的理论贡献

毛批《琵琶》对戏曲的本质作了全新的审视,对戏曲的结构艺术作了深入的探讨,对大团圆的结局提出了异议,对戏曲的表现方法有系统的梳理。它睹前人睹而未全之秘,发前人发而未至之论,对今天的创作仍有借鉴意义。     

明清福建禁戏与戏曲生存状态

明清福建禁戏主要体现在禁淫戏、禁夜戏、禁酬神演剧等方面。禁戏反映出了统治者正统思想与民间俗文艺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了福建戏曲的生存状态与演变趋向。禁戏使戏曲向雅化与规范的方面发展,有着审美意义上的改进,但却给民间戏曲特有的群体性娱乐活动带来了较大的压制。     

论石凌鹤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

石凌鹤于1932年起撰写、导演了大量形式丰富、内容饱满的戏剧,并对民间地方小戏和中国古典戏曲进行了贴合时代要求和人民需求的改编。通过对石凌鹤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进行研究,整体把握分析他的戏剧观念与具体实践,并以此透视抗战戏剧的整体风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与周贻白地方戏研究

针对周贻白＂非奏之场上不为功＂的戏剧观直接指向的是戏曲舞台上的＂活态＂表演的事实,运用活态传承、地域标志性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相关理论,探讨周贻白在地方戏研究中所体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得出地方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应该首先保持其地域性的结论。     

从歌剧《阿依达》看威尔第在创作中的创新

在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时期,歌剧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发展路线。作为意大利的歌剧创作代表人物,威尔第借用法国大歌剧的创作手法,将意大利的传统歌剧发扬光大,并在此基础上融入了自己的创作风格。在他的歌剧创作中,古典主义时期歌剧中以分曲式结构为主的创作特点被减少,宣叙调与咏叹调的界限亦被淡化。文章以其代表作《阿依达》为切入口,重点探讨威尔第在歌剧中的创新表现。     

西秦地方戏曲是关陇方言的缩影

以西路秦腔、迷胡、陇剧等为主的西秦地方戏曲,吸纳过滤关陇方言,进而确立西府方言方音影响而衍生的粗犷豪放和婉转抒情并重的特点,不仅与中路秦腔并行传播,又在近百年的现代秦腔发展史上派生出许多名宿流派。追本溯源,从西路秦腔所采用的"岐、宝、凤"方言方音至今仍保留于京剧演出中的现象似可想见:正是承袭了兼融关陇方言特质的"西秦腔"根脉,才使"西、中路"秦腔奇葩竞相绽放;再从其唱词的韵辙变异与唐诗类比探析:由西而东一统中原的秦人早就已将秦风"雅言"推向全国,周秦发祥地的西府方言方音很可能是自秦汉以来的官语及文字应用的主要源头。     

明清时期福建外来戏曲声腔的流播及衍变

明清是福建地方戏曲发展的重要时期,繁荣的经济和便利的交通使外来戏曲声腔通过官道、商道、移民等多种渠道传入与流播,深刻地影响了福建地方戏曲生态的变化和戏曲剧种的发展,而外来戏曲在福建繁杂的方言土语和迥异的民风民俗中,必然面临着本土化的变异以求得更大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互为融合包容的特殊形态。     

论宋词对戏曲的影响

戏曲在形成过程中,受到了宋代曲子词的影响。宋代以前,歌舞相结合的表演形式为同处于萌芽状态的曲子词和戏曲所共有。到了宋代,曲子词成为雅俗共赏的歌唱艺术,曲子词的曲调在宋代杂剧和南戏的共时态横向交流中融入戏曲曲调,并对后来的戏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曲子词的缠达、唱赚和诸宫调三种表演形式是戏曲发展的艺术渊源。     

中国戏曲之本体：场上搬演——周贻白戏剧史观研究

针对周贻白的戏剧史观中所强调的＂包举全体＂和＂场上搬演＂的思想,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讨王国维、吴梅与周贻白在戏剧史观念上的差异,肯定了周贻白戏剧史观的划时代意义,即他揭示了戏剧作为剧场艺术的本体性特征。     

论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的互动

纵观北宋后期到清初中国古代小说戏曲诗歌之内在关系 ,三者经历了三个互动阶段 :1 宋元时期戏剧“小说”化 ,改变了自身的内容、性质、体制而真正成熟。 2 明代长篇小说“戏剧”化 ,小说由叙事为主变为写人为主 ,由记事为主变为记言为主 ;又吸纳了戏曲宾白的经验 ,使用方言。 3 明末清初 ,小说戏剧“诗”化 ,《红楼梦》用诗歌创造意境 ,结构小说 ,塑造人物。小说戏剧诗歌互动 ,使三者完美融合 :小说有诗之意境、节奏、韵律和戏剧般人物 ;戏剧有了曲折情节和诗的意境 ,诗歌可以结构小说、塑造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