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大名著的"变脸"看文学经典在当下的命运

如今在各大书店里,最庞大的"家族"无疑当属四大名著读物.一些嫁接于四大名著母体之上的衍生出版物大量出现,比如,所谓后现代文化的<大话西游>,经管、励志类的畅销书<水煮三国>、<麻辣水浒>,还有新近出现的漫画版<红楼梦>,等等.这些作品一问世,便无一例外地成为市场的宠儿和人们争论的焦点.相比之下,陈列于"古典文学"专架上那些装帧精美的原著却显得高贵而落寞.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一再追问:四大名著的"变脸"究竟是对文学经典的光大传承还是糟蹋戏弄?当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涌动,中国虽然主要还在进行现代性这项未竟的事业,但它也已经被纳入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有学者指出,当前中国在文化上既不是一个纯粹的传统社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现代社会,更不是一个纯粹的后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同时并存的社会.本文从四大名著的种种"变脸"现象入手,重点分析文学经典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语境中的命运遭际.     

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

"游戏说"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根据其思想主题的不同,西方游戏说的演变历程可分为五个阶段:古希腊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世界,代表人物为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世界是没有根据的,它自身建立自身的根据;中世纪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上帝,以<圣经>为代表,上帝的创世游戏是为了凸显上帝的全能和自由意志;近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人性,代表人物为康德、席勒,人性的游戏揭示了人的自由本质,当审美被理解为自由的时候,游戏便成为美的规定;现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存在,代表人物为维特根斯坦、伽达默尔,它关注生活世界本身,具有自主性、反本质主义、实践性、活动性等特征;后现代的游戏说,思想的主题是语言,代表人物为德里达、福柯,它致力于对同一性、同质性、整体性、中心、意义的消解,宣扬特殊性、多元性、异质性、不可通约性、不可预见性,具有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哲学本体论等特征.     

中西"游"和"游戏说"的融通性

游戏乃是人类的一个普遍现象和人生的存在方式之一.关于游戏的理论探讨和哲学一样古老而深邃.虽然中西"游"和"游戏说"因深植于不同的文化而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两者之间却有着诸多相通之处:首先,中西文明都是在游戏中并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之所以能进行中西"游"和"游戏说"之比较的深层地基;其次,无论是中国的"游"还是西方的"游戏说"都浸透着对入的生存本身的深沉关切,这使得中西"游"和"游戏说"在存在维度上的深层次对话成为可能.中西"游"和"游戏说"都有着丰富的自由意蕴,这是游戏精神的重要特征之一.     

"周礼"的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

<周礼>乃是战国时期、亦即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期的儒者的一套"乌托邦"、"理想国"性质的社会制度规范的设计.作为儒学的重要经典,<周礼>的根本意义并不在于其所设计的那些具体的、可以损益的制度规范(礼),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适的正义原则(义),包括正当性原则(公正性、公平性)、适宜性原则(时宜性、地宜性).正当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为仁爱,并且超越差等之爱,指向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到具体的生活方式的时间、空间的条件.通过这种正义思想的揭示,<周礼>才能在现代社会中再次成为重要经典.     

"十七年"文学的再反思——兼与王彬彬、吴义勤先生商榷

王彬彬先生的<<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和吴义勤先生的<在历史与审美之间——重读<红旗谱>>,这两篇文章对<红旗谱>的不同评价,实质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十七年"文学?作者认为意识形态的介入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性,也加速了"十七年"文学的传播,促使<红旗谱>等作品成为"红色经典".而文学史一再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是深度的现实关切和完美的艺术性结合的典范.     

"中原"的由来与嬗变

在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中"和"原"都是作为单音节词出现的."中原"作为一个双音节词出现,最早见于<诗经>,<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和<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之句中的"中原",意为原野之中.后来,"中原"逐渐演变为一个固定的名词,成为一个区域地理概念和历史文化概念,其内在意义也因此而更为丰富.     

"戏说历史"的颠覆类型与叙事伦理

"戏说"颠覆历史真实的意义不能一概而论.单纯的"知识性颠覆"并非作品价值评价的核心标准,亦非"戏说"."精神性颠覆"蕴含新型历史认知,以真理正义和精神创造至上原则为价值基础,超越了"戏说"境界."情感性颠覆"既存在"知识性颠覆",又违背"正当"与"善"的基本伦理原则,也缺乏创造性历史认知,方为否定意义的"戏说".研究历史题材"戏说"必须改变概念滥用、意义误判的现象,以文本叙事伦理的特征为根本依据.     

