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赋的诗化

六朝时期诗与赋的发展状况处于"一种过渡折中状态"。为了适应新的文化环境,六朝赋家不断地改进作赋的方法,使得赋作逐渐具有了诗化的倾向。这主要表现在:赋作之抒情化,赋作形式之诗化以及赋作修辞格选用之诗化。这使得赋体克服了自身的结构性危机,恢复了生命力,使得其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以复兴。     

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的文学与文人的尴尬

后现代文化景观中的文学与文人的尴尬邱运华时下文学之退出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位置与文人的日趋边缘化，有着密切关系。其原因很简单：传统文人莫不与文学相关，而文学天然地被赋载道功能。当始出建筑文化的后现代文化工业猛烈扩张到广告、电视连续剧、读者文摘、民俗村、...     

赋写建筑——论唐代花萼楼与《花萼楼赋》

花萼楼始建于唐代开元八年(720),位于长安兴庆宫(今西安市兴庆宫公园)内.花萼楼作为玄宗时期象征性之盛世建筑,已然形成诸多与开元、天宝时期有关之历史书写.此楼虽经战火焚毁而沉寂千年,然借由开元年间进士科试中高盖、张甫、陶举、王諲、敬括等五篇《花萼楼赋》,仿佛再现此一皇家建筑状貌.赋作不仅体现了王朝的国力与气度,彰显了盛唐壮丽气象,蕴含浓郁的伦理教化功能,而且其丰富多元之审美艺术,实具有礼制文化与宫阙建筑之深层创作意蕴.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

两汉《诗》学史札记三则董治安一《法言·吾子》：“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是西汉后期赋坛的大家。他四十三、四岁（成帝元延年间）之前，专注于铺张扬厉之赋的创作；而五十多岁（哀帝建平年间）以后，有感于大赋之“劝而不止”，“又颇似倡优”，于是“...     

赋用·国运:《历代赋汇》编纂与校订的文化意涵

"用"是中国文学在早期即已形成的一个重要传统,赋体即因"用"而生。作为中国早期的文学文类,赋体由"赋诗"而来,又投入到"用《诗》"、"用经"的文化体认和建构的事业中去,"尚用"成为中国早期文学批评中最早酝酿成熟的一个理论。从班固《两都赋序》到白居易《赋赋》均主张赋为"古诗之流",提倡借用经义"王言",重拾三代"王道"风尚,至康熙帝御定《历代赋汇》亦为彰显朝廷旨意和国家意志。《历代赋汇》即是历代赋之"能用"的大集合,是历代"王言"的大汇聚,直接关乎"国运",在中华传统文化复兴之路上具有启迪意义。     

说《浑天》 谈《海潮》——兼论唐代科技赋的创作与成就

唐代辞赋踵武姬、汉,百体争开,创作题材,亦多新创,其中科技赋的大量出现,尤为特异。在唐人科技赋中,杨炯的《浑天赋》与卢肇的《海潮赋》最为代表。就赋学艺术而言,以杨、卢创作为代表的唐人科技赋价值取向与汉代京殿大赋相类,首先在宣扬宏大的文化气象,表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大唐天声。杨、卢诸赋以文学笔法写科技论文,充分显示赋家的个人才学,此与赋表才学的文体特征相关,同时也得益于赋体文学博物知类的优势。而唐人科技赋之崛兴,又缘自文化传统的演进,并具体表现在“赋学之复兴”、“科技之发展”、“文化之兼容”与“文学之写实”四个方面     

宋玉《高唐》、《神女》二赋的主旨及艺术探微

本文通过对高唐神女故事传说的考察和作者立意的分析，对二赋主旨提出新说。认为从两赋整体上看，它是以神话为题材的写景言情之作。但两赋的内容又有相对独立性。《高唐赋》借写神女之所居，主要铺叙巫山地区大自然景观，是一篇描写山川胜景的美文，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后篇《神女赋》，则是借神话传说写男女情思，塑造了一个多情女子的形象，是一篇爱情作品，是后世文人言情之作的开端。二赋在艺术上均有很高成就。     

汉赋渊源论

汉代赋作有骚体赋、散大赋和小赋。在三者中,能代表汉代文学特色的是散大赋,能代表汉家帝国气象的也是散大赋。汉代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大交融、大交汇的时代。汉赋,特别是散大赋如同汉代其他文化式样一样,在文化上整合前代,承接着多方位的文化源头。在历代赋论中,失之于偏者多,许多人只注重赋的诗、骚传统,而忽略其他方面的影响;象章学诚：“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文史通义·汉志诗赋》）这样切合汉赋文化特点的言论,十分少见。失之于偏者多,是因为赋受影响于诗、骚的特征明显,不必细察即可发见;得之于全者少…     

左思《三都赋》与西晋文坛风气

左思以诗作享誉百代,却以创作《三都赋》震动西晋文坛。从《三都赋》的创作、面世到引发“洛阳纸贵”的震动,反映出西晋文坛一代风气：其一,西晋统一的短暂繁荣激发起文人创作大赋的巨大热情,消歇数百年后,大赋又进入了繁盛时代;其二,都城洛阳迅速形成一个庞大的文人集团和诗赋创作中心;并兴起一种文人结集、相互标榜,以赋赠答,以写大赋为荣的文坛风气;其三,由于南北文化的交流、碰撞,西晋文坛盛行争辩、品评之风;其四,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了在赋创作上追求个性化的思潮。从风格讲,左思的赋作与诗作基本上是统一于“左思风力”的。     

东汉抒情赋文化精神溯源

汉赋之源是多方面的,东汉抒情赋的兴起与发展有着丰厚的文化精神之源。《诗经》之讽谏、"楚辞"之哀怨、战国纵横之风等都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加之西汉抒情赋抒发失志之悲的坚实桥梁,抒情赋由汉初的涓涓细流,逐渐发展起来,到东汉而蔚为壮观了。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试论汉代咏物赋的意义转变

在汉代文学史上,与苑猎京都大赋和抒情言志赋保持同样均衡发展态势的还有咏物赋。而且和前代文学中的咏物描写相比,西汉及东汉初期的咏物赋在独特的文化环境的影响下呈现出比附颂德的特点,它们强调德行使物象发生的情态改变,有一个自上而下施德的转折,所以其歌颂的对象是以帝王为主。而东汉中后期受时代变化的影响,有些咏物赋开始藉外物来抒发赋家内心之胸臆,有些则增加了对物象本身物质形态的描绘,而且在尽物之态的同时还流露出一些审美观照,将赋家的内心体察以及物象特性巨细无遗地表现出来。而汉代咏物赋这种从比附颂德到托物抒情的转变,正可使我们捕捉和把握到其中所体现的时代、文体以及赋家思想的变化轨迹。     

论谢灵运《山居赋》的艺术特征及其赋史意义

《山居赋》是谢灵运退居会稽始宁墅期间所作的山水大赋.其内容上借赋体状山水之美,写山居之乐,抒自适之情;体式上采用汉大赋结构,又为之自注;手法上写实与铺排兼备,而以写实为主.《山居赋》在艺术上的诸多创造代表了山水赋之极高成就,影响了古代山水诗的发展,引领了南北朝山水小品文,一赋而牵动山水赋、山水诗、山水文,其在赋史和山水文学史上的独特贡献及特殊地位可见一斑.     

试论宋赋尚意的表现特征

中国赋史发展,有所谓骚赋、大赋、徘赋、律赋与文赋等名.骚赋固可以无论,自汉大赋以下,恒有所讥弹.如汉赋辞采、物色、气象固佳,而不免劝百讽一、帮闲帝政之讥;俳赋固有情致,且有声律谐美之誉,然其骈四俪六之拘执,追求唯美之偏颇,极为后世所诟病;律赋得唐代诗歌鼎盛之沾溉,受科举取士之激励,号称继往开来、唯此为盛,然律赋之拘于韵数,且受考试程式之绳检,其不利于为情造文、心手相应者,也不能视而不见;     

由辞赋异途看扬雄赋论

扬雄赋论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扬雄对屈原的评价以及扬雄的理论著作可以归纳其赋论的主要内容为尚丽、尚则、尚用,重视诗人之赋而贬抑辞人之赋。其立论的背景在于当时辞赋异途的现实。而辞赋异途的实质在于辞赋异源,辞起源于楚文化,赋肇始于齐文化。辞、赋二体在形式体制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唐代试赋中的道家文化功能

道家文化在唐代成为试赋的重要表现内容,所司不仅直接以道家经典为题为韵规定应试者的写作范围和试赋内涵,而且非以道家经典为题者亦有描写道家文化者。这类试赋表现出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两大追求,而这种追求又被统摄于道家顺任自然的法门下。试赋对道家文化有这样的认识是与道家文化具有治国牧民的政治功能分不开的,这也使以道家文化为主题的试赋成了参与政治建设的手段。     

初唐“四杰”新文体赋之新变综论

从赋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看,先后出现了骚体赋、散体赋、骈体赋、诗体赋、律赋、宋文赋等不同的形态。有关文体赋的起源学界向有争议,其实,汉代的散体赋、唐代的新文赋,都可称之为文体赋。但初唐四杰的新文体赋主要是非赋名篇的赋作品,以赋名篇的具有文体赋因子的赋作如《浑天赋》较少。且某种文体的兴盛,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及由此形成的审美趋向作用的结果,因"四杰"历文风革新之际、诗体新旧代变之时,学风、文风、时风熏染异俗,其文体赋作品在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与汉代的文体赋有所差异。同时对文体形式的选择,总是与其所承载的内容密切相关,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作家个性特点和人性衍变之迹,以相如之《子虚》《上林》、"四杰"中之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新文体赋之流变生新,皆可一一明睹胜览。     

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

赋训聚敛，旨在天下古今无数单个之物的类聚，也是赋体铺陈的要义。赋是主物的文学，无论大赋、骚体及六朝抒情小赋乃至唐代律赋，都以叙物为主；无论畋猎、都城、鸟兽、音乐、宫观之赋，都有众多飞走名物的铺陈。赋体叙物，是在以字称名，反映人们对于物类的认识、观念和态度；或取于想象虚构，适资凭虚夸饰。汉大赋直承宋玉《高唐赋》等弃情叙物，大题巨制，多致名物，然以讽喻缩减篇幅，或大题短制，不克铺陈。《骚》及屈宋楚辞托物抒情，不同《诗》篇比兴，而是托物连类，义取象征，渐成环境烘托。汉代骚体赋承之，转为就事议论，名物为寡，汉末复归情物。赋中飞走甚众，多在畋猎及猎后游乐与自然环境的铺陈，或以自然生存，非徒猎获而已，不仅畋猎，在都城、音乐、宫观、鸟兽之赋中都有普遍的表现。畋猎乃是汉魏晋赋普遍的题材，飞走物类也有普遍的呈现。然《文选》畋猎赋中扬雄《羽猎》《长杨》，反于畋猎为略，名物为寡，而《上林》多陈苑囿，显示《文选》赋分类与题材分布的相悖。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