也谈"治世也能出好作品"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     

"身体"的凸显:美学转向的哲学缘起

在当前的学术话语中,"身体"是一个日益凸显、频率渐高的话题.在关于消费社会和视觉文化的著述中,"身体"成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如博德里亚的名著<消费社会>中,即有"最美的消费品:身体"这样非常醒目的一节.西方学者在进行文化研究时也对"身体"本身的研究非常重视.在美学领域中,"身体"也成为一个异军突起的命题.这些理论现象是很应该得到我们关注的,同时,我也认为,这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     

西方基督教背景下的《老子》诠释

对经典进行理解并加以诠释,是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老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道家经典之一,伴随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不同的国家也形成了不同的老学.英国传教士湛约翰、汉学家理雅各和美国哲学家保罗·卡鲁斯是19世纪西方世界基督教背景下对<老子>进行翻译和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他们对<老子>的理解和认识,是根据其特定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知识经验、宗教信仰、思维特点进行的,其中既有将老子思想与基督教相比附的现象,也有对老子"道"、"自然"、"无为"等思想的合理诠释.东西方智慧通过<老子>这部伟大的道家经典得以融通.     

释“和”“谐”

汉字本体结构和字群关系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谐”本义起源于音乐,与华夏先民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体现了听觉感官与味觉感官的愉悦性统一,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心理特征。     

"呈现"与"遗忘"的策略--传媒与万科的文化生产

"意义"主要来自媒体的生产,而有选择的"呈现"与有意识的"遗忘"就是意义生产的基本策略.万科作为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房地产大企业,王石作为一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其品牌的营造、"白领"的想象或偶像化的运作,主要得益于媒体的"呈现".这种"呈现"同时"伴随"着"遗忘",如对"万科金色家园"的业主与万科集团的纠纷,深圳的媒体就表现出让人不可思议的沉默.其实,在媒体与万科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以利益为原则的同谋关系,媒体需要来自万科地产巨额的广告收益,而万科也需要来自媒体的"呈现"与"遗忘".媒体与大公司之间的这种新型关系,必须引发我们对媒体的思考媒体必须以"公器"作为其基本的定位.     

人格的“完美”与“完整”

我国传统理想人格追求人格的“完美” ,结果却违背初衷 ,葬送了国民的“精神家园”。本文提出完整人格 ,以人格的“完整”来归还本属于个人的人格完整性和生活的真实性 ,引领人们回归自己的“精神家园” ;并主张完善人格 ,从完整人格升华到现代意义上的理想人格。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存在的“危机”与“边缘”的存在——再论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边缘性”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释赏心之"赏"及其他

根据现存方言并证之以古代语言资料,可以知道赏心之"赏",是"爽"字韵头脱落后的方言口语记音.这种语音现象具有普遍性,以之解释一些历来释有疑义的词语如"伤心"、"行唐"、"桑新妇"、"刚"、"松(月桑)"等,均可豁然明白.     

“知识”与“道德”的纠葛——周作人的学术思想及其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周作人研究所纠结的问题,其实也是现代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普遍的方法论问题。出于"中国儒家重伦理"的历史认知,周作人呼吁在学术上应学习希腊"纯粹求知"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回到鲁迅"已成为一种共识,那么作为一种基本的方法论,"回到周作人"也是必需的。道德不仅是认识的问题,更是实践的问题。周作人的悲剧不在于他的道德学说,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道德学说。     

“沉默”与“爆发”的双重忧患——阿Q、王秋赦、赵多多形象并论

阿Q、王秋赦、赵多多们扭曲的造反欲望及其愚昧、"沉默"中的"爆发",是一种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体现。他们的"爆发"具有相同的物质和人格背景、行为动机,它比"从昏睡入死灭"的"沉默"具有更大的历史危害性。这类形象也成为历史运行轨道上具有特殊警示意义的路标。其经典性的艺术生命力的生成,源于作家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历史反思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作家创作取向和忧患意识的深度差异,也决定了形象的艺术价值的差异。     

“境界”与“意境”——《人间词话》的核心范畴辨析

"境界"是<人间词话>的核心内涵,学界普遍以王国维是"中国意境论的集大成者"而把"境界"等同于"意境".通过对两概念的统计和辨析可以看出,两者不能等同,王氏对"意境"的使用仍不出传统诗学范围.而从<人间词话>中"境界"使用的频次、内涵、结构、思想资源等方面和意境比较,则王氏"境界"说有二层大的内涵,一是境界的本意,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这一层意义是意境不具有的.二是境界在意境的范围之中,但境界是意境的高级阶段,有境界必有意境,而有意境未必有境界,境界是在意境的基础上融入格调、无功利之真、堂庑气象等元素之后一个更高的原则和标准.<人间词话>在文论史上的意义是"境界"说,而不是"意境的集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